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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李悝——次于子产的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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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约当前400—前380）。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晋书·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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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三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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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籴）……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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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郭沫若云：在这儿把战国初年的农民生活、田制、物价等，都叙述得非常明白。土地依然是国有（顾按：食货志曰：“除十一之税”，即郭据以为土地国有之证）。“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也显然还保存着井田制的痕迹，而“山泽邑居三分去一”，已经不是旧时规整的井田了。“一夫百亩”虽还是古代的孑遗，除经常的“十一之税”而外，还有临时的赋敛（原文：“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生活是独立的，当时的农民明显地脱离着奴隶的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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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十批判书》，pp. 31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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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货志所写，是典型的小农生活，既无丝毫奴隶制的痕迹，也看不出这种小农是怎样从奴隶制蜕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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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有两种可能：或是反映东汉（班固）时代，或是反映李悝时代。郭据此以上接他的殷及西周奴隶，春秋战国是奴隶封建之交的论断，实在是毫无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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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郭沫若论吴起商鞅——郭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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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吴起……充分地表示出了一位革命政治家的姿态。他的政治主张，很明显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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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抑制贵族的权势，充裕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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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节省骈枝的浪费，加强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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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采取移民的政策，疏散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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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摒除纵横的说客，统一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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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严厉法令的执行，集权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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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倾向差不多也就是后来商鞅所行于秦的办法……商鞅……受了吴起的精神上的影响，我看，是毫无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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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吴起尽管是兵家、政治家，但他本质上是儒。不仅因为他曾经师事过子夏与曾申，所以他是儒，就是他在兵法上的主张，政治上的设施，也无往而不是儒。据我看来，要他才算得是一位真正的儒家的代表，他是把孔子的“足食足兵”，“世而后仁”，“教民即戎”，反对世卿的主张，切实地做到了的。像他对魏武侯所说的在德不在险的儆言，不全是儒家的口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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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还有一段话，见荀子尧问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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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吴起进曰……诸案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已若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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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种君须“恭己正南面”的儒家主张，和道家的无为，法家的尚术固是两样，而和墨家的尚同也根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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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述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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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郭沫若把吴起看作完成了的儒家，其实也把商鞅看作完成了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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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郭沫若极力称道儒家，又极力称道商鞅、荀卿之类的法家，看起来矛盾，其实，郭是把他的所谓“前期法家”看作完成了的儒家，所以，他的尚儒、尚法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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