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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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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全球史视野书写的帝国史牛津大学约翰·达尔文先生的《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是一部运用全球史理念并用全球史新视角研究帝国的著作，出版以来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普遍的好评。英国《每日电讯报》称它“是一部学术巨著，其广度、深度和视野都令人惊叹……是一部异常厚重和富于原创性的著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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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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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共506页，按世界帝国出现时间的先后顺序分为9章：定位；欧亚大陆与大发现时代；现代早期均势；欧亚大陆革命；与时间赛跑；帝国的界限；世界危机之路（1914—1942）；被否定的帝国；帖木儿的阴影。无论是这部书的章节安排还是行文风格，都充分体现了全球史的视野与研究手法。在第1章里，作者就明白无误地指出：“全球化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它听起来像一种进程，但是我们常常用它来描述一种状态——经过一段变化后的终点站。”John Darwin,After Tamerlane,p.7.这正是达尔文在本书中使用的全球化或全球史的意义。在他看来，与其说全球化是一个进程，不如说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全球化时代的状态，是某种终点，即“我们能用可辨别的形式——‘全球化世界’的一般特征——描述全球化已经达到的阶段”。也就是说，“全球史”是世界史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发展，也可被称为“新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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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阶段，全球化有着下列鲜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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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一全球市场的出现——不是为全部产品而是为最畅销的产品服务，也为提供资本、信贷和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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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间的日益增强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它们在地理上可能非常遥远，但其利益（甚至非常小的国家的情况）变得全球化而非区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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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具有全球性组织的媒体深入渗透到大多数文化，它们的商业和文化信息（尤其是通过“品牌”语言）几乎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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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移民和大迁徙（被迫的或自由的）的巨大规模，创造着关系网与联结，它们挑战了19世纪的欧洲海外移民或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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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两极时代”（1945—1989）废墟中产生的单一“超级大国”，与所有其他国家关系上，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在世界现代史上无出其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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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和印度戏剧性地重现为制造业大国。巨大增长的世界产出和世界经济均势的转移，它们庞大人口（分别为13亿和10亿）的经济动员被比作19世纪巨大新土地的开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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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全球史观体现在更注重各帝国间的碰撞与互动。他明确指出欧亚大陆而非海洋是世界历史的轴心。在全球帝国中，绝大多数集中在欧亚大陆；谁控制了这块地方，谁就主宰了世界。因此必须把欧亚大陆的“世界岛”（麦金德的术语）视为世界（以及全球）历史的中心点及其决定性竞技场。与传统的帝国史不同的是，达尔文不是把1405年以来的世界帝国逐个罗列，也非研究各个帝国的兴衰史，而是从横向研究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的历史进程，从纵向研究帝国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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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称，他探究了三个议题：第一是全球“联结”增长到了我们称为“全球化”的强化形式。第二是欧洲力量（后来是“西方”）和帝国途径在这个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三是欧亚大陆许多其他国家和文化面对欧洲扩张表现出的韧性。每一个因素都在塑造世界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20世纪，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半统一的经济政治体系，一个共同活动场所，没有哪个国家、社会、经济或文化能完全超然物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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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去“欧洲中心论”的做法也体现了其全球视野。他认为，欧洲对其他文化和人民的评论不应该再被当作“权威版本”对待，欧洲不应该被当作变迁的中心，不应该视欧洲的现代世界之路为自然的或“正常的”。事实上，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亚大陆的中国、伊斯兰王国、欧洲都形成了高度的社会政治组织和物质文化，都展示了领土扩张的显著能力。在达尔文的视野里，地理大发现不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欧亚大陆有着同样重大历史进程：如明朝专制主义的巩固，奥斯曼帝国新世界大国的出现，萨非王朝统治下的伊朗重新统一，伊斯兰教迅速扩张到西南亚，以及1515年后在北印度一个巨大的新伊斯兰帝国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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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1405年帖木儿之死才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世界历史的一个时代的终结。帖木儿是最后一个大帝国的缔造者，一个试图统治一个以大草原的军事力量为基础、囊括欧亚的单一王国的统治者。不管他的观点是否正确，他在著作中的去欧洲中心论的尝试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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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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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不仅用全球史视野来书写历史，而且认为所有的世界历史就是帝国史。他说，世界历史的常态就是帝国，帝国是默认的模式。“世界历史，通俗地说就是一部王朝的历史、帝国的历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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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认为，帝国一直是大多数有记载历史的政治组织的“默认模式”，民族国家模式倒是一个新近也许只是无常的试验。达尔文把帝国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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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是古典帝国。“古典”帝国都是伟大的农业官僚帝国。它们的本质特征是控制土地和卖掉土地所产的剩余产品。它们依靠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组建强大的军队以加强皇帝对地方利益集团或土地豪强的控制，征收赋税，公平地分配。皇帝的威望是重要的资源，他们往往小心翼翼地闭关自守，恪守着自己的宗教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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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帝国算是军事帝国。在欧亚中部，统治者转向更换军事奴隶的装备，从帝国的边缘地区招募新兵马穆鲁克。像外国人依赖的埃米尔（穆斯林国家元首）恩惠或直接皈依伊斯兰教，他们与地方没有联系，没有宗族或亲戚来动摇他们的忠诚。他们在当地的城镇、部落和乡村绅士的团结中形成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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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类型的帝国是“无形帝国”。[5]无形帝国系统地强化其主导地位，使这些地区和国家仅保留着名义上的主权。在那里，欧洲银行家、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享有特权地位，管理着海外贸易，控制着国外投资，而且在他们的利益受到挑战时就对这些国家进行威胁、封锁或武力攻击，对劳动力的支配显得多余或者徒劳。无形帝国也称“非正式帝国”，如果代价和利益成为它的标准，无形帝国就是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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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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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运用全球史视野来研究帝国历史，得出了四个新颖但可能充满争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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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拒绝把所谓“地理大发现时代”作为欧洲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之间关系变化的决定性时刻。他认为，直到1750年左右的现代早期阶段里，根据其经济自主（但不一定是它们的长期能力）、政治独立和文化自信来看，欧亚大陆的所有主要文明在广泛意义上仍然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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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应该从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相互作用以及从欧洲人与亚洲人的首创精神的互动去寻找变革的原因。除了18世纪欧亚大陆的“大商业化”，还有1755—1815年间欧洲和南亚的一系列不可预料的地缘政治动荡一起创造了一个“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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