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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第三章 新文化史的三个理论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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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由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为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在文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1)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示着新文化史的崛起。”(2)为了区别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和约翰·赫伊津哈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在与另两位历史学家合著的《历史的真相》一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进行了具体的说明，她认为，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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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的潮流是继20世纪50年代中叶战后西方史学“路标转换”后的又一次重要转折，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新文化史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被看作是对既成的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的一种突然暴发的批判”(4)。相较于之前的历史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在文化的视野中进行历史的考察，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助了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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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均有所创新，其所谓的“新”，既是对传统文化史的发展，又是对70年代后已渐势衰的经济—社会史的超越。回头来看，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种西方学术思潮共同作用影响的产物。抛开传统文化史写作对新文化史在历史编纂上的传承和借鉴作用不谈，新文化史有三个方面主要的理论和方法来源，即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以及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今天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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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一、内在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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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对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的重要贡献早已毋庸置疑，尤其在六七十年代它们更是当时西方史学的主流。因此从历史学内部来说，新文化史的兴起和形成首先便是建立在对这两种“新史学”范型的“反省”和“反叛”甚至是“反动”基础上的；其次，这两种史学取向本身在70年代后的新发展，也进一步拓宽了自身的研究视野，而成为国际性的新文化史运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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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谈道：“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地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计量史学又表现为两种形式：美国的‘计量史学’和法国的‘系列史’（historie serielle）。”(5)不论是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风气，还是60年代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如日中天般的“结构”或“长时段”历史模式，或是与之相应的计量史学方法，大多相信历史的“科学性”，并且借用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认为经济和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基础，而政治和文化只是随之而变的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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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同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最初的萌动正来自传统史学内部一样，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反省同样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年鉴学派内部。早在1963年，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甫一问世，便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争议。汤普森本身是英国社会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又是主动超越社会史并把研究方向引向新文化史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常见的诸如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工人的工资收入、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而是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是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他写道：“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否则就无法理解它。”(6)在他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时，使用的也完全是文化的术语，比如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习俗等。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又通过比较文化同经济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自己的方法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正在提出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用‘经济学’名词来形容生产方式，但却把文化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生产方式的组织正是围绕着这个关键概念而展开的。”(7)汤普森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他不仅把“文化”引入到沉闷的社会经济史中，更将它放到了历史学家研究课题的中心位置，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为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他的观念也常常被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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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汤普森一般多被归入到六七十年代社会史时代的历史学家之列，但他对文化的关注却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尤其在70年代后更是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不同的是，在法国，第三、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们用一个专门的名词——“心态”，来概括他们的文化史研究趋向，从而开创了“心态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这一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雅克·勒高夫在评价心态史的作用时写道：“‘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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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高夫所说的心态史对经济史的平衡作用显然针对法国史学自布罗代尔之后经济—社会史一统天下的局面而言的，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理论中，气候、生态、人口以及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是长时段的结构，而政治、文化等都只是浮于表面的可变量。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新一代的年鉴派历史学家就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人们的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文化史。反对把文化和心态看作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次要因素，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的结构，如伏维尔所言，这一转变是“从地窖到顶楼”的进步，它意味着对过去历史整体架构的把握，历史的认识也更为全面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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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弦易张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如前所举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一度声称要固守“地窖”、坚持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及发生在他身上的转变。在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中，勒华拉杜里利用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其他档案，重新勾勒和描绘了中世纪后期法国西南部一个叫作蒙塔尤的小山村在几十年里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和思想状态。在研究方法上，勒华拉杜里综合了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以及心态史等多种研究手段，其中尤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他用心态史的方法将蒙塔尤村民内心中对现实的种种看法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了对性、婚姻爱情、家庭、儿童、死亡、时间和空间、自然和命运、巫术、宗教、犯罪等的态度和观念。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的：“我们下面的考察将改变方向，它将更注重层次，更加细致，涉及个人会少一些。我们将不再从住家和窝棚等领域做面上的考察，而准备向深层探索。在最底层，我们将努力探讨一个充斥日常生活的颇有讲究的各种举止。此外，爱情生活、性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和人口问题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最后，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有关村落、农民和民众的文化与社交的丰富资料。这里的‘文化’当然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的文化。”(9)勒华拉杜里个人的研究取向的转变也反映了整个史学风潮的转变，是所谓“从地窖到顶楼”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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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事实上便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开端，它同早年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一起，共同颠覆了社会经济史独霸的格局，为“文化”平反正名，从而确立了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中的中心地位。伯克认为，“社会文化史家倒转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位置，他们力主是文化影响甚至决定了政治和经济行为”(10)。年鉴学派的这种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心态史引起了许多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共鸣。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当首推美国，尤其在一些法国史研究者中间，对文化的重新认识首先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他们是最早接触也是最先接受这一趋势，并开始新文化史研究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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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二、外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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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单从历史学内部所进行的反省或许可以推动社会史的改造，但并不能促成西方史学在总体上的变革，因而必须同时借助来自外部的动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为标志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思潮，便深刻地影响到了史学领域，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成为历史学发展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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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新文化史》问世十年之际，由林·亨特参与组织编写的另一部题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的论文集出版，历史学家会同社会学家及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一起共同对新文化史十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总结。与亨特合作的另一位主编维多利亚·邦奈尔（Victoria E．Bonnell）便是一位社会学家，在她们两人共同撰写的导论中，对新文化史的产生背景回顾道：“到20世纪八十年代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宣告了所谓语言学或文化转向的开始。”(11)随后两人列举了一系列出版于70年代前后的重要理论著作，指出正是这些著作的影响使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这些著作基本来自两个方面，也就是新文化史的另两个主要的理论来源：一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一是文化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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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首先提到了两部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分别代表了这两个理论来源，它们是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和克利福德·吉尔茨的《文化的解释》。除了怀特和吉尔茨之外，整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各种西方学术思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邦奈尔和亨特紧接着列举的一系列作者中，有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皮埃尔·布尔迪厄、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最为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此外还有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文化学家雷蒙·威廉斯等(12)。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上述这两种理论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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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一切历史的文本，不管其研究类型和方法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建构在作者的“诗性行为”之上的。他写道，所有历史著作“都包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性的，在本质上又是语言的，作为一种危急时刻确立起来的范式而使‘历史’解释区别于其他学科”(13)。邦奈尔和亨特指出，“他（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深层思维结构通过对语言模式，即比喻手段的选择便预示了研究的领域。反之，语言模式又决定了研究计划的其他方面，包括结构和解释的模式”(14)。怀特的观点广泛借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在文学批评领域就语言、文本和叙述的作用所提出的思考，将之应用到对历史学文本和写作的分析上。尽管怀特并不是第一个从文本和叙事的角度挑战历史研究的人，但他的影响却无疑是最直接的，《元史学》问世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它不仅动摇了人们传统中对历史学的认识，让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模式，也启动了美国史学“文化转向”的进程，因此甚至有人把怀特称为文化转向的“守护神”。有研究者评论道：“历史学的新文化方法的一个真正独有的有征就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普遍影响，它教会了历史学家去认识到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积极作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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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提出的历史叙述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史学，实际上就是集合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话语、文本等的种种思考，然后将之介绍到美国并把它放在了历史学的语境中来进行讨论。因此，不少新文化史家常常把他们的理论源头一直追溯到福柯那里，同怀特一样，福柯的身上也常常被新文化史家戴了“守护神”(16)的光环。帕特丽西亚·奥布莱恩（Patricia O’Brien）在他关于福柯的论文中谈到，尽管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第三、第四代历史学家的心态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的弊端，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但这种改变并不彻底，即便是一些新文化史家也担心“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后年鉴派的文化史研究也许会因为抛弃了那些不再具有说服力和强制性的世界观，而陷入相对主义、关注枝节、好古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泥沼”；而此时，“福柯极具争议的著作为新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17)。作为历史学家的福柯尽管写下了诸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等极具原创性和洞察力的“历史”著作，但他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却又是“反历史”的，因此他的历史实践并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得到真正的响应和直接的继承；不过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对话语的阐释以及其探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却指引历史学家走向了新的方向，“历史学家必须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感觉、爱欲、意识、直觉中，寻找权力的缝隙”(18)，他所指向的正是新文化史所前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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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政治—思想史和新社会史所坚持的关于历史真实的架构，放弃了对“科学化史学”的追求，而用新的话语结构来赋予历史学新的内容。美国历史学家马克·珀斯特（Mark Poster）在他关于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文集中写道：“文化史对历史学家提出的挑战，就是让他们去对抗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认为写作具有再现力量的现实主义的或以理性为中心的假设，更确切地说，认为文本是具有创造性的物质，在此观念中，作为过去事件的历史总是以书面文件为中间媒介的，而作为一项知识形式的历史学其本身总是一种话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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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对话语权力的批判、对历史文本的解释从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化史的叙述方式。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其次是如劳伦斯·斯通写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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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往往套用小说的叙述模式，“创造性地建立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时间框架，组织顺序来说明因果关系、突出角色、安排场景、构想情节、制造‘真实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从全知的叙述者口中以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观点说出来的”(21)。而新文化史的叙述，首先承认了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因此不光在自己的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说法，而且还把作为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其中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娜塔莉·戴维斯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一书，作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并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检验当时人们的叙述技巧，从语言和文本入手，通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分析，通过同当时一般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技巧的比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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