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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二、家庭史（Family History）与人口史（Populatio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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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14)关于家庭史的论文是对这门新兴历史学科所作的一项非常详尽细致的史学史考察，标题也非常直截了当——《过去的成就和未来的趋势》。斯通把家庭史看作是社会史的分支之一，其兴起是整个战后社会史勃兴的一部分，它在不同阶段受到了不同思潮和理论的影响，如社会学、历史人口学、女性主义等，其中“科学史学”和“自下而上的历史学”这两种史学潮流的作用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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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通看来，每一种新观念、新方法的引入都成为了推动家庭史不断发展的巨大动力，从19世纪末恩格斯第一次把对家庭的历史分析同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变化联系起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口统计学帮助家庭史研究建立起一种科学的、量化的研究模式，70年代的妇女运动、性解放把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引向了家庭生活的内部，如妇女的家庭角色和性。最后，在介绍最新的家庭史发展趋势时，斯通着重指出：“一定程度上，在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刺激下，首先在法国，然后在英国和美国出现了对于心态史的新兴趣，即指个人和群体的价值观念、信仰、情感、情欲。这种兴趣刺激产生了一种新的家庭史，对情感关系给予同经济或社会关系一样的关注。新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如核心家庭和家族成员之间、家庭内部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孩子间的亲情纽带的性质和特点。”(15)由此，也让我们看到了家庭史研究中出现的新特点和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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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通把家庭史宽泛地分成五种类型：（1）人口统计学的；（2）法律的；（3）经济的；（4）社会的；（5）心理和行为的。其中第五种类型所指的正是家庭史的新变化，“是关于人们是如何相互对待的，包括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核心家庭与家族；在性的方面他们在婚前和婚后是如何表现的，以及他们是如何认为应该怎样去做的；最后是他们的价值观念、精神状态和情感，以及他们对婚姻中的情感，如爱情、性欲、敬老或爱幼的反应程度”(16)。对于这些方面的研究，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家庭史研究把大多数的人和家庭都作为一种统计数字和模型，由于资料的原因，对人们在家庭中的一些文化因素，包括情感、观念和心态等具体问题的定性分析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但借助于心理学、人类学和心态史的开拓，使家庭史有了进一步深入下去的研究空间。这不仅是在方法论上的重要突破，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家庭史未来发展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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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通在文章最后也指出，人口统计学的定量分析、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概括等，这些研究都已经进行得非常充分了，对家庭史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它们在理论和概念上也同时达到了尽头或极限，已经很难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家庭史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在方法上进行新的调整和开拓，而最有希望的新的研究方法，就是对价值观念的转变进行统计分析，同时借助心态史的方法将研究从量化的分析更多地转向对性质的解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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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史的研究常常都要依靠人口史的研究成果，后者是人口统计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安东尼·里格利（E．Anthony Wrigley）(17)更有意识地把人口史分成了人口统计史（demographic history）和人口史（population history）两个不同的层次，前者侧重于对历史人口数据的计算、统计、整理、量化分析，后者强调从这种人口变量的演变趋势出发，结合历史上环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背景进行历史研究和分析，“将人口的特点同它们的社会经济背景结合起来，并证明它们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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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格利所指出的人口史研究中出现的变化，正是这两种不同的研究侧重的转移。他认为，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结婚率等变量，人口迁移的数量、构成的比例等数据，都只是基础的历史人口统计学的研究工作，人口史应该要做的，是进一步说明和解释这些因素在对社会和经济行为的其他方面究竟产生了哪些重要的影响。由于人口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大量、准确的人口信息和数据为基础，资料的限制也制约着人口史的前进，因此借鉴其他学科的经验，如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一方面寻找新的可靠的人口资料，采用一些新的研究手段和技术；另一方面，更多地把研究方向转向人口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影响上。因此，在80年代前后的人口史研究常常同家庭史、社会史等发生交叉，运用一些社会行为的模式来解释婚姻关系、家庭结构、生殖型态、人口流动、性别和族裔关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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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史和人口史中，过去对计量研究等纯技术手段的推崇和强调逐渐衰退，对家庭内部成员关系和日常心态与生活、对人口史总体趋势与具体个案等问题的重视，成为这两个领域中令人瞩目的新视角和新热点，而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也正是对文化因素的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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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三、传记（B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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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心理学家的迈尔斯·肖（Miles F．Shore）(19)对传记的评论完全是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展开的，标题即为《一种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因此其所说的传记基本上就是指心理史学中最主要的一种形式——心理传记。肖把传记看作是介于文学和史学之间的一种独立的形式，而他对心理传记的总结和预测，主要也是基于心理传记的学科内部的变化而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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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史学的产生首先是同现代心理学，尤其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1910年弗洛伊德关于达·芬奇人格心理特点同人生经历关系的论文被公认为心理传记（以及心理史学）的开山之作。此后，尽管这种心理传记本身和精神分析学一样饱受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精神分析学确实非常有助于传记的写作，“心理学的叙述对应于人从摇篮到坟墓的生命历程，使它能够作为传记故事的一种细致和丰富的补充形式”(20)。在弗洛伊德之后，出现了心理传记的写作高潮。同时在理论上也逐步由早期弗洛伊德强调本我，即无意识的本能冲动，转向自我心理学，把内在的心理同外部的环境更多地结合在一起来考察。60年代艾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将心理的发展比作若干阶段的生命历程，而开拓发展了新的研究模式，成为心理史学和心理传记研究的又一个里程碑。正是在几乎同时，身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威廉·朗格（William Langer）才会公开提出要将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下一个任务”放到历史学家的议事日程上(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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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运用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学说对历史人物进行分析评价的心理传记研究，历来意见不一，批评之声自弗洛伊德的时代以来就一刻未曾停息过。这些意见包括对精神分析学说本身的批评，对其理论和方法在用于历史人物身上时有效性和适用度的怀疑，对其资料考证和使用的担心，以及对心理学家在把握和处理具体历史问题中的能力的质疑。肖并没能有效地回击这些批评，他更多地还是将传记设为一个有别于历史学的门类，并且认为在传记写作中，心理学对深入理解传主的性格、人生等的作用业已得到公认，未来所有的传记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心理传记。至于传记同历史的关系，肖指出应该更多地为历史学家提供心理学的训练，同时在传记写作中更广泛地开展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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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预计80年代后心理传记研究的走向时，肖主要还是从心理学自身出发，认为随着心理学理论和方法的继续发展，传记的写作也可日臻完善。不过，他还是提出了一点实质性的预测，“有可能预见会有新发展的一个主要领域是集体传记。……它追随了大量试图系统解释集体行为的人类学、社会学、群体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著作”(22)。在此，我们看到心理传记不再仅仅是心理学家的对外禁地，它也或多或少地正在受到来自外界整个学术潮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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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神分析学为基础的心理史学只是西方心理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和流派，诸如法国的心态史和以其他心理学理论为基础的心理史学等分别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侧重，因此这里所说的心理传记并不能完全代表整个心理史学的情况。即便是弗洛伊德在后期也将其心理分析的对象从个体转向了人类群体，而在解释和分析集体行为的内在动因时，诸如人类学、群体心理学、心态史的一些手段和方法就有了更大的参考价值，虽然并不非常显著，但文化转向的影响在此却也依稀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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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四、计量（Quantification）与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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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史学部分60页的最大篇幅充分说明了这门学科在六七十年代的辉煌，计量的方法是战后西方史学发展中曾经最被寄予厚望的新兴学科，勒华拉杜里甚至曾经预测道：“未来的历史学家就是一个程序员，要么就不是历史学家。”(23)而到了80年代初，对计量方法的热情和迷信已渐消退，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认识到量化研究只是历史研究中众多方法中的一种而已。在这样的背景下，戴维·赫利希（David Herlihy）(24)和艾伦·鲍格（Allan G．Bogue）(25)分别从欧洲史和美国史的研究领域出发分析“数字和形式分析”在历史学中的运用状况及其前景，他们的言辞间都充满了对已渐衰的计量史学的极力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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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利希把计算机技术本身也作为计量史学的一部分，因此他强调计算机的应用在历史学中有着广阔的前景，包括资料的收集、解释和证明，它可以被广泛地用到各种历史学辅助学科当中。赫利希指出，外界对计量史学的批评实际上指向的只是计量史学的一种，即美国新经济史研究的“克丽奥学派”。他们用一种数学的或数理逻辑的模式来解释历史，在研究中使用大量数据、计算和表格，从而推导和证明他们的结论。在此，赫利希把计量史学分为两种，一是在历史研究中仍大有作为的计算机辅助技术，一是已经陈旧落伍、远非完美的“克丽奥学派”。他写道：“今天，计算机为历史学家提供了灵活而有力的支持。对于其未来的许多怀疑仅仅集中在它在历史研究中的诸多应用之一，即它在所谓的‘克丽奥学派’中的运用，在形式变元（formal argument）中的发展。但即使是‘克丽奥学派’的失败也还远未最终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失败并不是完全的，而是仅限于一种形式分析的应用。他们对其资料进行严格的分析，但却不能在收集和分析他们的信息时做到同样的严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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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赫利希的观点更像是一种无奈的辩解。不可否认，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的确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手段，早在80年代初它已在图书馆学、绘图测绘等历史学辅助学科中被广泛地运用，但其作用终究只是作为一种工具而已。所谓计量史学，实际上更注重的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借助计算机及其程序强大的分析、计算功能，将大量的历史数据放在一定的数理模型中，从而得出某种结论。70年代后，对于科学的历史学的渴望，的确开拓了历史学家的视野，展现出了历史的另一个独特的方面，但量化研究绝不是历史学的唯一，放弃定性的分析、解释和叙述的历史学是不完整的。遗憾的是，对于这一点，作为经济史家的赫利希似乎并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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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作者鲍格的研究专长偏重于新政治史，因此在他的论述中，新政治史的研究是较为主要的例证，同时他也比赫利希更加现实和客观地面对计量史学所面临的问题。在他看来，量化研究不仅是指“测量”（measurement），“而且还是一种编码语言，它包括通过机器可读数据的形式对量化的历史证据进行确定、处理和管理控制等相关问题，以及量化研究赖以形成和表现的概念结构和研究构思”(27)。量化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在六七十年代美国乃至西方史学的许多重要领域，如经济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中，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鲍格显然比那些依然抱着对计量史学乐观幻想的人更加冷静，他既看到了量化研究的优势，也认识到了它的不足。因此他在预测计量史学未来的发展时认为，量化和非量化的研究都是历史学所必需的，“某些类型要求有计量的能力；另一些则不需要”，它们二者的关系是共存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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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计量史家也对经济史的研究状况发表了评论，但经济史家们自身是如何反省自己的学科的呢？这一部分的两位作者分别来自美国和英国，其中一位还是专职的经济学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过度依赖。彼得·泰明（Peter Temin）(29)在谈到美国“新经济史的未来”时甚至称：“新经济史的新成分就是它同经济学的联系。旧的经济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新经济史则是经济学的一个部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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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明看来，正是这种从属关系的改变，才引发了新经济史的勃兴，同时也潜伏了日后出现的问题，以至于进入80年代的新经济史处在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上。他认为，当前新经济史的问题是它脱离了同经济学的联系，而游离于经济学与历史学之间，找不到一个合理的理论依托。在泰明对新经济史的回顾中，常常用这样一些词来概括它的特点，如“计量”（measure）、“说明”（explain）、“模型”（model）等，同时新经济史的发展始终是以某种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模型为基础，从事研究的大部分也是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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