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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贤治,千世乱而一世治,势治,千世治而一世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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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命题: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己,而不肖者不用己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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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客所言,谓人之所得势也而已矣,贤何事焉。(按所谓人所得设之势,指赏罪罚恶的“抱法处势”)……夫贤势之不相容也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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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弃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是犹乘骥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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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弃隐栝之法,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入辩之,不能治三家。……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曰取乎千里,吾不以为善。……夫待古之王良以御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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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则必苦菜亭历也。此则释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末之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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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通篇的议论,用以辩护“法治”则可,用以辩护“势治”则不可。“抱法处势,以势行法”,可以只是“法治”。这种法治,推行到极端,势必要废除专制主义。这个道理,中国人是从来不曾懂得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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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下当然有“势”,这就是政权,是行法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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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韩非的“势治”是“术治”,他的法,势必成为张汤所谓“前王所是为法,后王所是为令”的那种“法”。韩非再三强调的“令行禁止”,是一种术治结果的概括的说法,达到这种结果的办法是:(一)彻底的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的彻底程度,达到“势不足化则除之”;(二)阴险的权术,“以见疵”,“质、镇、固”;(三)“贵独道之容”,韩非引申子说:“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王。”要十分心狠手辣,要大权绝不假于他人。汉武可以做到这一条,他可以杀钩弋夫人而立昭帝。齐桓公做不到这一条,所以死后尸虫流于户外;其他中等的皇帝,就不得不利用阉竖,于是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盛行于晚唐,刘瑾、魏忠贤辈屡出于明季;(四)提倡君主的淫乐,提倡“万物皆备于我”,完全否认文武周公以来的敬谨的传统。于是,即使中人以上的君主,也被腐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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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的时代,七国并立,各国太子互质,那时的君主,倒确实不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他看到许多历史教训,田常代齐,三家分晋,子罕劫宋,子之“禅”燕,他所想望的势治,就他的主观愿望说,也许还有几分好心好意,他那时的条件,也允许他设想中人势冶可以得治。然而他死后不过二三十年,秦二世把统一的秦国搞翻了,以后的两千年专制主义王朝,绝没有实现他的中人势治,千世治而一乱的局面。倒是哪一个朝代难得有几个“明君”。甚至专制主义把较好的君主也弄得腐化下去了,唐玄宗即其一例。韩非学说,其实是腐化统治者的学说,是窒息创造的学说,是崇尚黑暗的学说。他的学说的黑暗面,发扬得十分彻底——专制主义的重压,把中国窒息了两千年。两千年来,中国的停滞就是韩非主义的历史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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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昭帝母钩弋夫人,以手反屈如钩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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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元元年(前89年),昭帝年七岁,形体壮大多智,上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犹豫久之,欲与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黄门尚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据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赐死。帝闲居,问左右曰,人言如何?各各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尔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姿,不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通鉴·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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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评赵主父——武灵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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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己曰重,不离位曰静。重则能使轻,静则能使躁。故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故曰:“君子终日行不离锱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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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者,人君之锱重也。主父生传其邦,此离其锱重者也;故虽有代、云中之乐,超然已无赵矣。主父万乘之主,而以身轻于天下。无势之谓轻,离位之谓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轻则失臣,躁则失君”,主父之谓也。《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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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全书,有许多历史故事。《说林》全是历史故事。其中人君的故事占大部分,使他深铭于心的故事有主父、齐桓、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子罕劫宋、子之禅燕,等等。总之是人君失位这一类的,甚至汤武革命,也被写成桀纣失位。总之,他是彻底否认任何革命权的。关于人臣的故事,当然也不少。然而简单概括,可以说都是“臣下该死”这一类,所以,“势不足化则除之”,“疾争强谏之臣,先王不能忍也,当今之世,将安用之”。总之,是彻底的奴隶哲学。所以,“屈原沉江,位陵忧死”不见于韩非,伍子胥、大夫种则是死得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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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的“调调儿”,和司马迁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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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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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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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p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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