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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解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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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组可怕的批评攻势。如果这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斯宾塞学派的社会进化论传统——以及通过一种社会发展指数来解答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的所有希望——似乎都存在致命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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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与批评者辩论以捍卫进化论的人为数并不少。不过,在本书中,我打算改弦易辙。过去半个世纪来出现的很多批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值得认真对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完全摒弃社会进化论的倾向也是正确的。在第二章中,我试图证明,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批评,是有可能建立一种更集中、更具说服力的指数的。这个指数将能够避免新进化论的许多缺点,真正为我们提供一种工具,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目前)西方主宰世界,我们需要解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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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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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在第一章中,我提出,对于长达两个世纪的关于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一问题的争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社会发展指数,因为这将使我们能够将西方社会的发展与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进行长期比较。我们只有确定了需要解释的历史的轮廓,才能对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做出更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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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我查看了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的社会进化论研究,以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其最新版本——新进化论——的批评。在本章中,我将描绘一种社会发展指数。这种指数回应了对进化论的最严厉的批评,又没有忽视其中心目标——能够对社会发展进行跨越时空的度量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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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方法依赖于9个核心假设。首先,我会对它们进行阐述;其次,我将继续解释社会发展指数将如何运作。在本章结束时,我将解释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指数完善了20世纪新进化论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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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东西方、时间:什么支撑着社会发展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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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9个基本假设,每个假设都需要开展不同程度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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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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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除非能够量化,否则就是一个无用的概念。已经有好几代历史学家对定量和定性的优缺点进行了争论,我不打算对这些越来越没有结果的争论老调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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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想当然地认为定量分析就一定比定性分析更客观,无论我们是计算还是描述,都总会出现本能的判断和潜在的武断的识别。第三章至第六章将详细介绍一些在这方面,我所做过的最重要的判断和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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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定量分析的办法应当比定性分析更清晰,因为定量迫使分析者专注于这些判定,并且要系统地阐明做出某个选择而不是另一选择的理由。如果我们不对社会发展进行定量分析,争论就将继续陷于打概念仗的泥沼之中。所以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为社会发展建立一个数字指标,使得对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和不同历史时期进行直接的比较变得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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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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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爱因斯坦说过:“在科学上,应当使事情尽可能地简单,直到不可能更简单了。”尽管没有人曾试图寻找这句引言的原始出处,但我认为,必须以此作为研究社会发展的目标,但是并非所有人类学者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就此而言,也并非所有自称社会科学家的学者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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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通常会认为做学问的目的应当是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增加复杂性。无疑有许多问题——尤其在文化研究方面——需要能使我们的认知更加复杂、更加玄妙精微的方法,为此甚至可以付出使之晦涩难懂的代价,但在讨论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话题时,一般来说,主要是因为复杂性太重了,使得中心议题在大量细节中被模糊了,分析往往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典型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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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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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像“社会发展”这样一个宽泛的概念,要求我们先将其分解为更小的、可直接度量的单位。遵照HDI模式,我试图在为社会发展的形式定义时涵盖全部标准的最小数量的具体特性。任何特性列表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挑选出最佳集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种集合中增加更多的特性,就将经不起爱因斯坦的简单性的考验,因为那将使事情走向毫无必要的复杂;而如果我们减少特性,那么这份列表就将无法包含定义的全部要素,并将使事情过分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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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HDI是在1990年由经济学家马赫布卜·哈克(Mahbub Haq)设计的,旨在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从国民收入核算上转移到人类福祉上。在和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及一个联合国经济学家团队的合作下,哈克巧妙地设计出了HDI,为联合国发展署的官员们提供了一种单一分数,使他们能够了解各国在促使其居民发挥其内在潜力方面做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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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I利用3个特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知识和教育(以成人识字率占2/3的分数,以大中小学入学率占另外1/3的分数),以及生活水准[以美元计算的购买力平价换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联合国人类发展计划署经常改变其计算方法,2011年变动尤为明显,其进行了大改变,为生成分数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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