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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17章 海外的反美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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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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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了解世界怎么看美国，可以想下运动型多用途车。这种车体形硕大，重量也不小，它对限制大气污染的协议不屑一顾；它消耗大量稀缺资源以为其尊贵乘客提供更多服务；为了给乘客提供安全的错觉，它不惜将车外的人置于危险之中。在一个拥挤的世界里，这种车是危险的也是过时的。运动型多用途车也有铿锵有力的宣言书作为其包装，但它骨子里其实就是一个马力过强的超大卡车。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它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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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比喻可能是现代的，但其背后的想法则其来有自。“美国”一直是外国怀疑的对象，这种怀疑延续的历史甚至比美国被世界上的穷人和受压迫者视为灯塔和避难所还要悠久。18世纪的评论家虽然很少有对美国的直接观察，但他们就是认为美国的动植物生长不良，因而对他们的吸引不大，另外他们认为这些动植物的用途也很有限。他们坚持认为，美国不可能被教化，在这里生活不久的见识浅陋、不知世故的民众亦是如此。法国外交官、主教塔列朗（Talleyrand）曾这样评论道：“那里有32种宗教，却只有一道菜。”——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就这一道菜美国人还经常会吃得很着急。他的这番话比现在欧洲对美国的评论早了两个世纪。在如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这样具有国际视野的欧洲保守人士看来，美国这个国家反常得让人感到遗憾，而且它太粗糙，应该不会存在太久（这是他在19世纪初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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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众生活的因循守旧让查尔斯·狄更斯和托克维尔都感到惊诧。司汤达曾评论过美国的“自我中心”，波德莱尔则嗤之以鼻地认为在资产阶级的平庸上美国堪比比利时（！），每个人都在评论美国的爱国主义的排场太幼稚。但到了20世纪，欧洲对美国的评论的变化非常显著，从不屑一顾转为怨恨。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加，它的粗糙不成熟因而又对其他国家构成了某种威胁。在新一代反民主的批评者看来，大规模生产、大众社会和大众政治这些现代生活中破坏社会稳定的症状最早都是从美国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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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美国主义是一种文化上的不安全感的表达，它既便利又简易，反犹太主义也是如此，它们二者也经常联系在一起。法国人罗伯特·阿隆（Robert Aron）1935年这样写道：无论我们喜欢与否，亨利·福特、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 W. Taylor）（工作节奏和生产效率的先驱）和阿道夫·希特勒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引领者”。美国即意味着“工业主义”，它威胁着个性、品质和民族的独特性。伊曼努尔·贝尔（Emmanuel Berl）在1929年这样写道：“美国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在那些被美国影响到的地方，西方社会的价值面临着崩坏的危险。”欧洲人常常以自己的遗产抗拒被美国化。乔治·杜哈明（George Duhamel）在1930年这样力劝人们：“我们每个西方人都要坚决谴责自己‘美国化’的地方，无论在房子里、衣服上还是在灵魂深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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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减轻欧洲对美国的这种反感情绪。“冷战”年代激进的反美国主义与20年前保守的反美国主义情绪形成呼应。西蒙娜·德·波伏瓦指责美国“成了法西斯主义国家”，让-保罗·萨特则称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者“疯了”。小说家罗杰·瓦扬（Roger Vailland）断言，冰箱是美国人的阴谋，他们想要借冰箱来破坏法国本土文化。《世界报》则称“可口可乐是美国对欧洲文化的入侵”。他们所谴责的美国“敌人”也让他们上一代的政敌感到惊恐。［2］美国在国内外的行为并不是造成这种偏见的原因，它只是助长了这种偏见。欧洲的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一直对自己的家园产生的变化表示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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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面所举的例子都来自法国，但其实英国对美国的矛盾心理也是由来已久；对于60年代出生的德国人来说，他们主要指责的是美国粗糙的消费主义，另外他们认为美国要对他们父母一代战后建立的联邦德国在政治上的失忆负责；甚至在拉姆斯菲尔德眼中的所谓“新欧洲”看来，美国虽然代表“西方世界”的技术和进步，它也间或因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道德真空和文化贫瘠而受到谴责。［3］尽管如此，至少在欧洲的反美国主义一直有鲜明的法国色彩。欧洲对美国的矛盾心理形成辩论性话题的地方是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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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罗杰（Philippe Roger）的书《美国敌人：反美国主义的系谱》（L’Ennemi Américain: Généalogie de l’Antiaméricanisme）是一本杰出的关于法国的反美国主义历史的著作，该书十分优雅、博学且风趣。这样一本读来令人十分享受的著作继承了法国非常优良的学术传统，很值得将其完整地翻译成英文并出版。本书的论点非常微妙和复杂，这里无法对其进行简要的概述，但其标题中的“系谱”一词应该被认真对待。这本书里记录的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因为罗杰把他的材料视为“符号群”（semiotic bloc）；另外他不重视记录法国的“亲美国主义”——要做到叙述的均衡则需要讨论法国的“亲美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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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罗杰用了近600页的篇幅对文本做了细致的释读，他通过这样的释读来说明法国的反美国主义的核心不仅很古老，而且它与美国的现实只有非常松散的联系，常常只是在空想。反美国主义是一个故事（或寓言），它有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恐惧和希望。法国的反美国主义开始是对新世界的一种审美上的厌恶，它后来从文化逐渐转到政治，但它的早期版本沉积下来的某些元素却从未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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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的书最主要记录的时代是18和19世纪。他对20世纪的记录在萨特那一代停止，他提醒我们正是从萨特那一代开始，法国反美国主义者在他们写的文章或者书里开始否认自己是反美国主义者，这种做法在当时成为惯例。罗杰的解释似乎有道理，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反美国主义也有不少不错的记录，再说罗杰的兴趣在寻找起源，他对结果没有兴趣。［4］正是因为他的记录停在了当代，他可以做出下面这个带有嘲讽意味但乐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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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天的反美国主义其实只是法国强加给自己的一种精神奴役呢？如果它只是一种受虐的冷漠，一种单调的反感，一个没有感情的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又该如何？如果是这样反倒有希望了。很少有恶习（甚至是智力上的恶习）可以长期承受这些东西带来的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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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现在的反美国主义又有了新的变化。今天激发人们的反美国主义情绪的是人们对现实新的考量，并且不再只是知识分子有反美情绪。今天的大多数欧洲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不会对美国的产品产生担忧，再者，许多产品的制造和销售地都在美国之外。他们熟悉美国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此的嫉妒和厌恶情绪基本相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鄙视美国，他们当然也不恨美国人。令他们不快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另外他们也不信任美国的现任总统。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即使在“冷战”期间，很多美国在政治上的敌人其实挺喜欢并且信赖当时的美国领导人。而如今，即使是美国的朋友也不喜欢布什总统：一部分是因为他实行的政策，一部分则是他为实行这些政策所采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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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最近巴黎集中出版了许多采取反美立场的出版物。其中最离奇的一本是蒂埃里·梅森（Thierry Meysson）的书《2001年9月11日：大谎言》（11 September 2001: L’Effroyable Impostur），他在书中声称9月11日对五角大楼的袭击从来没有发生过。他在书中写道：没有客机撞入大楼，整件事是美国国防系统为牟取自身利益而策划的骗局。梅森的做法与否认纳粹大屠杀存在的人的做法类似：他首先假定一个公认的事件不存在，然后再提醒我们无论再多的证据（尤其是来自第一手证人的证据）都不能证明此事的存在。大量与他的断言相悖的目击者证词他均置之不理：“这些证词远远不能提供证据，它们的质量只能显示美军为歪曲事实什么都做得出来。”从这里我们能很好地总结出梅森的做法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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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沮丧的事情是梅森的这本书是畅销书。法国的读者愿意更多地猜忌美国，“9·11”事件似乎激发了这种多疑。然而，更多的书是对美国的控诉，如萨达尔（Ziauddin Sardar）和梅瑞尔·戴维斯（Merryl Wyn Davies）合著的《为何世界恨美国？》（Pourquoi le Monde Détestet-il l’Amérique?），皮特·斯科文（Peter Scowen）的《美国黑皮书》（Le Livre Noir des États-Unis)以及诺埃尔·马迈尔（Noël Mamère）和派特里克·法比亚兹（Patrick Farbiaz）合著的《危险的美国：战事记录》（Dangereuse Amérique: Chronique d’une Guerre Annoncée）。前两本的作者分别是英国和加拿大人，然而卖得最好的是这两本书的法文版，第三本的作者之一马迈尔是法国著名的绿党政治家、前总统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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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作者在各自的书里或真或假地表示遗憾（“我们不是反美，而是……”），而这些作品加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份包含了美国经常被提到的缺点的清单。美国是一个自私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它追求商业、利润，掠夺地球资源。它对本国的穷人和病人以及本国以外的人都漠不关心。美国践踏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威胁人类的道德、环境和身体的未来。在对外交往中它行事虚伪，前后不一致，它行使着无人可敌的军事影响力。总之，美国就是一头闯入瓷器店的牛，对世界造成了严重破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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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对之前批评美国的言论的回收再利用。斯科文的指控（他的章节标题包括“广岛和长崎的暴行”和“空洞的文化”）和萨达尔与戴维斯（“美国汉堡以及其他病毒”）或马迈尔与法比亚兹的指控相似（“世界的美国化”，“为石油进行的远征”），他们都是将老的与新的罪名混在一起。这个混合体中有出于保守主义立场对美国文化的厌恶（美国丑陋、没有文化根基、粗鲁），有反全球化论调（美国在污染整个世界）以及新马克思主义还原论（石油企业控制着美国，美国的所有行径都是为了这些公司的利益）。美国国内的批评者也加入了批评美国的行列中：美国不满足于在世界横行霸道，它对自己的历史也很粗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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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对美国政策和做法的批评有理有据。其他则都是胡言乱语。萨达尔和戴维斯反对美国的言论有很多，其中他们指责美国将“冷战”强加给西欧，而西欧对“冷战”感到很不情愿：“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在两国内都是大党，并且现在仍然如此，但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与苏联关系甚小。”换句话说，“国际共产主义”是美国人的发明。这种历史修正主义的神话很多年前就消亡了，它的再度流行表明布什政府在外交上的野心让这种老的、政治上的反美国主义获得了新的动力。［8］一旦成为流氓国家，则一直会是流氓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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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埃马纽埃尔·陶德（Emmanuel Todd）看来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他的新书《帝国之后：论美国体系的解体》（Après l’Empire: Essai sur la Décomposition du Système Américain）也是一本畅销书。他在书中认为美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美国时代。美国将继续破坏国际稳定，但可以让欧洲人（以及亚洲人）得到安慰的是未来属于他们。美国的确有很强的军事实力，但是这种军事实力是多余的；与此同时，它摇摇欲坠的经济对世界其他国家很依赖，这使得美国经济变得脆弱；另外，美国的社会模式也没有什么吸引力。从1950年到1990年，美国在世界上做了许多积极的事情，它的存在是必要的，但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美国将变得越发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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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美主义者”，另外他说的一些事情也很有意思——尽管想要理解美国衰落这一情况的英语读者最好是去读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Kupchan）。［9］陶德认为不对称的全球化（美国消费别人生产的产品，经济的不平等在加剧）使世界对美国的野心不再同情，他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苏东剧变后的俄罗斯、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以及其他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可能会采用资本主义（陶德认为资本主义是“唯一合理的经济组织”），甚至变成民主国家，但它们不会模仿美国的“超级个人主义”，它们在很多事情的选择上将会和欧洲相同。在陶德看来，美国将会拼命抓住它残留下来的野心和权力；美国将试图保持“一定程度的国际紧张局势，这是进行有限但持续的战争的条件”，以此来维持它正逐渐减弱的影响力。这个过程已经开始，“9·11”事件触发了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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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陶德以前任何一本书的人都会很熟悉他的问题：他的推理存在问题，而非结论。这个作家有些像柯勒律治笔下的老水手[1]，他要讲述一个疯狂的故事，于是他一本接一本地写书去讲述这个故事，一直抓住读者不放，好像是在说：“你难道不明白吗？所有这一切都与生育有关！”陶德是一名人类学和人口统计学家。1976年他出版了《最终的落幕：论苏联势力范围的解体》（La Chute Finale: Essai sur la Décomposition de la Sphère Soviétique），他在书中预言了苏联的解体：“1970年和1974年间俄罗斯的婴儿死亡率略有增加，我因而在1976年时就明白苏联的形势在不断恶化，我也因此预测到了苏联的解体。根据他的叙述，苏联出生率下降这一点让他知道“正常的俄国人可能会出现，这些人完全有能力推翻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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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预测共产主义的前景不妙的人不止陶德一个。然而，他声称发现了生育率与政权垮台之间的联系，并且为此十分自负。他在自己的新书里将世界历史简化为一系列单向的、单一因果的相互关系：他将出生率、识字率、永久的家庭结构与全球政治联系在一起。南斯拉夫战争是因为斯拉夫人和穆斯林之间的“生育差距”。美国南北战争的原因也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定居者的低生育率。如果“个人主义”的美国的前景黯淡，那是因为世界上除美国外的国家的“家庭结构”所偏向的政治制度与美国的政治制度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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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德的平行宇宙中，政治（和经济行为一样）是被铭刻在一个社会的“遗传密码”中的。中亚地区平均主义的家庭系统中显示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社群性”，因而这些地区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在其他地方，他认为法国、意大利、芬兰投票模式存在的地区性差异是因为各国的家庭生活存在差异——各国的家庭生活与其投票模式相似［10］）。“俄罗斯的普世气质”是以俄罗斯的大家庭为基础的，而现在这种“普世气质”提供了一种非个人主义的社会经济模式，而这可能是未来的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模式。“先验地来看，下面这样的景象并非不可想象：一个自由和民主的俄罗斯承担着保卫这个星球的责任，它将挫败美国为在全球支撑其帝国的架子所做的努力。”因此有“特殊主义”气质的国家（比如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才会表现出不可遏止的狂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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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往前又走了一步。他荒谬地夸大了美国目前的困境，虽然这些困境是真实存在的。他从安然公司的例子推断出美国所有的经济数据和当年苏联的经济数据一样都不可靠：美国经济中真正危险的状况被隐瞒了。他给出了自己的“文明的冲突”之变体。伊斯兰国家和美国之间即将发生的冲突让美国这个“女权主义者”的、以女性为基础的文明与中亚和阿拉伯“武士社会”（warrior societies）男性化的伦理标准形成对峙之势。在这方面，美国将会被孤立，因为欧洲人和他们的阿拉伯邻国一样感觉美国对他们构成了威胁。再一次，这一切都归结到家庭生活，只不过这里陶德的论述具有鲜明的现代特性：“美国女人的地位对男人形成威胁，她们夺走了男人的权力，这让欧洲男子感到不安，正如拥有无上权力的阿拉伯男子让欧洲女性感到不安一样。”大西洋两岸之间的差距开始于卧室之中。一般人没法编造出来这样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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