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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分还是0.01分：哪个社会更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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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指数来说，最大的挑战无疑都是决定如何给特性分配分数。为了使情况简单，我决定将1 000分定为指数的顶点——公元2000年前所可能得到的最高分数。然而，这个顶点与HDI中可能的最高分1.0所起的作用非常不同。在联合国的指数中，1.0代表着某种完美，意味着任何一个社会的得分都不可能高过1.0。而我的社会发展指数则相反，1 000分只是公元2000年所能得到的最高分。从指数的顶点到本书写作时，又过了十几年，西方发展的分数在继续上涨，已经超过了1 000分。假如东方和西方继续以20世纪的速度发展，到21世纪末时，两者都将达到5 000分；而如果增长率超过20世纪的速度——目前的情况似乎正是这样——两者在2100年时的得分还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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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了HDI的经济学家们创建了一个详尽的权重体系，将3个特性的分数标准化，然后计算出相加后总分的平均数。相反的是，当1956年纳罗尔发表了他原创的社会发展指数时，他给他的3个特性设置了相同的权重，他解释说，“因为没有明显的理由认为某一特性比另一特性有任何更高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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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权重的优缺点总是有讨论的余地，我将在第七章再回到这个问题上，但是纳罗尔的办法在这里似乎比联合国的要中肯。即使有很好的理由确定某项特性比另一项意义更重要，也没有根据假设这一重要性能贯穿我们所考察的整个16 000年，或者它们始终同样适用于东方和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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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把我的1 000分平均分配在4个特性上。这意味着在某个特性上能获得最高值的社会，将在其达到那个水平的阶段（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是公元2000年）获得250分，而其他社会因为达到的是较低值，相应地获得较低的分数。我将在第三章到第六章详细说明证据、定义问题和我如何计算每个特性的分数，但在此，我要简短地举一个具体例子，以说明打分系统的运行机制。我将以社会组织为例，通过最大定居点的规模来进行间接度量，因为这也许是最简单明了的特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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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地理学家都将公元2000年时的东京，归为自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我们所知的最大城市，该城有大约2 670万居民。于是，公元2000年的东京获得了划拨给社会组织这一特性的满分250分，即意味着在指数中，每106 800人得1分（2 670万人除以250分）。公元2000年，西方核心地带的最大城市是纽约，有1 670万人。按照每106 800人1分的算法，纽约的得分是156.3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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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00年的资料没有这么完备，但所有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那时候的城市要小得多。在西方，1900年的伦敦大约有660万居民，得61.80分；而在东方，最大的城市还是东京，但那时只有175万人，得16.3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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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溯到公元1800年时，历史学家们不得不将若干不同种类的证据结合起来，包括食品供应和税收记录、城市覆盖的自然区域、这些区域内房屋的密度，以及逸闻故事等，不过大多数人的结论都是，北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可能有110万，得10.30分；西方最大的城市还是伦敦，人口有大约86.1万人，得8.0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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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时间继续回溯，误差幅度将越大，但在公元1700年之前的1 000年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显然在中国（日本的城市经常紧随其后）。公元800~1200年，首先是长安，其次是开封，最后是杭州，人口在100万上下（分数在9分左右）。与之相反的是，西方城市始终没有超过其一半的规模（西方最大的城市通常在欧洲南部和亚洲西南部的伊斯兰地区，而不是欧洲北部和西部的基督教地区）。再往前几个世纪，这种情况则要颠倒过来：公元前1世纪，有100万人口的罗马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都会，而中国长安的居民人数可能只有其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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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退到史前时代时，证据无疑越发模糊了，数字也变得小得多了。然而，将系统的考古调查结果和较小区域内详细的发掘记录结合起来，我们对于城市规模仍能产生合理的感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分解的艺术，不过就算是最广为人们接受的估量结果，仍可能需打10%的折扣，但误差幅度不可能更大了；而且由于我们对东方和西方的考古遗址采用同样的估算方法，大概的趋势应该还是相当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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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社会组织这个特性上，需要有106 800人才能得1分，略微超过1 000人将得到0.01分，这是值得纳入指数的最低分数了。能达到这个水平的西方最大的村落出现在大约公元前7500年，而东方最大的村落出现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在这两个时间之前，西方和东方的得分都将为0（参见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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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3个特性的分数，也以同样的方式计算：（1）确定在这个生活维度中能得到最高分的社会（就能量获取而言，在公元2000年的美国，平均每个居民每天消耗大约228 000千卡的能量）；（2）将满分250分分配给这个社会；（3）计算能得到1分所需要的表现（就能量获取而言，228 000除以250分，等于平均每人每天消耗912千卡得1分）；（4）估算历史上不同时间每个社会在这个特性上的分值；（5）将这些估算出的分值除以分母，将它们换算成指标中的分数。在计算了自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整个时期中每个特性的得分后，我只需将4个特性的得分相加，就能得到一系列每个地区社会发展的分数。这就使得我们可以将世界上不同地区在历史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对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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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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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一章回顾的关于新进化论的争论，可能存在4种主要的反对我的意见。我将针对每一种说上几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几种反对意见都不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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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不同时代和地区的社会发展量化并进行对比，使人类失去了人性，因此我们不能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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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反对新进化论的浪潮中最具影响力的声调，类似的观点在历史学家中也赢得了许多追随者。然而，这却是至今提出的反对意见中也许最令人无所谓的，因为一旦我们认识到不同的问题需要我们以不同程度的抽象性来解决，其力量就基本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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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许多领域的学者们都感觉到像新进化论、新古典经济学等高度抽象的科目，以及同源方法，都留下了太多未解之谜，于是他们非常明智地转变了观念，采取了似乎更有利于做好工作，以回答他们感兴趣的问题的思维方式。例如，许多社会学家不再将支持常态和结构化的分化和功用作为组织概念，甚至社会科学中最坚定地致力于量化和抽象化的人口学和经济学，也进行了自身的后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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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发现了我自己的研究正是如此。在利用新进化论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比较框架，弄清了铁器时代希腊的社会变化后，这些方法的局限性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古希腊社会一些最重要的特征，如激进的男性民主制与大规模奴隶制的结合，很不符合瑟维斯、帕森斯和弗里德的理论，他们都认为民主是与先进的现代国家相关联的。如果完全不解释希腊民主制的来源，无视古希腊人的独特成就，而在社会发展指数中给希腊打分，就会使事情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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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进化论和社会发展指数都是在浪费时间，这只是意味着回答这个特别的问题还需要其他工具。用一种更狭隘、更排他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古希腊社会，会比进化论的方法产生更多成果，但这样也有局限性，尤其是不足以解释经济、军事和政治发展是如何驱动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内的变化的。为了弄清这些问题，也得到其他材料的指引，我重新转向更广泛的进化论工具和将希腊置于全球框架中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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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什么目前西方主宰世界，与问为什么有些希腊城邦给予所有成年男性公民投票权，是不同类型的问题。这是一个宏大的比较研究的问题，要求我们纵观数千年历史，横跨百万平方千米土地，汇聚几十亿人口。为实现这一目标，一个社会发展指数恰好是我们需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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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社会量化并进行比较是一种合理的做法，但我定义的社会发展（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却不是应该度量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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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对意见用不着多费口舌就能解决。持这种意见的批评者需要表明有其他事物可供度量和比较，对于解释为什么目前西方主宰世界，将比我定义的社会发展更加有益。我不知道是否存在这样的其他事物，所以我请批评者们来确定，并证明它们能产生更有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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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所定义的社会发展，也许是一种在历史长河中比较不同地区的有用方式，但我用来度量的特性（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并不是最好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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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对意见可能以3种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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