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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一、政治史（Politic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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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史被放在了讨论的第一位，这显然不是编辑中的偶然巧合，而是对政治史在西方史学传统中的重要地位的一种尊敬和肯定。而且，政治史的专题也是两期杂志所有分支学科的讨论中篇幅最多的之一，三篇论文加一则评论占了48页的篇幅，仅次于“人类学与史学”和“计量史学”部分的52页和60页。三篇论文分别是彼得·史密斯（Peter H．Smith）(1)的《从拉丁美洲出发的一点意见》、雅克·朱里亚尔（Jacques Julliard）(2)的《对现状与未来的反思》和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e）(3)的《思想和利益》，以及来自雅克·勒韦尔（Jacques Revel）(4)的评论。几位作者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共同的是都专长并执著于政治史领域的研究，那么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进入80年代之后的政治史的前途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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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们都清楚地看到了政治史已经不再是历史学中唯一的或是主流的分支学科。史密斯开篇即提到：“如每个人所知的，政治史已经变得陈旧而过时。特别是在美国，很大程度上在欧洲同样如此，注意力已从权威人物和决策者转向了普通人和世俗大众。经济史的探索不断地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起源及变化加以澄清，社会史的研究打开了全新的认识和探究的图景——突出地强调于性别差异、性、家庭及其他隐秘和日常的生活范畴。对当权者的研究兴趣迅速减退。新的关注点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一趋势对80年代的政治史给出了一个明确的预言：它将不会有很多。”(5)朱里亚尔也继承了年鉴学派对政治在历史中地位的评价，把它看成是一种浮在历史表层的“短时段”，“政治是一种简单的附带现象，主要决定于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共同作用，而不能由人的意志来改变”(6)。政治史只是历史学众多门类和分支中的一种，并不具有任何特殊的地位，相比较于社会史和经济史，它也早已不再是历史学关注的焦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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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政治史存在的价值，在整个历史学科中它仍然有着重要的地位，即便是很多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也都是在政治史的背景下展开讨论的，同时其自身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更新着研究的方向与重点，进入80年代后更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几位作者都积极地强调政治史依然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政治史继续存在、发展的原因就在于它正在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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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主要以拉美史为例，认为虽然在欧美史学界对政治史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而且人们对政治史的兴趣也大大减弱，但在对拉丁美洲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研究中，有关政治部分的分析和讨论仍然具有广阔的空间有待于政治史家进一步的深入。不过，对拉美的政治史研究并不是传统政治史模式在空间和对象上的简单扩展和重复，史密斯把当时政治史中出现的主要趋势归为四个方面：（1）投入；（2）结构与过程；（3）产出；（4）思想与态度。其中前三个方面主要还是基于时间顺序对政治行为的发展、政治体系的运作进行的研究，基本仍是传统政治史方法从起源、过程到结果的叙述，同时也借用了社会史和经济史的一些方法进行结构的分析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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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具有新意的是第四个方面——思想与态度。史密斯写道：“政治进程同政治角色们的思想和态度有着紧密而相互的联系。作为原因，意识形态或世界观可以影响有时甚至能够决定个人和群体对刺激的反应；作为结果，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最终与权力关系和系统环境的长期变化相适应。”(7)在此，史密斯所指的除了个体政治人物和党派的政治思想、观点和主张外，还特别提到了集体的因素，如当时正在法国史学中日益受到重视的“心态”的问题，他认为应该把对心态的研究放到对政治史的分析当中，从而有益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政治的活动。同时，在政治史中不容忽视的文化因素也正在日益得到广泛的共识，思想运动和大众文化都是深入探讨政治史的重要方向，比如对普通人政治态度的研究、新材料和新方法的运用。史密斯就认为，“历史学家必须在那些非文字的表达方式中搜寻态度的蛛丝马迹：口述传统、政治口号、流行音乐、绘画、卡通、漫画，甚至电视肥皂剧。”(8)通过不同于传统的新的观念、新的视角和新的资料，才能为传统的政治史创造出新意，使它得到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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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里亚尔看来，政治史既保留了传统的特点，也在吸收其他学科的长处，他概括道：“政治史是心理的、传记的、定性的、思想的、事件的，总而言之，是叙述性的。”(9)之后他也列举了四种不同形式的政治史：“一是传统的叙事史，其中政治在事件的编年中占据着主导；二是政治构成主要的解释性假设的历史；三是作为权力社会学的政治史；最后是长时段的政治史，它所强调的不是事件和变化，而是文化特性和恒久的特征。”(10)很显然，前面三种政治史仍是我们在传统的历史编纂中常见的形式，但同史密斯一样，朱里亚尔所说的最后一种形式，所关注的也是如何在文化的层面上展开政治史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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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70年代后法国年鉴学派在研究中出现的新动向，就不难理解此处朱里亚尔所谓的长时段的政治史，那就是把文化因素，也就是“心态”看作是决定历史进程的深层决定因素长时段的一部分。政治史也受到了这种观念的深刻影响，朱里亚尔写道：“政治理念更深地扎根于个人和集体的意识中，在那里它们与宗教或者至少同一般的信仰体系结合在了一起。”(11)政治不仅是浮于表面的事件，它也具有深层次的文化结构，由此，朱里亚尔进而提出了一个“政治文化”的概念，这与那个时期“文化转向”在政治史领域产生的变化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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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作者克拉克的文章非常简短，其标题中的“思想和利益”主要是指在政治史的研究中必须注意对政治事件背后的政治思想与经济利益这两种决定因素的考察，但他也提到了另一个方面，指出“政治史的完全演绎要更多地注意到意识形态的问题”(12)。而评论者勒韦尔对政治史的未来前途则要更加乐观，他认为即使是在法国，年鉴学派的传统和影响也没能阻挡政治史继续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活跃在学术界。当然他也承认政治史必须不断地变化和调整，最新发生的趋势就是“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概念或模式融入到政治史研究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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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政治史在历史学“文化转向”的过程中渐渐重新迸发出生机和活力，它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关于事件的简单记录和叙述，更不是王侯将相等政治领袖人物的个人传记，而更多地将视线投射到政治事件、政治活动对于普通人日常社会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探讨政治与社会、政治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这是政治史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出现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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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二、家庭史（Family History）与人口史（Populatio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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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14)关于家庭史的论文是对这门新兴历史学科所作的一项非常详尽细致的史学史考察，标题也非常直截了当——《过去的成就和未来的趋势》。斯通把家庭史看作是社会史的分支之一，其兴起是整个战后社会史勃兴的一部分，它在不同阶段受到了不同思潮和理论的影响，如社会学、历史人口学、女性主义等，其中“科学史学”和“自下而上的历史学”这两种史学潮流的作用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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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通看来，每一种新观念、新方法的引入都成为了推动家庭史不断发展的巨大动力，从19世纪末恩格斯第一次把对家庭的历史分析同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变化联系起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口统计学帮助家庭史研究建立起一种科学的、量化的研究模式，70年代的妇女运动、性解放把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引向了家庭生活的内部，如妇女的家庭角色和性。最后，在介绍最新的家庭史发展趋势时，斯通着重指出：“一定程度上，在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刺激下，首先在法国，然后在英国和美国出现了对于心态史的新兴趣，即指个人和群体的价值观念、信仰、情感、情欲。这种兴趣刺激产生了一种新的家庭史，对情感关系给予同经济或社会关系一样的关注。新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如核心家庭和家族成员之间、家庭内部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孩子间的亲情纽带的性质和特点。”(15)由此，也让我们看到了家庭史研究中出现的新特点和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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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通把家庭史宽泛地分成五种类型：（1）人口统计学的；（2）法律的；（3）经济的；（4）社会的；（5）心理和行为的。其中第五种类型所指的正是家庭史的新变化，“是关于人们是如何相互对待的，包括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核心家庭与家族；在性的方面他们在婚前和婚后是如何表现的，以及他们是如何认为应该怎样去做的；最后是他们的价值观念、精神状态和情感，以及他们对婚姻中的情感，如爱情、性欲、敬老或爱幼的反应程度”(16)。对于这些方面的研究，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家庭史研究把大多数的人和家庭都作为一种统计数字和模型，由于资料的原因，对人们在家庭中的一些文化因素，包括情感、观念和心态等具体问题的定性分析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但借助于心理学、人类学和心态史的开拓，使家庭史有了进一步深入下去的研究空间。这不仅是在方法论上的重要突破，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家庭史未来发展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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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通在文章最后也指出，人口统计学的定量分析、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概括等，这些研究都已经进行得非常充分了，对家庭史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它们在理论和概念上也同时达到了尽头或极限，已经很难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家庭史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在方法上进行新的调整和开拓，而最有希望的新的研究方法，就是对价值观念的转变进行统计分析，同时借助心态史的方法将研究从量化的分析更多地转向对性质的解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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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史的研究常常都要依靠人口史的研究成果，后者是人口统计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安东尼·里格利（E．Anthony Wrigley）(17)更有意识地把人口史分成了人口统计史（demographic history）和人口史（population history）两个不同的层次，前者侧重于对历史人口数据的计算、统计、整理、量化分析，后者强调从这种人口变量的演变趋势出发，结合历史上环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背景进行历史研究和分析，“将人口的特点同它们的社会经济背景结合起来，并证明它们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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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格利所指出的人口史研究中出现的变化，正是这两种不同的研究侧重的转移。他认为，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结婚率等变量，人口迁移的数量、构成的比例等数据，都只是基础的历史人口统计学的研究工作，人口史应该要做的，是进一步说明和解释这些因素在对社会和经济行为的其他方面究竟产生了哪些重要的影响。由于人口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大量、准确的人口信息和数据为基础，资料的限制也制约着人口史的前进，因此借鉴其他学科的经验，如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一方面寻找新的可靠的人口资料，采用一些新的研究手段和技术；另一方面，更多地把研究方向转向人口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影响上。因此，在80年代前后的人口史研究常常同家庭史、社会史等发生交叉，运用一些社会行为的模式来解释婚姻关系、家庭结构、生殖型态、人口流动、性别和族裔关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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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史和人口史中，过去对计量研究等纯技术手段的推崇和强调逐渐衰退，对家庭内部成员关系和日常心态与生活、对人口史总体趋势与具体个案等问题的重视，成为这两个领域中令人瞩目的新视角和新热点，而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也正是对文化因素的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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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三、传记（B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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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心理学家的迈尔斯·肖（Miles F．Shore）(19)对传记的评论完全是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展开的，标题即为《一种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因此其所说的传记基本上就是指心理史学中最主要的一种形式——心理传记。肖把传记看作是介于文学和史学之间的一种独立的形式，而他对心理传记的总结和预测，主要也是基于心理传记的学科内部的变化而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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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史学的产生首先是同现代心理学，尤其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1910年弗洛伊德关于达·芬奇人格心理特点同人生经历关系的论文被公认为心理传记（以及心理史学）的开山之作。此后，尽管这种心理传记本身和精神分析学一样饱受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精神分析学确实非常有助于传记的写作，“心理学的叙述对应于人从摇篮到坟墓的生命历程，使它能够作为传记故事的一种细致和丰富的补充形式”(20)。在弗洛伊德之后，出现了心理传记的写作高潮。同时在理论上也逐步由早期弗洛伊德强调本我，即无意识的本能冲动，转向自我心理学，把内在的心理同外部的环境更多地结合在一起来考察。60年代艾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将心理的发展比作若干阶段的生命历程，而开拓发展了新的研究模式，成为心理史学和心理传记研究的又一个里程碑。正是在几乎同时，身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威廉·朗格（William Langer）才会公开提出要将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下一个任务”放到历史学家的议事日程上(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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