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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三、史学其他分支向文化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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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皆文化，在新文化史势不可挡的强大趋势下，文化史虽然取代了社会史成为当代西方史学的一种主流，但这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史学其他分支领域的衰落或消亡。有一部分在70年代以前曾经被史学界寄予厚望的领域，如计量史、思想史等，在新文化史兴起前后的确已经风光不再，但更多的领域却又在新文化史的洪流下进行了自我调整和适应，保持了生机，有些门类如政治史甚至还迸发出了新的活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史学分支内部出现的文化转向现象。如伯克所指出的，在文化研究和新文化史的巨大冲击下，“许多十多年前自称为文学评论家、艺术史家或科学史家的学者，现在更倾向于把自己界定为文化史家，从事诸如‘视觉文化’、‘科学文化’等的研究。政治‘科学家’和政治史家在探索‘政治文化’；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将他们的注意力从生产转向了消费，以及受文化决定的欲望和需求”(54)。在许多史学分支领域，都普遍存在着这种现象，下文中就选择其中几个稍作展开，探究一下它们内在发生的变化同新文化史之间的联系。当然，学科的划分总是相对的，一方面，各个学科本身的界定和归属就比较模糊，另一方面，它们相互之间又存在着大量的重叠和交叉，因此，在此也只能作一个大致的划分，对它们各自内部的变化和趋势，也仅求一总体的概述，以窥其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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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社会史的情况。必须指出的一点是，社会史被新文化史所取代的是其在西方史学中的主流位置，而不是其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取向的存在。事实上，在出版物、期刊论文、博士论文等的绝对数量上，社会史仍然占据着较大的份额；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许多新文化史家对于社会史的态度也并非一力排斥的，而强调的是文化与社会的并重。如前文中曾引到的汤普森所考察的“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再如彼得·伯克，对他来说社会文化史和新文化史是相一致的两个概念；林·亨特同样也是如此，从1984年开始她在加州大学出版社主持编辑出版的一套卓有影响的新文化史丛书，并没有狭隘地将社会史排斥于外，而统称为“社会和文化历史研究丛书”。因此，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新文化史对社会史的反动，并不是要否定后者对历史的探寻，而是针对其自身的盲目和对文化的偏见，如亨特在其丛书的出版说明中所指出的，她希望看到的“在实际经验和理论深度下结合了社会和文化分析模式的著作。历史问题的社会层面常常被孤立地来讨论，而文化方面要么被忽视，要么被作为是其他方面的简单反映，在诸如工业化和现代化等基本进程中尤甚。本丛书将致力于探寻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历史的特定联系，而不是把社会和文化的变化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或是完全独立的”(55)。新文化史的出现，是对走上极端并陷入困境的社会史的修正和完善，其目的是要改善它，而无意去完全否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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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社会史在文化转向之后继续发展的方向就是接受来自新文化史的批评和改造，逐渐朝向社会与文化兼重的自赎之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史家，一度曾经对“语言学转向”后以新文化史为代表的这种排斥物质基础的研究取向极为不满，将一切都归咎于“后现代主义”，而与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今天，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已渐渐放弃了70年代时的盲目自信，在坚持社会史的优势的同时也能够正视自身的缺陷，并且看到了文化史的互补作用，美国历史学家保拉·法斯（Paula Fass）就把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关系比作一场不断的对话，“社会和文化史在研究策略上总是相互依存的，纠正着对方的盲点和错误，尽管它们也各自强调历史的不同因素和采取不同的方法”(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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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新文化史当初试图将社会史取向从一个极端拉回来一样，今天社会史家更将自己的工作定位为对文化史矫枉过正之后“一切皆文化”的一种再次平衡。《欧洲社会史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European Social History）的编者们对新文化史的兴起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仅在理论部分专辟章节来讨论新文化史的发展，更把对文化因素的考察作为社会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认为：“现在社会史由于对语言和表象文化史的重视而大大加强了。”乔弗·艾雷（Geoff Eley）进一步谈到，虽然在八九十年代社会史相对衰落的时期，仍然有着很多固守阵营的社会史家，如霍布斯鲍姆，以及不少优秀的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史著作，但总的来说，受到新文化史及其多种形式的跨学科研究的影响，社会史原本傲慢的霸气渐渐让位给了一种更加折中的、有保留的态度，“不同历史类型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虽然许多社会史家继续在方法上和题目上，通过他们的著作重复着其独特的（和法理上的）独立自主。但是还有许多人正逐渐自由地跨越了社会、文化、政治、思想等之间传统的界线，使新的混合形式得以产生。在这些方向上体现的开放性，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社会史家在态度上最重要的变化，并且显示出各种继续下去的迹象”(57)。我们看到，历史的钟摆在社会与文化两种因素之间摇摆，并正在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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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历史是多元的，并非只有社会和文化两个方面，不过，趋向文化却似乎是当前它们共同的趋势，经济史也不例外。荷兰历史学家保罗·克莱普（Paul M．M．Klep）将经济史和社会史放在一起来考察，他认为1920年以前的传统经济史、社会史还具有很强的文化特性，当然那时的文化概念主要是偏重于精英文化，“纯粹的经济学被认为对解释经济的变化没有太大的用处，经济史家在他们对经济变化的解释中融入了宗教、风俗、法律（包括财产权）、制度和政治等因素。”但是，“在主流的研究中”，这种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系列的、量化的、克丽奥学派的、计量经济学的和社会科学的方法所取代了”。但是随着文化转向的发生，重又出现了“再文化化”（reculturalisation）的现象(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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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史研究中，它同经济学之间的关联变得愈加松散，量化的方法日渐减少，而更多地糅入了对文化“变量”的解释。经济史过去讨论的主要是生产和流通的环节，现在已开始逐渐认识到了消费者和消费活动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前两个环节也许可以（或只能）用量化的指标和经济学的规律来探知，但对后者的讨论却更多的被归入到文化的范畴中，这在今天越来越多的物质文化史著作当中便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倾向。因此，经济史虽然没有完全被新文化史所取代，但文化研究对它的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经济史“正在见证着一种日益增加的对文化和制度问题的敏感”，另一位荷兰历史学家佩尔·弗里斯（Peer Vries）也注意到了，“诸如‘制度’、‘交易成本’、‘财产权’、‘利益集团’、‘集体行为逻辑’、‘看得见的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信用’等表述几乎出现在这一领域的各种文本中”(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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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美国历史学家黄宗智是在经济社会史领域中接受文化转向并进行实践的一个典型例子。早年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黄宗智在90年代后在自己的研究中欣然接受了新文化史的改造，他谈道：“新文化史对旧社会史中隐含的唯物主义的批评是恰当的。它创造性地使用了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这些重要的工具。同时，最优秀的新文化史的主要内容不仅考虑精英文化而且考虑民间文化，不仅考虑文化的非物质方面，而且考虑文化的物质维度。它并不反对经验调查，而强调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在理论方面，新文化史汲取了批判理论的洞见，但又没有走向极端的反经验主义和极端的文化相对论。它并不像萨伊德或吉尔兹所坚持的那样，认为话语是唯一的现实因而是唯一值得研究的主题。”(60)同样的转变轨迹亦发生在许多社会史和经济史家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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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社会史和经济史中的文化转向是在新文化史兴起后自身地位受动摇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应对的话，那么曾经受新史学的冲击而衰落沉寂的政治史却因文化转向而获得了新的生机。在政治史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对“政治文化”(61)的讨论。这里的政治文化不是传统所指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学理论，而是指对政治活动的一种文化解释，指普通民众对政治的理解和态度，他们日常的生活、行动、思维和心态当中的对政治的反映和影响，政治不再是政治家们手中玩弄的权力游戏，而是透过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空间”的一种表现。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弗雷（François Furet）是这一政治文化史研究趋向的代表人物，弗雷1978年出版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对之前的各种大革命史学进行了批评，包括以事件叙述为主的传统政治史学和以社会、经济因素为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而提出从政治的话语中去理解大革命，“弗雷坚持认为大革命的意义恰恰在于它的语言中，在它自相矛盾的‘断裂的话语’中”(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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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的这种政治史解释又被称为“修正主义”（revisionism）史学，它带有强烈的文化倾向，政治的解释在他那里等同为一种话语的解释，甚至连法国大革命的核心内涵“民主”的概念也被他概括为话语的集合或是文化。他写道：“托克维尔在他最后一本著作里称为‘民主’的东西，与其说是一种社会状态，毋宁说是一种均权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是靠绝对君主制的发展才得以在社会上流行起来的，它既摧毁传统的等级制度，同时又使这种制度固定化，因为它在掏空等级制度内容的同时，又以法律的形式使之无限延续下去。然而，正是这种文化以及它所诱发并作为其结果的中央集权行政制度的胜利将路易十四和拿破仑联系起来了，由此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的意义。”(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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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弗雷的直接影响，政治文化史首先在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中活跃了起来，历史学家开始在政治文化的语境下探寻诸如文本、性别、仪式、意识形态等文化主题在大革命政治中的作用和地位(64)。如林·亨特在她自己的成名作《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一书中表示：“虽然本书的主题是政治，但里面却很少涉及特定的政策、政治家、党派斗争、正式的制度或组织。强调的却是政治文化中的潜在形式，它们使得不同的政策得以出台，以及使得各种类型政治家、冲突和组织得以登台。”(65)大革命造就了种种新的政治文化形式，如革命活动、民主制度、恐怖政策、雅各宾主义、集权国家等，而它们的根源就在革命前的社会文化和话语之中。这种新形式的政治史带动了整个政治史内部的文化转向，渐次从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扩展到其他地区和时期的政治史写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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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再来看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或观念史（history of idea）中所发生的文化转向。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思想史曾经迎来过一段非常辉煌、活跃的时期，在美国就有自二三十年代由维农·帕林顿（Vernon L．Parrington）开创到40年代佩里·米勒（Perry Miller）等人领导下而臻于高峰的“思想史”，以及以亚瑟·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为代表的“观念史”两个主要的流派。“在之后的十年中，20世纪50年代”，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谈道，“整个美国历史的研究就被思想史家及其各式各样的盟友所统治着”(66)。在欧洲，尽管没有出现在名称上和规模上像美国那样的思想史或观念史研究热潮，但思想史研究的形式和著作却并不鲜见。然而在60年代后，随着“自下而上看”的社会史研究的普及并占据了历史学主流，以精英人物、知识阶层的伟大思想为对象的思想史变得无所适从，历史的进程不再被理解为王侯将相领导下的政治游戏，也不是受到伟大人物的光辉思想所引领和感召的，占人口大多数的、被传统历史叙述所遗忘和忽略的无数的普通人成为了历史的主角。在经过长时间的沉寂之后，随着文化转向的浪潮，思想史重又找到了新的前进方向。罗伯特·达恩顿便认为，不能把思想史作为一个简单的整体来看，它同样具有很强的多样性，其研究对象中既有伟大的哲学家，也有目不识丁的普通人，由此他把这种历史研究自上而下分成了四个层次：“观念史（体系化思想的研究，通常在哲学论著中）、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史（日常思维、舆论风潮和文学运动的研究）、观念的社会史（意识形态和思想传播的研究）和文化史（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的研究，包括世界观和群体心态）。”(67)这种分法，虽然不免有将它们相互割裂的嫌疑，但如果将思想文化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却指明了其研究取向内在的变迁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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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1977年在海厄姆等人组织的一次关于美国思想史现状与前景的学术讨论会上，也在思想史研究的层次上出现了两种相对的取向，“一些历史学家专注于那些经得起形式诠释的明确表述的观念；另一些则强烈地转向去检视并不非常精确的意识层面，如法国人所教给我们的所谓群体心态”(68)。因此，在编选论文集时，编者不得不将两种不同倾向的论文分列在两个主题之下——“观念史”和“文化史”。虽然新旧两种声音依然并存，但编者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人类学对思想史领域的巨大冲击。狭义上的思想史已经逐渐转向了一种更加宽泛的思想文化史，在研究方法上，思想史家也“越来越将焦点集中到意义进而到文化上……他们培养了一种对意义中的微言大义不同寻常的接受度，或者说在诸如哲学、神学、政治和经济理论、文学批评、艺术及一些自然或社会科学等领域中形成了一种特别的能力”(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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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由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和史蒂文·卡普兰（Steven L．Kaplan）编辑的另一部讨论欧洲思想史的论文集，更加进一步拓展了这种传统思想史中的文化倾向，该书不仅结合了法国年鉴学派在心态史上的成果，而且看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思想史的影响和借鉴，认为思想史也在经历一次语言学的转向。编者宣称：“在思想史自身内部，一次向社会和文化史方向的重新定向看来业已发生了。”(70)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为该论文集所作的总结中，他建议思想史家应该和其他领域的历史学家一样，要学会运用语言学的工具去探究文本(71)。在这层意义上讲，怀特在《元史学》（Metahistory）一书中借对19世纪历史学的分析所展开的哲学思考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新的思想史研究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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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和思想史这四种历史学分支学科，当然并不能完全涵盖今天历史学形式多样的各种研究领域和方法，甚至这样的区分也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作为几个典型的例证，却能够从中清晰地看到文化转向在近二三十年间对这些学科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米莉·鲁宾（Miri Rubin）对文化史研究现状评述时，就举例指出：由于文化转向，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已被排除出历史学主流之外的一些领域的历史学家，如政治史、人口史、外交史、殖民史的研究者，“如今又回来了，被当作有关政治仪式、冷战文化、文化接触的专家被请了回来。同样的情况还有在医学史、科学史和法律史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第一股‘新’史学浪潮中边缘化了的领域，但随着得以探查其中的‘文化’特性而被重新变成了令人激动的新领域。……没有任何经验的领域，个人的和群体的，能够超然于它（文化转向）的效力之外”(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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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学科之间的界线也不再是壁垒森严、不可逾越的，它们与新文化史之间出现了大量的交叉甚至融合，文化的视角和研究取向深深地渗透其中，同样这些学科也对新文化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以上三个历史学维度中的文化转向的分析，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新文化史已卓然而成为了20世纪最后三十年里西方史学中一个最耀眼、最具活力的研究取向和研究领域。作为当今史学的主流趋势，新文化史同它之前的政治军事史、经济社会史等潮流相比，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并不试图取代任何一种历史书写模式而成就唯一的霸业，而是开启了一个过去被遗忘和忽视的历史研究空间，更好地丰富了人类对自身历史的探索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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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ictoria E．Bonnell and Lynn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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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刘华译，《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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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戴维·钱尼：《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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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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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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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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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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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修订版前言，第224—225、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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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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