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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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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的生存方式与希腊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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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觅食者的情况相同，农耕者养活自己和组织群体的很多方式也都取决于地理环境。起初，在最后一个冰川期的末期，唯一有可能成为农耕者的人群是住在侧翼丘陵地区及此类区域的人，那里的地理条件有利于有驯化潜力的大谷粒草种和大型哺乳动物的进化。又是和觅食者一样，住在这些有利位置的人只能因地制宜地驯化原本就生长在那里的动植物，这意味着当侧翼丘陵地区的第一批农耕者驯化了小麦、大麦、豆子、绵羊、山羊和牛的时候，东亚的农耕者驯化了小米、大米、猪和水牛；中美洲的农耕者驯化了南瓜和玉米；安第斯山脉的农耕者驯化了南瓜、花生、土豆、美洲驼和羊驼；而新几内亚的农耕者驯化了香蕉和芋头。每一个驯化的物种都能产出不同的营养元素，其所需的劳动模式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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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些农业核心地区人口数量的增长，人们带着这些核心地区驯化的动植物向外迁徙，寻找新的农田。一波又一波缓慢流动的移民潮把侧翼丘陵地区的初始农作物一路带到如今的法国，以及现代阿富汗境内的梅赫尔格尔[5]，另有移民把中国的农作物带到了日本和婆罗洲，最终横越了大洋洲。然而，把农业带到全新的环境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农耕者渐渐认识到，大江大河——特别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尼罗河、印度河以及黄河——可以用来灌溉、运输和交通往来。这把作物产量和经济整合推向新高。正是在这些江河流域，农耕者建造了第一批真正的城市，人口呈数十倍地增长，有时甚至达到成百上千倍。然而，如果说靠近大江大河对农耕有利，面朝大海则更是占足了地利。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后期，罗马帝国控制了整个地中海盆地，罗马城的居民人数接近100万。东亚没有酷似地中海的地理特征，但公元609年启用的大运河[6]功能颇像人工地中海，把盛产大米的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城市与军队联结起来。到公元700年，长安也有了100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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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每一个农业核心地区的增长，能量获取方式也经历了一个缓慢的爆炸过程。通过我在《文明的度量》[7]一书中所述的计算方法，一般的富裕觅食者在初步实现驯化的前夜（在侧翼丘陵地区大约是公元前10000年，东亚和南亚地区在公元前8000年，墨西哥和秘鲁在公元前7000年），每天大约能够获取5 000千卡的热量（千卡/人/天），其中有大约一半是食物，其余的则是燃料、衣物、房舍、制造业、运输和其他活动。大约两千年后，在从事园耕的村落建成之时（侧翼丘陵地区大约在公元前8000年，东亚和南亚地区在公元前6000年，墨西哥和秘鲁在公元前5000年），能量获取上升到大约6 000千卡/人/天。接下来的3 000年间，能量获取更是提高到大约8 000千卡/人/天，因为早期的农耕者学会了如何越发有效地利用驯化的资源（侧翼丘陵地区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东亚和南亚地区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墨西哥和秘鲁在公元前2000年）。这些农耕者发现，头年在园中种植谷类，来年改种蛋白质丰富的豆类，不但土壤会恢复肥力，他们的膳食也更多样化。如果用粗糙的磨盘碾碎谷物，食物里会残留沙砾，磨损牙齿，因此，他们学会了筛出杂质，以新的方式处理谷物。与此同时，牧人们也认识到，与其在幼仔时就把驯化的动物统统杀掉吃肉，还不如养一些留着剪羊毛、挤奶，用它们的粪便给土地施肥。西南亚的大型驯化哺乳动物比其他地方都多，那里的人们甚至学会了给野兽套上挽具来拉车。此前搬运任何东西都要抬起来扛走，但耕牛的挽力可达人力的三倍。到公元前4000年，牛拉耕犁的发明实现了驯化动植物的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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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仅仅是开始。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公元前3000年的印度河谷，以及公元前2500年的黄河河谷，使用河水灌溉的农耕者获取的能量大约是10 000千卡/人/天，又过了4 000年左右（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某些地区，公元1100年的中国宋朝，印度莫卧儿王朝在公元1700年或许也是如此），能量获取又翻了两番。食物在消耗能量中的占比的确增加了，从农业肇始之时的2 000~2 500千卡/人/天增至约6 000~8 000千卡/人/天，但大部分增量来自以便宜的卡路里来替换昂贵的热量（肉、酒精、栽培的水果等）。在这一万年的历史长河中，大多数农耕者仍然身材矮小，营养不良。人均能量获取增加了6倍，达到大约30 000千卡/人/天，似乎已经达到了纯粹的有机经济（图3.3）所能达到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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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峰值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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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4000~前1年，世界人均能量获取的最高水平（数据引自莫里斯，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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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野生动植物所能提供的能量如此之少，觅食者必须颠沛流离，四处寻找其生计所需的资源，但单位面积土地的能量获取稳定增长，意味着大多数农耕者不必如此。诚然，农业社会也有些成员要不断迁徙：牧人赶着羊群往来于冬季和夏季牧场之间，而在贸易城邦，则有少数人（其数目无法量化，比例较大，但跟农耕者相比仍然是少数人）有时要在海上航行逾100英里[8]之远。某些人漫游的范围显然大胜从前；虽说觅食者不断迁徙，但他们大多只会逗留在方圆数十英里的区域，而到公元前5世纪，腓尼基水手大概已经环航了整个非洲。在公元纪元的头两个世纪，至少某些埃及和印度的水手会定期拜访彼此的故乡。公元2世纪葬在意大利瓦努里（Vagnari）的一个成年男子的DNA（脱氧核糖核酸）表明，他来自东亚，中国的史书似有记载，公元166年，罗马使节抵达过汉朝的都城雒阳。到公元1600年，几个欧洲人扬帆环游了整个世界，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贸易。另一方面，尽管这些环球旅行者不断刷新纪录，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农耕者的生活空间比大多数觅食者还要小得多，这些农耕者一生所到的最远处，距其出生的村落不过三四天脚程。对于在公元1368~1398年统治中国的洪武帝来说，20里路（大约7.5英里）是一个人离家所能抵达的最远距离，而13世纪的英格兰法律对于“邻里”（一个明理的人从其所在的村庄出行拜访他村的距离）一词划定的畛域也如出一辙，这大概并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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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来自农业社会的第一手资料里充斥着浪子、游吟诗人以及年轻人闯荡四海创造财富的传说，但实际上由于农业所释放出来的人均能量获取增长了6倍，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反而越来越不可行，因为社会规模的增长更为强劲。在觅食社会，每平方英里土地通常只需支撑不到一人的生存，如果环境恶劣，这一比例可能会降低到每十平方英里养活一个人。但是，农业社会的人口密度往往会超过每平方英里10人。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有5 000平方英里的领土，人口约35万，比典型的觅食社会高出两到三个量级，而在尼罗河谷、长江与恒河三角洲的灌溉农田，人口密度大概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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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村落的规模增长得更快。冰河期的觅食者穷其一生，见过的最大人群估计也不过数百人，而那一般是在游群聚集的时候，一年也只有那么寥寥几天而已。然而时至公元前7000年，在当今土耳其境内的加泰土丘[9]常年定居的就有大约1 000人；公元前3500年之后不久，逾万人定居在伊拉克南部的乌鲁克[10]；到了公元前700年，伊拉克北部的尼尼微[11]容纳有10万居民；前文也曾提到，公元100年，有100万人住在罗马，这一数字大概比公元前20000年的世界人口总数还多；而到公元700年，中国长安的居民数量也达到了这一规模。罗马帝国和同时代的中国汉朝帝国各自有至少6 000万人；到公元1600年，中国的明朝有1.6亿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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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英亩农田的能量获取稳定增长，才有可能养活这数百万人口，但代价是承星履草、胝肩茧足的劳作。萨林斯的原始富裕社会中相对悠闲的觅食者与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所记述的操劳过度的农耕者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事稼穑，兀兀穷年”，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12]曾在诗中这样写道——他的《工作与时日》（作于公元前700年前后）是现存最古老的文献资料，旨在从农民的角度来描述生活。26个世纪后，意大利南部的一位神父断言：“农民每天就是为了吃饭而工作，为了有力气工作而吃饭；天黑了就睡。”发掘出土的骸骨表明，古代农耕者受到的重复性应力损伤往往比觅食者更多；他们的牙齿常常很糟糕，这是其饮食范围受限，摄入碳水化合物过多所致；他们的身高从农耕时代开始便稍有下降，直到20世纪前都没有明显增高，这是揭示整体营养水平的一个相当准确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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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者需要多么艰辛的劳作才能果腹，不只取决于他所在的地域和拥有的财富，还取决于他的时代处于人口周期的哪一个阶段，人口爆炸与萎缩时期交替出现是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像觅食者一样，农耕者很少能与环境和谐相处。在欧洲这个学者们研究得最为深入的地区，考古学数据表明，公元前8000~前2000年，人口呈指数级增长，每16个世纪左右便翻一番，绘成图表更是跌宕起伏，每一个可怕的崩溃过后，总有突如其来的人口波峰（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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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后的第二个千年，更加丰富的证据让我们得以更精确地追踪这些模型。从大约公元900年开始，气候温暖潮湿，人口稳定增长，气候学家称这段时间为“中世纪暖期”。这迫使农耕者更加艰辛地劳作，因为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人手更多了，抑或耕种的土地不似先前那般肥沃；但在1346~1400年，黑死病（导致这块大陆上的近半数人口死亡）大大降低了土地—劳动力比，使之转而有利于幸存者。非技术工人的真实收入在15世纪激升至前所未闻的水平，但随着人口数量的恢复，农耕者又必须以更加努力的劳作换取低廉的报酬（如后文图5.8所示）。在18世纪的欧洲，启蒙知识分子发现，农民们认为15世纪是黄金时代，悠闲度日，以蛋糕和麦芽酒为伴，与他们自己的悲惨时代形成了鲜明对比。约翰·昆西·亚当斯[13]在记述1800年的故乡时说，当时的农民村落是“用泥浆和茅草盖成的破屋……里面住着衣衫褴褛、面色苍白的乞丐……房舍都住满了儿童，身上除了一件粗糙的衬衫外别无他物；更有的一丝不挂，身上满是寄生虫，看上去就像瘟疫横扫之后的埃及大地一样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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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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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3 658个公开发表的放射性碳日期（数据来自申南等，2013）测定，欧洲人口在公元前8000~前2000年之间呈指数级增长。在一系列崩溃与繁荣之间，长期趋势是人口每1 600年左右翻一番。（所有日期均在整个研究区域内，样本N = 13 658；二项分布N = 6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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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来自化石燃料世界的访客看来，就算在人口周期中最幸福的时段，农民的生活也是污秽、粗野和贫穷的。安东·契诃夫于1897年发表的一篇反映严峻现实的短篇小说《农民》（Peasant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小说里的反英雄主角尼古拉·奇基利杰耶夫是一位生活在莫斯科的贫穷仆役，后来因为疾病被迫回到了祖先的村庄，但契诃夫说，就连这样一个简朴的人也“早已被这经常不断的叫骂、饥饿、煤烟和臭气弄得筋疲力尽，他已经痛恨鄙视这种贫穷的生活，而且在妻子、女儿面前常常为自己的爹娘感到羞愧”。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怀疑契诃夫对农民悲惨生活的精准理解，但应该记住，那至少不像觅食者的生活那样恶劣。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14]估计，古代和中世纪农民养活自己的收入一般相当于每天1.50~2.20美元——这当然不算多，但比觅食者的每天1.10美元好多了。根据我本人关于能量获取的估计，差距很可能更大，像罗马帝国或中国宋朝这样真正繁荣的农业社会，农民的收入水平比最繁荣的觅食者要高5~6倍。就算契诃夫笔下不幸的奇基利杰耶夫也有个小农舍，房子里有俄式茶壶，壶里有茶，还有烧开茶水的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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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比觅食者社会更加繁荣，但等级也森严得多。我们在第二章看到，在某些条件下（像是18世纪太平洋西北地区，或是史前的日本或波罗的海地区普遍存在的情况），觅食社会的财富分配可能很不均衡，但其程度远不及农业社会。目前有实际统计数字的最古老的例子是罗马帝国，那里颇有些人腰缠万贯、富甲一方。有位C·凯基利乌斯·伊西多鲁斯（C. Caecilius Isidorus）在公元前8年去世时留下的遗产包括3 600对牛、257 000只其他动物、4 116个奴隶，还有6 000万塞斯特斯[15]的现金（足以供50万人吃上一年）。与此同时，一位名叫L·塔留斯·鲁弗斯（L. Tarius Rufus）的高级军官单单一次地产交易失败就损失了一亿塞斯特斯的巨资，历史学家克里斯·威克姆[16]认为，到公元4世纪，顶级豪门——阿尼奇家族（Anicii），彼得罗尼家族（Petronii）和凯奥尼家族（Caeonii）——“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私人土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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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好的情况估计，在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基尼财富系数在0.42和0.44之间，以当时罗马的科技和生产力水平，这意味着罗马的精英阶层（大约占人口总数的10%）从其他罗马人那里榨取了大约80%的理论最大剥削率。这一基尼系数比觅食者的平均系数（第二章提到过），即0.25，要高得多（图3.5），但罗马的不平等情况似乎在农业社会相当典型。另外一项研究比较了13个农业国，计算得出的平均基尼系数为0.45，而计算出觅食群体的低系数的那一组人类学家发现，在他们的样本中，8个小规模农耕者社群的平均基尼系数是0.48。（这个研究小组还研究了4个园耕者群体，发现其平均系数为0.27，仅比觅食者的系数略高，这倒是在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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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社会——比觅食者社会更加拥挤和繁荣，但更不平等——成为现实的唯一充分必要条件，是劳动分工复杂度的一次大飞跃。这种社会最明显的特征便是规模远胜家庭的经济组织的出现，我随后会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但在研究如此大规模的组织之前，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和觅食社会一样，家庭仍然是农业社会经济体的基本单位，但家庭内部结构已经面目全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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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贫富不均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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