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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先生犯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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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欧内斯特·盖尔纳（我在第三章中称他为阿格拉里亚的发现者）放弃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哲学讲席，成为剑桥大学的社会人类学教授。当时我还是剑桥的研究生，盖尔纳甫一到校，我和同事们就发现他有个特别让人难堪的习惯。每次开研讨会他都会坐在前排正中，演讲人还在说话时他就睡着了，听众一鼓掌他就惊醒过来，提一个问题，将演讲人的致命错误假设暴露无遗。我最初看到他玩这个把戏是在克里斯托弗·蒂利[14]（如今已是世界一流的考古学理论家，但当时只是个新科哲学博士）做社会学理论和考古学报告时。“他们告诉我，你是个出色的考古学家，”盖尔纳说，“既然如此，干吗要做个糟糕的哲学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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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盖尔纳说得有道理，而且我近30年的工作都基于一个假设，即我们考古学家应该把哲学留给哲学家去研究。人类价值观研究中心邀请我做坦纳讲座诱使我走出了这个安逸圈，但克里斯蒂娜·科尔斯戈德的一句话最终让我看到蒂利说得也有道理。考古学无法避免地具有哲学的意蕴，除非有优秀的哲学家认真精深地研究考古学，否则考古学家别无选择，只能成为一名糟糕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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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斯戈德教授指出，在研究人类价值观时，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我提出的那一个，即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与真实世界的人们对这些价值观的解读方式之间的区别，而是“成文价值观”与“真实道德价值观”之间的区别，她认为前者是指“人们实际持有的价值观”，而后者则是“我们应该持有的价值观”。她将该术语的使用追溯至早期现代欧洲，说“如今的哲学家不再沉迷于那个说法了，但如果我们借用这一说法，则不妨把真实道德价值观与成文价值观之间的差别，看作永恒的价值观与事实上只有特定时空的人们支持的价值观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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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以科尔斯戈德的方式来看待问题，解释乔治先生价值观的挑战实际上就变成了解释农耕者为什么会有如此错误的价值观。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应该以科尔斯戈德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因为我在本书中两个主张的第一个推论，便是她提出的真实道德价值观与成文价值观之间的区别是毫无意义的。科尔斯戈德一度说“我们不清楚莫里斯是否相信有真实道德价值观存在”，所以我要澄清一下：如果从科尔斯戈德使用这一短语的意义上说，我不相信有任何真实道德价值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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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说是因为人类价值观只能由人类所持有，而如果人类无法从环境中获取能量，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持有任何价值观（诗人奥登[15]说“先填饱肚子，再谈论道德”）。这必然意味着根据定义，真实人类的价值观就是成文价值观，由我们从世界获取能量的方式所塑造；这正是为什么我说科尔斯戈德提出的真实道德价值观与成文价值观之间的区别是毫无意义的。从头到尾，我们讨论的都是成文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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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我们将真实道德价值观与我所谓的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等同起来，这种真实/成文价值观之间的区别也一样毫无意义。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绝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它们在依靠觅食生存的真实人类中发生了进化，因此被解读为公正、爱等，这与其从野生动植物中获取能量并与从事同样活动的其他人类展开竞争时效果最佳的方式是一致的。试着想象一下，人们不知为何摆脱了获取能量的需求，然后却开始思考他们的道德价值观是什么，这可真是个古怪的行为。实际上，这让我想起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讲过的一个故事。他说，从前，埃及法老普萨美提克[16]痴迷于谁是地球上最早的居民这个问题，决定做个试验。他下令把两个新生的婴儿隔离抚养，让他们根本听不到其他人类的声音。两年后，试验获得了预期的结果：孩子们突然伸出双手向他们的看护人喊道：“bekos！”——这是弗里吉亚[17]语“面包”的意思。“埃及人接受了这个证据，”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得出结论说弗里吉亚人比他们自己更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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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有点儿傻气，但问人们如果他们不属于说某种语言的社群，他们会说哪一种语言，实际上并不比问如果他们不是靠获取能量来生活的真实人类，他们会持有哪种价值观更傻气。就算是经过最无懈可击的推理得出了脱离任何背景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实道德价值观，也必须以某种形式的能量获取为前提。理论家往往会认为他们身处其间的能量获取环境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点毫不奇怪，同样不用惊讶，他们往往还会下结论说，那个世界的价值观就是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优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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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一点，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约翰·罗尔斯著名的思想试验。那个试验要求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起初身处一个“无知之幕”之后，不知道自己生来是男是女，富有或贫穷，贪婪或懒惰，健康或虚弱，如此等等，我们会愿意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罗尔斯的结论是，人们最终会同意两个公正的原则：所有的人同样自由，以及制定规则限制一切形式的不平等，对群体中境况最差的人有益的不平等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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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的著名提议，即我们应该祈望的社会是一个要求我们“分享彼此的命运”，并且“承诺只为共同利益才利用自然和社会环境”。在他看来，这意味着拒绝等级制度；他辩称：“贵族政治和封建社会是不公正的，因为它们把……偶发事件当作隶属于某种程度上封闭的特权社会阶层的归属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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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罗尔斯一样，我也生长于一个自由的化石燃料社会，并且我也认为这种观念很有吸引力——前提是我可以假设无知之幕另一侧的世界也是由化石燃料提供动力的。但如果驯化的动植物几乎就是那里唯一的能源呢？毕竟，既然称之为无知之幕，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假设任何事情。就我们所知，我们进入的将是一个农耕者的世界，面对着的是农业社会的关键难题：尽管大规模的协作是我们糊口维生所必需的，但劳动的边际回报通常极低，以致关键任务只有强迫劳动才能完成。同样，和罗尔斯一样，我也没有费心去做任何实际的研究来测试我的先入之见，但我怀疑，大多数人在面对出生在农业世界而非化石燃料世界这种可能性时，或许不会选择罗尔斯谨慎指点的平等主义方向。事前的最佳选择或许是更有保留地承诺秉持一整套更粗糙，也更易操作的价值观，那自然是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包括公平、爱、同情等等，让实际生活在幕布另一侧的人们来决定如何对这些价值观进行最佳解读才能远离饥饿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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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纳或许会将所有这些都看作糟糕的哲学，但在我看来，尽管罗尔斯精辟地阐明了其对自由的化石燃料价值观的洞察，他却没有以其理性的方式得出科尔斯戈德所称的真实道德价值观，因为这样的永恒价值观根本就不存在。如果幕布另一侧的物质条件是中世纪，那么秉持封建观念的人们会兴旺昌盛，而平等主义者则不会。如果我的这一说法成立，那么我对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与人们对它们的解读之间的区分就是正确且重要的，而科尔斯戈德在真实道德价值观与成文价值观之间进行的区分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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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不同意科尔斯戈德把我问乔治先生的问题重新组织成一个关于农耕者为何如此大错特错的问题；且由于我不同意农耕者未能正确地进行价值判断，所以她关于农耕者何以失败的解释自然也与我的解释格格不入。有关农耕者之错，她提出了三个可能的理论。第一个她称之为社会实证主义，“人们实际进行价值判断的东西则完全可以归因于社会学力量，而后者又是由进化力量所推动的”；第二个是启蒙观点，“人类具有价值判断的能力，这种能力天然地倾向于依附真实道德价值观。但就像学习科学知识的能力一样，这种能力……真实道德价值观，迟迟无法进入视野”；第三个则是扭曲观点，“人类具备价值判断能力，这种能力天然地倾向于依附真实道德价值观，但这种倾向性容易受到……会屈从于贬义的所谓‘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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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斯戈德说得不是很明确，但我认为她是在指出我的论证属于社会实证主义，尽管她对这种思维方式的批评听上去说得不太像是我写的这本书。科尔斯戈德说，社会实证主义的主要弱点在于“如果价值观只是某种能量获取形式所需要的一种维持社会形态的方法，人们也知道这一点，那就很难了解价值观的运作方式。在价值观起作用之前，人们必须首先相信自己在践行着真实道德价值观”。我完全赞同，因此我很自信地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社会实证主义者（我是个功能论者，不是社会实证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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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同意科尔斯戈德所说的除非人们真正相信它们，否则价值观并不成其为价值观，理由是历史和人类学的发现看来很清楚：人们一般的确相信他们的价值观，因为所有可以为这两个学科所使用的证据都指向这一结论。以神圣国王为例。普鲁塔克讲过一个很好的故事，公元前324年，亚历山大大帝经过10年终于打败了整个波斯帝国，来到印度边境时，他问一个当地的智者：“人如何才能变成神？”这位聪明的名士告诉他：“那要做一些人力难为之事。”我总是想象亚历山大挠着头想自己认识的人里谁做过人力难为的事情？并很快得出了答案：我知道了。那就是我啊。我刚刚征服了波斯。还从来没有哪个凡人有过我这样的成就。我就是神，如果我的朋友背叛了我，我也不该因为杀了他而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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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亚历山大是否真的认为自己是宙斯之子，不过从他的表现来看，他显然是信以为真了，且至少从公元前332年起便开始进行宣传，企图让全天下也信以为真。我们也不知道古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似乎在他与智者的对话之后不久，亚历山大命令人们崇拜他时，大多数人只是一笑了之。但在公元前307年，雅典人却愿意为亚历山大的前将军们建造祭台并祭祀他们。一个世纪后，希腊人把他们的国王当作神来崇拜就再正常不过了。同样，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人们是否真的相信那些有严重缺陷的统治者是神灵，但相信后者是事实上的“救世主”大概能以最不费力的方式解释两个明显的事实——这些人所做之事看来超出了凡人所能，并且掌握着超人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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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农民在想什么，我们所知非常有限，但我仍然怀疑当阿格拉里亚社会的成员给予男人凌驾女人、富人凌驾穷人等诸如此类的权力时，是否的确相信他们正确解读了自己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就像化石燃料哲学家往往会认为，自己坚信平等的需求就是再正确不过的价值判断。但鉴于我和科尔斯戈德教授似乎在社会实证主义是个糟糕理论这一点上还算意见一致，我这里就不再啰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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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谈谈她的这句话：“我认为启蒙观点值得一谈，但更值得探讨的则是扭曲观点。”我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她关于启蒙观点的意见，但这只是因为（正像我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解释的）我认为启蒙运动本身就是能量获取增长的产物。然而，扭曲观点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都非常重视阿格拉里亚的意识形态，前者说它扭曲了人们正确进行价值判断的能力，后者说“大众往往失去了对财富分配和暴力的控制，权力转移到核心小群体手中，这个小群体还会实施某种意识形态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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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都没有十分严格地定义“意识形态”。诚然，这是社会科学词典里最难定义的词汇之一，但我冒着看似好辩争胜的风险，还是要把他们对这个术语的使用归结为人类学家塔拉勒·阿萨德[18]曾经称作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观点，将意识形态看作一个错误观念的连贯系统，维持着剥削和统治的整体结构”。我在这里引述了阿萨德的话，是因为关于这种对意识形态的看法，他的评注是“姑且可称之为意识形态的《绿野仙踪》理论。和多萝西一样，人类学家［或哲学家、古典学者］撕开了表象话语的面纱，暴露出本质的现实——一个长相普通的老人正忙着在摇一台手动机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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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人，你也能永远地欺骗一部分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据称这话是亚伯拉罕·林肯所说（也可能是P·T·巴纳姆[20]说的）。但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显然认为林肯/巴纳姆是错的，他们认为一万年来，阿格拉里亚的每一个人都是被牵着鼻子走的——女人被男人，穷人被富人，每一个人都被牧师牵着鼻子走，并被洗劫一空。我就是对此不能苟同。人类是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据我们所知，也是整个宇宙中最聪明的）。我们为自己遭遇到的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找到了答案。如此说来，如果农业价值观真的只是邪恶精英玩的把戏的话，又如何能存续一万年？我遇过的大多数农民都很精明；那么为什么过去的农民却傻到没有猜出魔法师的屏风后面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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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幕布。幕布只是现代学者自己想象臆造出来的东西，是“只有一小撮精英才有可能认为等级制度是好事”这一假设的必要前提。实际上，农民拥有农业价值观不是因为他们上了当，而是因为他们有常识。常识——我是指人类经过生物进化所得到的从经验中汲取教训的能力和根据周围环境调整行为的能力——告诉人们，在平均能量获取在8 000~35 000千卡/人/天的任何社会里，农业价值观都是让大多数人温饱和安全的有效手段；当能量获取升高到35 000千卡/人/天以上时，常识又告诉人们，是时候来重新解读他们的价值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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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强调常识，因为西福德认为“‘常识’——说来有些矛盾——通常都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并非如此。常识绝不是意识形态的，而恰是意识形态必须奋力战胜的东西。常识并不总是理解现实的好用工具——毕竟，常识告诉我们太阳围着地球转，世界是平的，而空气不是一种物质，但要想明白什么最有效以及我们行为的可能后果是什么，常识可是个极其有效的工具。神圣国王、男尊女卑和生而为奴都不是事实，但在农业社会，这三种观念都很有效，因此常识告诉人们应该相信它们，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劝说人们忽视常识非常困难，这也正是为什么没有人能够永远骗住所有的人（就算只有一万年也做不到）。常识是有腐蚀性的，能像酸性物质一样把意识形态侵蚀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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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福德在评价我在肯尼亚的卢希亚人中工作的经历时，说出了常识都是意识形态这句话，我认为那次的经历实际上很好地例证了我的观点。1986年，我带着关于殖民主义邪恶罪行的一套坚定的化石燃料假想到达肯尼亚，但很快就屈服于常识，雇用了当地女人来给我送水。“伊恩在肯尼亚只是个临时的个体观察者，”西福德教授说，“对村民们而言，最好还是不要适应那样恶劣的环境，而是借由改善供水来改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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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此话说明他根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本地人指给我们夫妻俩看，几个废弃的抽水净化站的遗迹上早已杂草丛生。他们解释说，肯尼亚西部太穷了，就算援助组织建造了水站，连付费维护设备运转的人都找不齐，那里没有足够的纳税人或行贿人让远在内罗毕的政府有心顾及此事。但是通过从溪流中拉水换钱，卢希亚妇女却是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她们的生存环境。她们在运用自己的常识，从家务转向受薪工作，就像20世纪40年代之后的美国和欧洲妇女一样。跟我们谈话的卢希亚人看来非常明白，就对待妇女劳动而言，他们从农业价值观转变为化石燃料价值观的速度越快，给肯尼亚西部带来资金和改变生存环境的速度也就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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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与其邻居坦桑尼亚的反差很能说明问题。坦桑尼亚——当时叫作坦噶尼喀[21]——在1961年脱离英国取得独立，而肯尼亚独立是在1963年。当时两个国家都很穷，并且在斯时那个独立的美丽新世界，两个国家通向因达斯特里亚的道路是应该选择基于市场，还是选择社会主义，远没有那么一目了然。肯尼亚的统治者大体上选择的是前者，让肯尼亚人自由地遵从常识（除非这会导致他们批评统治者），而坦桑尼亚则选择了后者，要求公民的常识服从乌贾马（ujamaa），这是一个斯瓦希里语[22]词汇，意思大致是“像一家人那样团结”。这种意识形态（又称作非洲社会主义）坚决否定了化石燃料世界的很多现实，革命党[23]把600万城镇居民强行迁移到农村，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1961年，坦噶尼喀人就已经比肯尼亚人穷了，肯尼亚人每挣1美元，坦噶尼喀人只能挣64美分，但是到1986年，乌贾马又把坦桑尼亚人的工资降到了51美分。我们夫妻俩那年秋天抵达阿鲁沙[24]时——巧的是那里正是起初宣布乌贾马主义的地方，和肯尼亚相比，那里的食物少得让我们震惊。一天晚上，我们能找到的唯一晚餐就是“山羊汤”——泡在温吞水里的一根骨头和少许羊油。因为停电，我们只得在一片黑暗中进餐。但自2001年以来，乌贾马终于让位于常识。坦桑尼亚人全面接受了市场和受薪工作，到2013年，肯尼亚人每挣1美元，坦桑尼亚人就能挣94美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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