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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般——评范文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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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凡是在瓦解状态中的原始公社社会，总包含着向奴隶制或向封建制发展的两个前途。由于私有制的逐渐发展，公社成员少数人变成统治阶级，大部分人以自由民身份成为被统治阶级，两者构成原始的国家。一般地说，在这样的国家里，社会是由浓厚的公社残余和稀薄的封建因素（自由民纳贡赋和服兵役，即外出抢掠）混合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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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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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把自由民纳贡赋和服兵役称作“稀薄的封建因素”，这是绝妙的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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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是绝妙，这是因为，“稀薄”这两个字，可以解释为，还没有分封、等级和农奴等因素。它也可以解释为，凡是已成为他所谓的原始国家，有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分，虽然被统治者是自由民，那也已经是封建国家（虽然是稀薄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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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大征服以前的罗马城邦，分散的还未产生奴隶制的希腊诸城邦，一切东方类型的专制主义国家，都属于封建的范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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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国家，总是强的或能自保的，否则被其他国家所吞并，无立国可能。这种强的国家吞并弱的部落或较弱的和不能自保的国家，本身必然向奴隶制发展（弱的能自保的国家，则向封建制发展），但受生产的限制，发展的程度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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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并弱的部落或较弱的和不能自保的国家，本身必然向奴隶制发展”，此语十分武断。中古欧洲的例子，普鲁士的向东征服，俄罗斯的征服，都未发展成为奴隶制，而是走向封建—农奴，或设行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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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范仅指“原始国家”的征服而言。那么，这首先和他的“西周封建论”相矛盾。“原始国家”通过征服发展成为典型的奴隶制国家，历史上只有一个例子：罗马。但那是有几个条件的：第一，征服是不断的，所以，奴隶市场上不断有“新货”到达，第二，征服者的残忍，这又多半和罗马法，罗马人对私有财产的观念，罗马人对战胜者权利的观念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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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缺乏第一个条件，那么老奴隶一定很快地转化为农奴和被释奴隶，如帝国罗马时代的情形。假如缺乏第二个条件，那么征服者可以在被征服的土地上通过军事殖民等方式实施分封，如佛兰克和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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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生产性质的分别。这点范文澜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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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大抵原始国家可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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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以畜牧为主业的国家，水草地有局限，不能使用更多的奴隶来扩大畜牧业，土地辽阔，不容易防止逃亡；因之奴隶制不可能有多大发展。尽管这样，因自由民贡赋极微，统治阶级剥削的对象，主要是从事生产的奴隶……游牧国家奴隶制并不发达，但有些国家仍可看作奴隶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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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唯一的理由是“自由民贡赋极微”，但是，这并不是积极的证据。范文澜这里举拓跋为例。但是《蒙古秘史》不可以作参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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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被征服的游牧部落，不可以征贡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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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自己的结论也是极其犹豫的：“并不发达……仍可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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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以农业为主业的国家，奴隶制比游牧国要发达些……当奴隶主给奴隶一些土地让自谋生计的时候，奴隶就会逐渐转化为农奴……因此，农业国家的奴隶制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可以缩短向封建制转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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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应该这样说，凡农业国家，在征服中所获俘虏，即使用来建立奴隶制庄园，也只能存在很短时期，就会迅速转向农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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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封建制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征服者对被征服部落与国土实行分封，这就不需要经过奴隶制，就成立了“封建”了。例如法兰克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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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手工业和商业兴盛的国家……成为典型的奴隶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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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pp. 45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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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范文澜此段论述，似乎是在言不由衷地“服从”“并无亚细亚特殊之说”。也许，他的资料和理智，都在告诉他，Oriental Dispotism（东方专制主义）和希腊—罗马、欧洲类型的社会不是一回事，可是在政治上不得不服从“并无亚细亚特殊之说”。也许，他对于中国传统过分偏爱——《中国通史简编》全书，证明他实在可以被谥为新儒者——所以他决不愿意把中国古代文明列入似乎低一等的东方范围之内。不过，无论如何，他一定会自承他的论证实在“勉强”。原因是，他对西方历史并非完全无知。两两对比，中国历史纳入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的框框实在是削足适履，这点他是看得清楚的。证据之一，就是他力称中国从来不是资本主义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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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郭沫若的“奴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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