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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五部分 我们终有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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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弗朗索瓦·孚雷（1927—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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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孚雷（François Furet）于今年7月12日去世，享年70岁。他是当代法国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这样说一个一生大多数时间在大学任教、主要著述是一系列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学术研究的人好像有些奇怪。这是对孚雷致以的敬意，另外也告诉我们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现代法国文化中有着不朽的地位，他的影响力非常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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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弗朗索瓦·孚雷不是普通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普通的历史学家。跟其他许多法国历史学家和他那一代的作家一样，他年轻的时候是一名法国共产党员。1956年，他为抗议苏联入侵匈牙利退出法国共产党；他后来承认：“那是我做过的最明智的事情。”孚雷作为法国共产党员的经历在他之后的人生中对他个人和学术上关心的问题都产生了影响。从索邦大学毕业后，孚雷便致力于研究1789年革命。他与已故的丹尼斯·里歇（Denis Richet）合著了两卷本的《法国大革命史》（The French Revolution），1965年出版，这是一本对那个时代的总体研究著作，引起了广泛的评论。在这本书中，孚雷从当时流行的年鉴学派的视角来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他强调大革命与法国过去的连续性，尤其是与长期的社会和经济进程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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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对大革命新的研究与当时广为接受的对大革命的解释已经是大相径庭了。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这样一些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传统是关注持久的底层结构，很少注意政治动荡，这种传统已经对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法国的史学史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1789年至1799年一系列事件的解释深受在大革命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但在随后的20年里，孚雷所发表的一系列极具独创性的文章改变了我们对法国大革命历史的认识，这些文章完全不同于任何他或其他人以前所写的。另外他还出版了一系列书，1978年出版的《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是第一本，以1988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1770—1880》（La Révolution 1770–1880）为最高潮，孚雷在这些书里摧毁了他所谓的“大革命的教义问答”；在这样的“大革命的教义问答”中，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将1789年至1794年发生的事件解释为阶级斗争的经典案例，在此基础上，将法国大革命叙述成其他地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型和先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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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上孚雷的重大贡献是：在对这段历史的观察中，人们一直以来很重视社会群体和冲突，这一点占据了我们所关切的历史问题之中心；孚雷不认同这一点，他强调要注意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政治和思想上的辩论及其结果；他提醒读者，革命首先是在哲学和政治权力平衡上的一个根本性转变，而不是阶级的经济利益的转变。和托克维尔相似，孚雷能够领会到那个时代的人所做的事情是全新的，尤其是安东尼·巴纳夫（Antoine Barnave）、埃马纽埃尔·约瑟夫·西哀士（Emmanuel Joseph Sieyès）、让-约瑟夫·穆尼耶（Jean-Joseph Mounier）这样的理论家和在1789年至1791年间发生的第一次革命的代言人。因为他们不仅需要证明推翻旧制度的合法性，而且要证明自己取而代之的合法性，他们不得不去想象出一种有关法国历史、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的新的叙述方式并对之加以利用，另外在其中加入一些与这个已经在法国取得政权的新政治阶层的野心相称的特征。总之，他们必须要创造出现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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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孚雷的笔下，法国大革命再次成为弗朗索瓦·米涅（François Auguste Marie Mignet）、阿道夫·梯也尔（Marie Joseph Louis Adolphe Thiers）和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以及其他19世纪初伟大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著作中的样子：这是一场相互竞争且往往互不相容的哲学主张和政治观点之间发生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法国人至1792年仍未能取得对制度合法性新形式的一致意见，这不仅导致了后来雅各宾统治时期不稳定和自我消耗的激进主义，还致使19世纪的法国历史在独裁、反革命、威权主义、复辟、革命、再反动之间循环往复，法国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分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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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马克思、托克维尔和其他孚雷非常敬佩的法国历史研究者一样，他对法国的革命者感到敬畏，他们都将这些革命者视作现代政治的缔造者；然而他拒绝相信这些革命者或他们的追随者们只是在进行阶级、利益或性别这样一些局部意义上的斗争，从某种程度来看，对这些革命者更广泛的叙述及其意义已经被铭刻在了历史之中。正如他在最后发表的一篇散文中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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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冒险行动的伟大之处以及这一行动之所以会有持久影响的秘密都来自他们曾经在历史的舞台上为那个世纪的经典哲学问题而去努力寻求答案，这个问题便是：如何制定社会契约并保证其不被破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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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弗朗索瓦·基佐以及其他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而言，孚雷这句评述的道理显而易见。这些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们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忽视，孚雷为此做了很多努力来恢复他们的声望。孚雷的主张以及他所关切的问题对之后的史学史显得那么有颠覆性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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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孚雷作品问世的时间正好是在法国知识分子群体和学术圈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处于衰落之时，他的作品推动了这一进程的完成。此外，长期以来，人们接受了许多有关现代法国的社会革命起源的陈词滥调，通过破除这些陈词滥调，孚雷帮助他的同代人学习思考政治本身，思考法国如今被治理的方式，以及在今后几年可能会被治理的方式。孚雷认为，法国不是必须无限期地按照意识形态将人们划分为短视的左派和愤愤不平、不肯让步的右派，这种划分并非刻在法国历史的基因中。这种划分不再能够描述真正的法国：法国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在法国的政治辩论中，革命的遗产迄今为止无所不在，孚雷让我们重新理解法国大革命本身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它让革命遗产从政治辩论中退场。因此，在法国讨论政治、政治哲学以及国家在社会中的位置等问题再次变得可能，不再需要经常去诉诸那些陈旧的概念范畴：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历史进程”，革命与改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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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因为孚雷的这些言论就认为他是一个反对在政治上进行变革的人，认为他的目的是为了报复法国的革命遗产以及继承这种遗产的学者。孚雷与许多前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不同，他成为经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并且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他与1791年的革命者一样，他相信国家应该受到限制，人们的财产权利和自由应当受到保护，公民之间对有关政府机构的正当性质和地位问题达成一致不只是理想的目的，而且可能是有着审慎态度的人们所能希望达到的最好的目标。与后世的许多法国人不同，他明白，由于法国没有这些机构，法国人也没有取得一致的立场，法国这个国家和公共事务已经受到了损害。在孚雷看来，“大革命的教义问答”因为有终极革命这样的梦想的存在才得以持续，这场终极革命因为1794年发生的“恐怖统治”（又称“雅各宾专政”）和热月政变这些不幸事件没能够完成。孚雷认为这种观念不只是一个学术错误，而且对于公民社会而言也是一个障碍，他努力帮助人们去克服这样的错误和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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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现在我们对法国历史还是法国当前的认识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弗朗索瓦·孚雷的成就都不容置疑。他的到来改变了一切。如果他只是止于此，在欧洲历史研究和法国政治文化上他也已经做出了巨大贡献，［3］可是他并没有止步于此。在1977年到1985年的8年时间里，孚雷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院长。在他的主持下，这所学校在智识层面焕然一新，许多富有想象力的年轻学者和作家来到这个法国学术和文化生活的中心任教。孚雷对雷蒙·阿隆研究所的建立也起到了主导作用。该研究所是为纪念法国当代最伟大的社会理论家雷蒙·阿隆，他在世的时候被他的法国同行忽视，如今这个研究所已经成为法国自由主义思想重生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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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孚雷的兴趣又转移到当下。1995年，他出版了《幻想的逝去——论20世纪共产主义观念》（Le Passé d’une illusion），这篇论文有一本书那么厚，主题是20世纪共产主义的历史。［4］这部带有论战性的杰作在法国国内迅速获得了巨大成功。作为一本叙述20世纪共产主义历史的著作，孚雷的这本书并不特别有独创性，他自己也承认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以及如弗兰茨·博尔克瑙（Franz Borkenau）和弗兰茨·莱奥波德·纳曼（Franz Leopold Neumann）这样一些曾经是难民的杰出德国学者之前已经说过许多相同的话。但孚雷的天才在于他将存在争议的历史所做的学术概述与针对当下的具有论战性、周密的论证结合在了一起。他认为，大革命迷思给法国带来了一种神话，这种神话认为革命会带来新生以及革命拥有超越性。这是西方的普世主义愿望的一种病态扭曲；它的西方崇拜者在智力上自愿被奴役，这对西方社会所造成的持久伤害并不比那些东欧国家更少——这种神话在这些国家里已经兴盛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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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雷是一个文体家，他的文字简洁有力。我们这个时代有关进步思想的陈词滥调在他笔下都会被娴熟地破除掉，他的书的一部分吸引力便来自于此。针对战后知识分子对铁托的南斯拉夫表现出的热情（有关共产主义的几乎所有历史记录在提到铁托的南斯拉夫时都会手下留情），孚雷指出：“在异国土地上，想象力的驰骋自不可少；人们先是把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当作前卫的欧洲社会，现在轮到不幸的巴尔干国家了。”“冷战”初期的宣传试图通过暗示戴高乐、阿登纳和美国数届总统有“原始的法西斯主义”倾向以鼓动人们的反法西斯情绪，对此孚雷曾沮丧地评论道：“从来没有一个身败名裂的政权像法西斯政权这样在崩溃之后还有如此多的化身存在于战胜它的国家的想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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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获得了巨大成功。它在法国成为畅销书，在整个欧洲也有许多人阅读。很多评论家认为，这本书破除了乌托邦式的幻想；在过去两个世纪的西方，这种乌托邦式的幻想紧密依赖于“革命”这个得到广泛传播的观念。孚雷一再强调法国大革命的迷思和错误地赞扬俄国革命之间的关系，因此得罪了一些他的批评者，他们认为他在夸大其词。但是他没有。法国人权联盟（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在1936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一年的莫斯科公审。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得到如下结论：“如果否认（俄罗斯）人民有消灭煽动内战者或与外国人勾结者的权利，那便是否定（强调为笔者所加）法国大革命。”这个结论极好地说明了孚雷在《幻想的逝去——论20世纪共产主义观念》一书中以及20年来他在其他情况下所表达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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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弗朗索瓦·孚雷当选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这让他拥有了法国“不朽”者的荣誉，可在这不久以后他就不幸去世了。许多学院的成员其实并没有为法国带来太多荣耀，虽然这个威严的机构不便承认这点；对自己当选法兰西院士这件事其中的讽刺意味孚雷自己首先就觉得好笑。［5］但从对他的杰出成就和持久影响力的承认上看，这个荣誉他当之无愧。无论如何，弗朗索瓦·孚雷身上没有法兰西学术院院士那种言辞浮夸、自命不凡的传统形象。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中他都是一位可亲、忙碌和极为努力的学者，直到70岁时他依然如此；无论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研讨会上，还是在法国国家电视台对着一般大众解释自己的观点，孚雷都会觉得很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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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雷不能容忍平庸或虚饰，他痛恨浪费时间；在孚雷的葬礼上，他的同事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在悼词中提到，孚雷早期生活所经历的困难让他变得“忧郁”，他对时间的流逝以及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有一种厌世之感。如果他思考未来，那是为了让自己今天更努力地工作。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学习速度也非常快，这点从他的书中就能看得到。但他也是一位勇敢和直言不讳之人，在有关阿尔及利亚独立和公民自由等问题上，他都毫不保留地支持学生和同事们；即使这让他在一些学者和其他人中间树敌（例如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庆典之际），他们希望能够对着被简化的历史发一通思古之幽情，然而孚雷却让历史不再被简单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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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孚雷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革命的理论，没有写任何有关历史方法的教科书，也没有建立什么关于法国史学史的学派，［7］他所关心的事情太多了，因而这些东西都是不会有的。无论如何，他是以托克维尔为代表的较早的社会、历史研究学派之中热心的一员。有些人认为，孚雷暗地里渴望在我们这个时代做出托克维尔在他的时代所做的事情，他们两位都出于直觉地认为，历史和当下的政治紧密相连，只有从二者的关系中我们才能理解、解释它们（也能从其中摆脱恶劣的部分）。但正如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曾经针对雷蒙·阿隆的野心（阿隆曾半承认自己想做他这个时代的孟德斯鸠）所做的评论：如果阿隆能够跟当下事情的发展保持更多的距离，他可能会离自己的目标近得多。和阿隆一样，孚雷也不能超脱于当代政治，这一点值得称赞，虽然他的作品也许会因此受到影响。但是，就像他曾经写托克维尔，他的“成就……不在于任何单一的理论，而在于他以敏锐、时而又矛盾的方式去处理他那个时代出现的有关平等、民主和独裁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我们的时代依然没有得到解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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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1997年11月的《纽约书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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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27章 阿莫斯·埃隆（192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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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阿莫斯·埃隆（Amos Elon）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德国。我们参加了由贝塔斯曼基金会慷慨主办的一系列会议，与会的德国人、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聚集在一起，相互说着一些陈词滥调。与会者中的大多数人来这里是为劝说别人改变观念和哗众取宠（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还有一些人（德国人）很注意自己的发言以免冒犯到他人。阿莫斯很独特，他和所有人表现得都不一样。在那些会议上以及我听过他发言的所有其他场合，他都既能够做到直言不讳，而且不知何故还能毫不费力地表现得很慎重，他用理性的力量掌控着谈话。他说话尖刻风趣，眼中透着不屑，他瞧不起蠢人和书呆子；他很少笑，但是他笑起来的时候很真实。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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