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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的3000个文化常识 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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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货，是中国古代运用的一个经济范畴，《汉书·食货志》记载：“《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鱼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大致而言，“食”指的是农业方面，“货”指的是商业方面，而“食货”概指经济领域。自《汉书》开始，历代正史都列有《食货志》，《史记》中没有《食货志》，相关的内容记述于《平准书》和《货殖列传》。《食货志》全面而翔实地记述了各朝的田制、户口、赋役、漕运、仓库、钱法、盐法、杂税、市籴、会计等制度，是了解历代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最为重要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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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的3000个文化常识 四民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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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把人民按其职业划分为四类：士农工商。关于四民的划分，最早见于《春秋·谷梁传》，它的排列顺序是士一、商二、农三、工四。这种排列方式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是强调这四种行业同等重要。《管子》也中有“士农工商”一节：“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也。”石是基石，国家的基石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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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指的是知识分子。他们拥有知识和智慧，担任各级官吏，为统治者服务，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士的选拔。农是指农民。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被看做立国之本，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农民是徭役的主力。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农业看做国家的首要大事，农民也非常受重视，中国古代许多政策都是围绕农业和农民来制定的，如制定重农抑商政策。工指的是工匠或手工业者。他们主要为劳动者提供技术服务，也同样受到重视。有的统治者还下令工匠的后代也必须从事工匠的行业，不得转行。商指的是商人。在农业社会里，商人备受轻视，统治者经常制定许多歧视商人的政策，严格限制商人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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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的3000个文化常识 重农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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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抑商，又名崇本抑末政策，为法家首倡，儒家倡导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是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历朝历代一直奉行的基本经济政策。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业生产直接关系国家兴衰和人民生计，是立国的基础。因此，以农为本、以农立国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基本治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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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开始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汉朝继承了这一政策，又加以发展。重农的表现为，奖励耕作，兴修水利，劝课农桑，甚至允许“入粟拜爵”。抑商的具体表现为：第一，不许商人穿丝绸衣服，不许乘车或骑马；第二，不许商人购买土地，凡土地和奴婢超过法定数额就要没入官府；第三，不许商人及其子孙做官；第四，商人所纳算赋比一般老百姓要增加一倍；第五，迁徙商人到边远地区戍守。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下令征收算缗钱，对商人征收资产税，结果导致很多商人破产。这些政策对打击商人囤积居奇、保障农民利益、恢复社会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汉朝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影响深远，一直持续到清末。重农抑商政策对巩固新兴封建财政制度和发展社会经济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它的消极影响日益明显，致使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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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的3000个文化常识 均贫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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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贫富，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分配学说和政治口号，这一提法早在《晏子春秋·问上》中就已出现：“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这是晏婴对齐景公询问的“古之盛君”的行为准则所做的答复，所谓“权有无”和“均贫富”就是说令有无相平、贫富相均。《论语·季氏第十六》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也表达出“均贫富”的思想。但是“均贫富”并不等同“平均主义”，不是说要消灭贫富的差别，而是倡导在对待贫富问题上要均平而公正，无有偏护，不失其分。北宋时期，王小波率先向群众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革命口号，自此，“均贫富”成为历代农民起义广泛采用的一项政治号召。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所描画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在农民运动中，“均贫富”蕴涵着劫富济贫的政治理念，当社会上贫富严重分化之时，这一号召对于异常穷苦的大众来说就成为一种强大的革命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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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的3000个文化常识 先富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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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富后教是一种体现经济基础与文化教育之关系的思想理念。依照这一理念，治理国家应当先奠定一定的物质基础，令人民的生活有所保障，然后才可以实行道德教化。当然“先富后教”并不是说要等物质方面达到相当富裕之后再开始进行精神方面的教导，而是说进行教化要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作为基础，否则文教当无以立，也就是《管子·牧民》中所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论语·子路第十三》记载，孔子到卫国，见到人口已经很多了，冉有问接下来应当做什么，孔子回答说“富之”，冉有再问，孔子又答“教之”。《孟子·梁惠王上》载，孔子曾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这段论述可以看做是孔子富而教之思想的诠释，因为人民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可以依赖，也就意味着没有生活上的保障，常常要面临饥饿和死亡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教之以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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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的3000个文化常识 富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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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民是儒家所主张的经济政策。富民与富国是相对而言的，虽然从长远来看，富民与富国是同步发展的，但是在既定的时期，社会上的财富是有着一定限额的，国家的财富取之于人民，收取得多，人民的财富就相应地少一些；收取得少，人民的财富就会相应地多一些。对这一问题，儒家的看法是“民为邦本”，主张薄赋轻税，而藏富于民。《论语·颜渊第十二》记载，鲁哀公向孔子的弟子有若询问饥荒之年国家的财用不足应当怎么办，有若说为什么不实行什一税呢，也就是说只取1/10的赋税。鲁哀公说取2/10尚且不够，怎么能再减赋呢，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意思是，百姓的财用是充足的，国家自然也就会足用，而百姓自身的财用都不足，国家又怎么会足用呢？民用与国用，也就是源与流的关系，源头的供应决定着水流的大小，这也就是富民论的道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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