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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王夫之论中国史上的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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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以上有不可考者,而据三代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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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万国各有其君,而天子特为之长。王畿之外,刑赏不听命,赋税不上供,天下虽合而固未为合也。王者以义正名而合之,此一变也。而汤之代夏,武之代殷,未尝一日无共主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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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乎春秋之世,齐晋秦楚,各据所属之从诸侯,以分裂天下,至战国而强秦六国交相为从衡,赧王朝秦,而天下并无共主之号,岂复有所谓统者?(1)此一离一合之始也。汉亡而蜀汉魏吴三分,晋东渡而十六国……裂土以自帝。唐亡而……各帝制以自崇,士其士,民其民……无所统也,此一合一离之局,一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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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宋亡以迄于今,则当其治也,则中国有共主,当其乱也,中国并无一隅分据之主,盖所谓统者绝面不续,此又一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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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通鉴论·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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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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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中国史上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的专制主义,源远流长,远始战国,至宋而后,连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现象都没有了,这传统实在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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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原文是反对所谓正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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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戴东原的社会哲学——“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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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宋以来儒者……其辨乎理欲,犹之执中无权。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故终其身见欲之难制。……(孟子字义疏证卷上)(见另片所全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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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人伦日用,圣人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权之而分理不爽,是谓理。(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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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权所以别轻重也,凡此重彼轻,千古不易者,常也。常则显然共见其千古不易之重轻。而重者于是乎轻,轻者于是乎重,变也。变则非智之尽能辨察事情而准,不足以知之。……知常而不知变,由精义未深,所以增益其“心知之明”使全乎圣智者未之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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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不乏严气正性疾恶如仇之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执显然共见之重轻,实不知有时权之而重者于是乎轻,轻者于是乎重。其是非轻重一误,天下受其祸而不可救。(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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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一)对戴东原的事物、理、自然、必然这一套理论,称之为观照论,以别于实践论;(二)又比照他的这一套理论和他的“自然哲学的生化论”(侯称之为“生化哲学的运动论”,是错误的。因为,无论王夫之的缊生化和戴东原的生化哲学,都是阴阳家气味十足,都是把生物的繁殖规律——不是物种原始的变异理论——夸大为自然界的总的规律,和西方哲学中的运动论是不相同的。这是中国哲学传统上的一大特点),认为这种“绝对不易之则的真理论,实在和他的自然哲学生化不息的运动论相去甚远,这是观照论在体系上的大危机。所以他……忽然提出一个‘权’字来补救其体系上的危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p. 450),这个批评,实在没有打中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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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哲学传统其实并没有自然哲学而只有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戴东原的事、物、理、自然、必然这一套理论体系,根本不是自然哲学的体系——正确一点说,不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体系,而是伦理哲学体系的前半部。用这个半部来处理事物(政治和伦理)必定要变成书呆子,必须加上权变,才能应付裕如,才真正达到了“学至是,一以贯之矣,意见之偏除矣”(戴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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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缺乏一股傻劲,不钻牛角尖,所以没有契合本体论的一神教,不执着地探求符合一神教义的宇宙观,所以中国人的“自然”推到极点,不外五行阴阳,饮食男女。天文学始终是占星和历法,物理学不外声色臭味,哲学所探讨的,弄到底是生化不息和饮食男女。把人这个主体以外的大自然整体当作客体来探求其自然与必然之道,先秦是有的,但达到阴阳五行这个结论之后,就躺下来再也不前进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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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戴东原的事物、自然、必然这一套,骤看起来颇为现代化,其实这是偶合。按戴东原的体系来说,在必然与同然之后,必定要加上权和变才算完整。不了解这个体系的本质,认为这是画蛇添足,或者是“弥合危机”,这是皮相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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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老庄释氏加“圣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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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知老庄释氏异于圣人,闻其无欲之说,犹未之信也,于宋儒则信以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人。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呜呼,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其祸甚于申韩如是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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