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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史：什么撬动了世界的沙盘 24.我们的机器，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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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年—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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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深入社会生活后，人们必须像跟人打交道那样经常同机器打交道，不过人跟机器打交道的逻辑同人与人的交往还是有所不同，进入日常生活的机器就像一种社会文化闯入了另一种。人与人之间要想合作可以靠请求、命令、说服、谈判、欺凌、讨论等很多方式，但跟机器不行，不能花钱买通、讨价还价，也不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更不能喊叫、踢打或像对待奴隶那样用胁迫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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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交往中，不管谁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别人将如何反应，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目的、意图左右着自己的行动和决策。但机器没有自己的小心思、小算盘，人们制造机器的目的就是设计确定的构造来实现确定的功能。对机器来说，只有开动和停机，没有中间状态。这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机制可太不一样了。如果机器不转了，只需要去维修或更换部件，直截了当，因为好的机器一定是部件齐全且没有多余花里胡哨的东西，只要所有部件都配齐、装对了，机器就能正常运转。而人类的婚姻、商业合作等可远没有这么清楚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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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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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历史舞台的机器也把自身的逻辑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的叙事中。机器的可操控改变了现实世界的不可知，它作为一种隐喻影响了人们对自身和社会的认知。比如，19世纪蒸汽机刚成为风靡世界的机器时，弗洛伊德曾把人的精神情感比喻成一个水力循环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情感能量沿管道流动，如遇阻塞，压力就会增大，最终在生活的其他方面释放出来。而今天，计算机是最重要的机器，所以我们更愿意把人的精神情感看作“程序”，把文化理解为“软件”，把异常行为当成“线路故障”或“软件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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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让人们体会到物质世界可以被人力改造，从而产生人们需要的结果。这种隐喻还告诉人们，对社会问题也可以采取同样的对策：要想既有整体的繁荣又有部分的幸福，就要创设理性而完善的制度体系，这种体系下的政府才能带来理想的繁荣幸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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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一群人就做了这样一件事。他们聚在一起，白手起家设计了一个全新的政府，这个过程跟机械工程师设计新机器不无相似。他们首先确定新政府“机器”的宗旨是“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还在蓝图中规划了这部“机器”由哪些“部件”组成，以及“部件”之间如何各自运转和协同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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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我们说的正是美国《1787年宪法》。世界上每一部宪法都包含两个维度：它首先是一部关于如何经营国家的指南；其次是一份契约，以其制订之时为参考，调节各方的相互竞争关系。指南和契约是两件事，前者呼应了机器的逻辑，而后者则跟叙事密切相关。有些国家的宪法更偏向前者，另一些更偏向后者。但是很多基于契约理念的宪法逐渐被淘汰，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其内容不再适用。而美国宪法则是另一个极端，它基本上纯粹是一部关于政府如何运转的指南，其中充满了与当时的特定条件和具体问题相关的内容，最典型的就是跟奴隶相关的内容。不过，这部宪法的基调体现了一些抽象的、普适的原则，并且设计了根据条件变化进行修正补充的机制，即宪法修正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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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先驱们在起草宪法时享有后来人再也没有的优势。当时的美国是一片广阔未知的新土地，他们手上是白纸一张，任其涂画。他们刚刚跟过去划清了界线，而未来还是一片空白。手上起草的宪法虽然是管辖美国人之间交往和关系的文件，但他们更关注的是抽象的程序性机制，犹如在为全人类设计一个根本规范，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当作了“全人类”[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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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还有哪部宪法诞生在同样毫无限制的环境。法国于1791年通过首部宪法，却没有实行太久。为什么呢？因为法国的原住民有着延续性，过去的历史纠葛仍在激烈地持续。法国人需要同历史遗留下来的旧恨做艰苦斗争，进行到此时正是不少人被送上断头台的阶段。这样的社会环境不利于对机制和程序开展理性探讨，因此法国的首部宪法必然更偏向“契约”而非“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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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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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揭示了一个道理，一定要把意识形态作为历史的要素。此后的一百年中出现了很多“主义”，“宪政主义”只是其中一个，还有其他的新主义不断涌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女性主义、伊斯兰主义、科学主义……实在不胜枚举。意识形态是带有机器逻辑色彩的社会关系蓝图，它的出现表明，将人类智慧所创造的系统性信条通过语言表述出来，可以形成一个社会完形的基础。长久以来，社会都是依靠亲缘关系和宗教联结聚拢成整体，现在意识形态也能起到黏合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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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宗教和亲缘关系主宰的社会中，制订每项规则前要自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个规则反映了最高权威的旨意？而在由意识形态主宰的社会中，首要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个规则行之有效？宗教必定要信众相信有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并且相信宗教对最高权威的解读正确无误。而意识形态则要民众认可其信条，相信它能切实改善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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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者们就把意识形态当作了一面用于号召的旗帜。革命不是推翻一个家族扶起另一个家族，而是要摒弃以家族出身作为权力基础的思维。革命者把一些抽象的原则表述成了口号，概括为三个词语：自由、平等、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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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些口号还需要仔细推敲。要从谁那里让谁获得自由？自由有哪些构成要素？在友爱[2] 的概念中女性是什么角色？人们生而不同，怎样才算真正平等？不过，这些问题并不影响法国大革命宣扬的意识形态的启蒙本质，也不会否定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学说。实际上不管是哪种意识形态，在现实中总会显出这样那样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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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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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生产让很多手工作坊消失了，形成了单调枯燥的工厂流水线。不过机器带来的涟漪效应也产生了不少以前没有的工作，机器需要人来安装、操作、维护，还需要人来研究如何改进升级，这些都是新的工作岗位。工业化的生产需要会计、文员、人事经理、秘书等等，需要很多能读会写的人，因此也需要更多的学校，学校里需要配备更多的教师。工厂的产品花样日益繁多，要顺利卖出去就得有售货员、收银员、广告和营销人员等。同时，随着机器的普及，社会变得愈发复杂，企业还要雇佣许多律师来解决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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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这些新职业的人大多没有成为富翁，但也都不会特别贫困。如果从1到10打分，他们的得分应该在中游上下。也就是说，机器的普及催生了一大批有可支配收入的中产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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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社会能生产远远超过人们基本需求的产品，并且不需要每个人都扑在一线从事艰苦劳动。至少在理论上，很多人可以从事跟糊口和生存无关的工作来谋生，比如当畅销小说作家、歌唱家、篮球运动员等。在此之前，做这些工作的人必须靠他人资助才能生活，资助者通常是那些有军衔或有田产的贵族。但到了机器时代，社会物质财富充盈，只要人有别人愿意为之付费的一技之长，都可以凭本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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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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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化机器生产还导致了规模空前的人类迁徙，这甚至比历史上印欧大迁徙和班图人大迁徙的规模还大。亿万人离开耕地和牧场进入城市，这一趋势不但一直持续，而且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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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黑海畔大草原上的印欧人向东方和西方分头迁徙时，必然是整个部落一起行动。但新一轮迁徙却不是这样的，原本是亲戚的一群人搬入城市后要分头去找生计，因为没法在同一家工厂中让全宗族或一大家的成员都找到工作。企业雇的不是家庭而是个人，开出的工资也不够一个人养活一大家子。企业这么做无可厚非，因为把工人从庞大的亲戚关系网中独立出来作为个人对待要简单得多，免得把跟企业经营无关的三亲六故都卷进来，这样可以防止雇员对家庭的义务跟对企业的义务产生矛盾。不仅工厂中的工作如此，机器社会中新出现的大量中产阶级的工作也是如此。那些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难免会亏欠家里，做不到两头兼顾。在现代西方社会中，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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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封建时期，基督教叙事和部族传统叙事的道德体系中牵扯很多经济领域之外的义务和权利，人们享有的权益主要来自其社会关系而非基于其生产能力。待在家里不工作、不生产任何产品的人仍然能有饭吃，因为他们还有侄男弟女等各路亲戚的帮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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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社会兴起以前，亲戚关系是人类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社会的基本单元就是一个个亲戚关系网，即大家族。随着机器的普及，大家族作为一种社会星群几乎消失了。亲戚之间的血缘还在，但是没有人会再以堂兄表妹的需要或愿望作为人生重大选择的依据。机器时代的社会基本单元缩小了，从部族到宗族，到家族，再到只有父母子女的小家庭，最终分解到不能再分的有独立意志的单元——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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