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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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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礼乐和宗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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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礼乐和宗法制本身的关系来说，周公制礼作乐，就是为了巩固“宗周”——宗法制的周天王和诸侯这一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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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件事本身有它的物质原因。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殷不能“灭国受土”，即殷灭掉一个“国”（一个部落）只能俘虏，令其朝贡，而不能封自己的人当这个国的侯王。周灭殷后，大封同姓与功臣，把殷的邦畿千里及其朝贡部落，装上一个周所封的侯王，变成宗周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代完成的，但经过武庚和二叔之叛，经过周公经营洛邑，经过齐鲁就国被拒和征服的斗争，在成康二代是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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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物质原因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史家用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变化来说明它，我缺乏文献根据，无法判断。也许，交通运输的发达，和殷旧土的文化发达，殷旧属部落之日益从“生番”变成“熟番”（考虑贵州云南在宋明以前的叛服无常，以后的置土司，再后的改土归流这个过程，可以推测，在殷周及其前的河淮流域也曾产生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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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喜欢说文字始于殷代。但我相信，早期历史的发展极缓慢，文字的发生，语言的一致化，这个过程，在殷以前若干千年中早已在进行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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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国宗法制残余残留很久的原因，另有说，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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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周是中国文明的关键，西周的制度，强烈地影响了其后几千年的历史发展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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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其实不决定西欧历史发展的趋向，决定西欧历史发展趋向的是希腊和罗马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和西周文明的本质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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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希腊、腓尼基、迦太基的海上贸易，决定了希腊文明的个人主义、私有权和民主制。西周则是宗法、封建。这二者，从物质基础到上层建筑，整整齐齐地形成两串鲜明不同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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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罗马这个城邦是农业城邦。罗马文明为什么不西周化？显然因为它强烈地接受了希腊文明的个人主义和民主制的传统。罗马离“大希腊”诸殖民地如是之近，罗马文明的前身Etruria（埃特鲁利亚）文明的原委我说不出来，但其接受希腊文明是毫无问题的。西方史家早就指出，农业城邦加上强烈的个人主义和民主制，这是罗马强大起来的秘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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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日耳曼有其自己的蛮族的历史。但这个蛮族传统，在历史上只起了摧枯拉朽地破坏腐朽的帝国罗马的作用，至于后来法兰克发展起来的封建制，从其契约观念，从其忠诚信义的伦理传统，从其接受基督教文明等诸点而言，都不过是希腊罗马文明的继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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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西周文明是“予一人”的专制主义。那时候，周天王还处于“组织贵族阶级统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阶段，还没有发展到“专制主义加绝对君权”的阶段。战国的征伐兼并，秦的统一，儒、墨、法、术诸家的思想，使中国的政治走上了（一）专制主义；（二）中央集权；（三）绝对君权这个三位一体的体系。兼具这三种因索的国家，确是到秦汉才彻底完成的。扫除障碍的最后一幕是晁错请削六国，发挥这种国家威力到很高的程度的，一个是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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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从此以后，中国就走不出这个圈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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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此以后，变化还是有的。魏晋到隋唐的四百年割据是变例，五代十国是变例，辽金元清的外族帝国是变例。但这些变例都不长久。落后民族入侵，把落后民族的一套东西带进来，强迫实行，不久就消失在中国这个经济—政治—文化的典章制度的汪洋大海里了。最有趣的是北魏和辽金，这三者都首先建都于漠北或代边或热辽，其都城逐步南迁。每南迁一步，异民族气味就消失一步，不久就彻底汉化，而新的蛮族大军又在北方等候着征服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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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元代的末代君王还跑回了漠北，这是因为时间太短，又因为元和西北的联系太密切，例如，金帐汗国的消灭就在元灭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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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因素多端。《资本论》第二十四章虽然强调了劳动力自由买卖这一点，但其他条件则列举了很多很多。新大陆的发现当然是原因之一。新大陆流入的贵金属活跃了海上贸易，引起了价格革命，改变了地主和农民的地位，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削弱。不说中国的禁海政策与此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即以元以后贵金属的严重缺乏，钞法的混乱，妨碍了商品流通和赋税地租的货币化，也就可以看出这个因素多么重要了。总之，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条件，有许多是中国所不具备的，这确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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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则由来已久。那么，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基本条件的东西在中国并不缺乏，而资本主义却发展不起来呢？这就是因为中国没有个人主义和私有权的传统。私有权是有的，但是不完全的，它没有足以抵抗专制主义的思想和物质的力量。所以，中国历代不少商人发过财，但对汉武帝的“告算缗”，桑弘羊的均输，或明清的禁矿，从来没有反抗过，连反抗的思想反映都没有有过。有的，不过是顾炎武的“寓封建于郡县”的学说，这比起洛克的赤裸裸地代表伦敦商人反对君主侵犯商业利益，相差又何其远也？绝对君权的专制主义下面，可以有资产阶级，但不可以有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只有在专制主义管不到的租界里才“萌芽”得出来，这岂不是历史的证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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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不是没有这种例子，拜占庭就是一个，见另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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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之，西周奠基的礼，经过儒、墨、法、术各家的深化，形成了绝对君权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一整套上层建筑——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汉以后僵硬化了，于是从上面对中国经济强加一个桎梏，使中国两千年陷入循环停滞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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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中进步是有的，很不显著：例如，北魏有露田、授田，唐有均田，与此相应的有租庸调的赋役制，这是不完全的土地国有和徭役实物租赋。宋以后，土地私有愈来愈完全，到清初还想像金的猛安谋克户那样圈地，不久只好放弃。而明的一条鞭到清的摊丁入地，也使人口税这种税制最终消灭，转入货币赋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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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宋明两代的城市经济，比汉唐发达得多。清初，城市经济发展得更快，江南已经相当商品经济化了。可以设想，如果把江南这一块独立出来，鸦片战争以后，一定很快地“维新”，和日本一样。只是这个专制大帝国把它窒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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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这一套僵硬化的东西，到宋明为止，还维持了当时世界上十分先进的繁荣水平。比较起来，罗马灭亡后西欧大大落后倒退了一步，而中国没有，也许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适合”的。西方不是没有同样的例子，拜占庭就维持了罗马时代的繁荣不使倒退几乎一千年。直到清朝乾嘉时代，西欧的大陆—农业国家的思想家的魁奈，还把中国作为典范形成了他的重农主义。可是这套东西，到头来不适合17—19世纪的世界的突飞猛进。唯其存在久，功绩大，所以丢掉也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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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说说，中国有些史家喜欢用马克思的村社自给经济来解释中国资本主义化的困难。据我看，一切证据都足以证明，中国农村的交换经济，老早（明末）就超出了同时代，例如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农村的交换经济水平了。至于自由劳动力，中国从来不缺乏的。停滞的原因，决不能从这里去找。原因就在于这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绝对君权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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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至于宗法制度之所以残留很久，在说明了以上各问题以后，其解释变得十分容易：它在意识形态上符合中央集权绝对君权的体系；它在物质生活下和小农经济这种生产关系并不矛盾。只要个人主义被排斥，这种制度的残余总是会残留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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