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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三、文化微观史与社会微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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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兹伯格的开山力作之后，加上其他一批历史学家的共同推波助澜，意大利微观史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后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不论在研究的规模和影响上，还是在理论的完善、实践的创新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在此过程中，一家出版社和一本学术刊物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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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至1992年间，在都灵的出版商朱利奥·埃诺迪（Giulio Einaudi）的支持下，由金兹伯格和列维任主编，连续十多年先后出版了一批微观史学研究的著作，形成了一套非常有影响的“微观史学”（Microstorie）系列丛书。其中主要是一些意大利微观史学家的研究论著(17)，也包括部分翻译的微观史学经典论著(18)。出版社在宣传这一系列微观史学丛书时宣称：“微观史学应该成为一场实验、一项提议、一次对材料的验证；一次空间、特性和观点的交融。它还是那些小人物和被排斥者的历史，当然有时也未必如此。它是特定瞬间、形势的历史，是在有限范围内、经过仔细分析审视之后重获血肉色彩的人的历史。在错综复杂中对其具体背景的考察，形成了新的解释体系、新的因果关系、新的研究领域。”(19)这一丛书的问世，奠定了意大利微观史学派在当代西方史学中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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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创刊的史学刊物《历史笔记》（Quaderni Storici）杂志也在推动意大利微观史学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是“一个组织上的巩固的根据地”，其地位“颇有似于《年鉴》在法国和《过去与现在》在英国的地位，成为了视野广阔的各种历史研究的一个论坛”(20)。在保守的意大利学术界，《历史笔记》以创新求变而独树一帜，是一个“鼓励试验创新、少数派学术方法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同时避免任何意识形态或党派之见”(21)的重要理论阵地。微观历史学家们充分地利用了这个阵地，第一部分中提到的1977年格伦迪及1979年金兹伯格和波尼的两篇呼吁开辟微观史学研究的文章均发表在《历史笔记》上，以后各类微观史学研究的论文更是频频出现在这本刊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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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意大利微观史学的研究现状，根据其研究的侧重大致分为两类，可以称之为文化微观史（cultural microhistory）和社会微观史（social microhistory）。文化微观史是意大利微观史学的主流，它以金兹伯格为代表，主要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克利福德·吉尔茨的解释人类学及其所谓“深描”的研究方法在文化微观史家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同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异曲同工的是，微观史学家通过历史资料的重新挖掘和整理，运用大量细节的描述、深入的分析重建一个微观化的个人、家族或是社区。在金兹伯格那里，就是通过对审判记录等资料的细致研究，发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在历史中的相互关系。文化微观史家们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或是历史的意义是具体而微的，它们仅存在于那些接受了具体规则和信仰的特定社会群体和有名有姓的个人的身上，因此必须根据不同的背景和语境区别地加以考察，进行微观化的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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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微观史则与社会史取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信“社会边缘人群的行为可以用来说明社会权威的本质”(22)。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列维和格伦迪，他们在理论上主要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尤其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传统有一定的承袭关系。在战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意大利历史学家中，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葛兰西主义的影响，尽管他们日后都或多或少地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建立宏观历史学的观念提出了质疑。据列维的说法，“那些投身到微观史学的历史学家通常与马克思主义都颇有渊源，即一种并非空谈的偏左的政治倾向和激进的世俗主义。尽管事实上这些特点在表现中往往多种多样，但我相信却使这些历史学家坚定了一个信念——历史研究并不单纯是一项讲究文字和追求美感的活动”(23)。伊格尔斯也在对意大利微观史学同德国的日常生活史的比较中，认为他们保留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取向中的三项重要因素，“一是相信社会不平等乃是一切历史社会的核心特色。二是生产和再生产对各个文化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三是他们的这一信念，即历史研究必须立足于严谨的方法与经验分析之上”(24)。正是这些特点，使得意大利的微观史学鲜明地将研究的视野投射到了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它们的文化和社会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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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格伦迪在《微观分析与社会史》一文中就把微观分析定义为一种“社会史，即‘人与人群的历史’的一个基本步骤”(25)。列维1985年出版的《继承权力》（Inheriting Power：The Story of an Exorcist）一书，尽管同样是以一个人物而展开的微观史研究，但不同于金兹伯格在《乳酪与蛆虫》中自始至终围绕梅诺乔的心态、命运为中心的做法，“列维笔下的教区牧师乔万·巴蒂斯塔·契耶萨（Giovan Battista Chiesa）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似乎深深地被缠在各种社会结构之网中。列维并不停留在对契耶萨个人的兴趣上，而是企图进而揭示乡村权力关系的模式。在他看来，这种权力关系不能仅仅通过经济因素和政治机构来理解。他认为，要理解农民世界，关键是看两样不可捉摸的和象征性的东西（指权力和威信）是如何维护的和转移的”(26)。同时，“为了确立他的论点，他就诉之于更为传统的社会史所运用的各种资料和方法，即根据教区文件、土地税测定数据和其他行政机构文献的集成来重建被奇萨（契耶萨）施以魔法的人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社会背景”(27)。这本书是社会微观史研究的代表之作，它也标志了意大利微观史学在文化微观史之后又取得了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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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斯在对金兹伯格和列维两人的代表作进行比较时即指出：“这两部书有许多共同之处，然而在他们的概念与叙述的研究路数上又大有不同”，共同之处是“两部书都有着microstoria（微观历史学）的一般特征，即专注于一个给定地点的某个个人，并且力图强调该地方背景与更大范围的不同之点。两部书都精心重建了社会与政治的背景，焦点又都是放在地域性的而非更广阔的跨地区的层次”；不同的是，“列维笔下的魔法师则更其深入得多地被嵌入了社会结构之中，而且那文本也更其分析的”，“列维的关注则更加是在社会科学上，它要检验或纠正已有的各种假说”，“然而金斯堡（金兹伯格）对他的主角梅诺奇奥（梅诺乔）的研究途径要比列维的，更加是解释学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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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的微观史学对传统意大利史学界造成了极大的触动，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不少反对之声。乔万尼·列维在其讨论微观史学理论的论文《论微观史学》中，就引用了老一代的意大利历史家弗朗科·文图里（Franco Venturi）的一段批评，文图里认为：“研究一个村庄的编年史是毫无意义的，如今却频频出现。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去研究那些决定我们生活的思想的起源，而不是写小说。我只需举一个例子：今天有大量的讨论是关于要求恢复市场的问题。是谁创造了市场？是18世纪的人们。在意大利有谁还在关注于此？是启蒙思想家杰诺维西（Genovesi）和维埃里（Verri）。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将我们的研究中心牢牢地放在当代生活的根源问题上。”(29)文图里的批评集中指向了微观史学的两个基本特征——注重局部、细节和强调叙述性，这恰恰是意大利微观史学家们力图摆脱和超越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局限，并最终为他们赢得了整个国际史学界尊敬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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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具体的研究中，微观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确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不少微观史学研究在进行微观分析的过程中，剑走偏锋，因而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忽视了宏观的、总体的历史背景，将视野局限在狭小、琐碎的问题上，由于“见木不见林”而使结论流于简单、狭隘。要纠正这一问题，“理想的出路应是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结合，个案分析和结构、过程分析的结合”(30)。这是微观史学突破自身局限的途径，也是当代史学发展未来的大势所趋。但不容置疑的一点是，今天，梅诺乔的故乡蒙特利勒已是当地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而意大利的微观史学也如它的先驱们所期望的那样，成就了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篇章，其影响更是超出了意大利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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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四、作为新文化史的微观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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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登·怀特看来，微观史学研究其实质就是一种文学修辞上的提喻法（synecdoche），它以局部代表整体，以特殊代表一般，“通过提喻的修辞法……有可能以在一个整体中的整合的形式建构起两个部分，它在质上不等于部分之和，在其中的各个部分只是微观化的复制”(31)。在理论上，微观史学的研究极大地依赖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尤其是之前述及的吉尔茨的“深描”理论，并且受到福柯思想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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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微观史学所试图建立起的就是一种微观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其对象是过去历史中的那些小群体或个人的思想、信仰、意识、习俗、仪式等文化因素，他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宏观的政治、环境等因素只是作为讨论的背景，实质上是一种对文化的“解释性”研究，这种侧重恰与文化人类学对表现文化的符号和仪式等的关注相一致。其次，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在方法上也就是一种微观的研究，而其结论又能放大到更广阔的范围中，如吉尔茨关于巴厘岛斗鸡仪式的文化解释，便又可以衍伸开作为一项普遍性的结论。再者，“深描”的方法并不只是简单地将观察到的现象套用到某种理论框架中，而是“从一整套象征性的符号出发，并试图将它们置于一个概念的结构之中。于是深描用书面的形式记录下一系列否则就会转瞬即逝的象征性的事件或事实，不过它们可以被放在语境之中得到解释，也就是说，放在大量的社会话语中。这种方法成功地通过对最微小的事件运用微观分析的方法而获得最重大的结论”(32)。因此它成为了最为微观史家们所经常借鉴的一种方法，如列维所言，“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是以各式各样的线索、符号和象征的手段来说明我们如何可以获得对过去的知识这个问题”(33)。同吉尔茨的人类学一样，这种微观史学在叙述中充分地融入了历史学家本身的主体意识，“历史学家在其中不仅是传达了自己的发见，而且也传达了自己的操作程序。‘在微观历史学中……研究者的观点就变成为叙事的一个内在部分’”(34)。这也成为了微观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也是常常受到争议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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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福柯对微观史学的影响，福柯的研究促使历史学家转向那些隐秘的地方去寻找一个社会中关于权力关系的蛛丝马迹，如精神病院、监狱、医院、变态性行为等都可以揭示出理性、正义、科学或自我的概念，可以从被社会忽视的阴暗之面由此及彼，由特殊而认识普遍的规律。它们之间具体的相似之处大致有三个方面：（1）微观史家在选择研究主题上与福柯常常是殊途而同归的，都关注那些受到迫害的人物，如女巫、疯子、犹太人，以及一些强制性机构，如宗教裁判所、医院、监狱等；（2）微观史家们“也像福柯一样，力图表明‘霸权体制已经是怎样排斥了某些思维方式，认为是魔鬼的、非理性的、异端的或有罪的’”(35)；（3）“两者都有意识地倒转了近代历史进步解放的图景，将近代文化描绘为在许多方面都不如中世纪文化自由”(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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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个方面的特点以及微观史学兴起的原因和背景上看，它同新文化史的情况基本上也是相一致的。在前文中已经提及，新文化史是继20世纪50年代中叶战后西方史学“路标转换”后的又一次重要转折，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新文化史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被看作是对既成的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的一种突然暴发的批判”(37)。有学者也把微观史学作为整个八九十年代西方史学研究方向转变所带来的趋势之一，“从现象上看，这个转变反映在：有意识地放弃不久前还热衷的对广泛的科学体系和全球性解释公式的构建。在各种研究著作中，重点已转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限的历史。到90年代更明确地强调要研究个人（个性）、独特性和突发事件。在理论上则号召，首先要注意的不是‘长时段结构’（不论是意识形态结构、文化结构、心态结构，还是经济结构），而是要注意历史上的‘当事人’（不论是‘普通人’，还是‘伟人’）。换言之，研究的中心已不是超个人的力量，而是个人对结构的解释，而是不同的个人及每个人所固有的特征”(38)。此处的这段评价不仅是针对微观史学而发的，它也同样适用于新文化史。微观史学不仅是历史学家在研究对象的规模和范围上从宏观向微观的转变，更反映了一种历史认识的发展，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微观史家和微观史学研究也都可以包容在新文化史之列，其中既包括意大利的微观史家，也包括意大利之外的众多微观史学研究者，本书稍后还会就后者作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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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即使在意大利微观史学派内部，对微观史学的理解也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它同福柯和吉尔茨的理论和方法之间也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但这并不妨碍其作为新文化史的一分子，反而更增添了它们的多样性。微观史学并不像福柯那样完全排斥经验的传统社会科学，它反对那种唯文本、非历史、反历史的倾向，“他们认定在那些历史文本之外仍然有一个现实存在，一个能够被认知的现实”(39)。基于这种认识，金兹伯格又把历史学家的工作形象地比作是一个鉴别真伪的艺术史家、一个探究心灵深处的精神分析学家或是一个福尔摩斯式的侦探，除了通常的研究方式之外还需要能够从琐碎的细节中去发现历史的蛛丝马迹，整理出线索和头绪来，甚至像古代的捕猎者那样，“跳过表面上可见的毫无意义的证据，到达至少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复杂的现实”(40)。对于猎人来说，他的眼中只有猎物而没有自我，其立场恰与福柯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立，此处不禁令人想起了德里达的名言——“文本之外，别无他物”(41)。金兹伯格本人便拒绝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还极力地反对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张，诟其为“垃圾”、“一种廉价的虚无主义”(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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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微观史学同吉尔茨人类学研究模式之间的不一致，实际上体现的是人类学与历史学两种学科间的差异，这基本上是所有新文化史研究在对人类学的借鉴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一方面，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同以档案、文献资料为基础的历史学之间有着质的区别，历史学家永远无法像人类学家那样直接地去观察、访问他们所要研究的个人或群体，不可能与研究对象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的关系，这就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史料和证据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微观史学建立和形成了一套独特方法体系。另一方面，在微观史学中有着侧重文化或社会因素的两种不同取向，即文化微观史和社会微观史。尤其在社会微观史家中，对吉尔茨的解释人类学理论便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作为这一取向的代表，乔万尼·列维分析道：“在我看来，微观史学与解释人类学在观点上的主要分歧之一是，后者在公共符号和象征中看到了一种一致的意义，而微观史学则试图参照它们所产生的社会表象的多重性来界定和衡量它们。”(43)就这层意义来说，“微观历史学乃是对更古老的社会科学历史学的一种延伸而不是对它的否定，是重新发现了作为历史变化的代理者的那些人物与小团体的个性”(44)。因此，微观史学的研究既可以是一种文化史，也能够适用于社会的分析；微观分析的对象虽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但它并没有全然无视更广阔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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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五、微观研究的方法与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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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及，微观史学把研究的视线投向了历史中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的个人和群体，人类学为它指示了一种认识的角度和解释的手段，但在实践中，田野调查的方法显然不能适用于历史学，因此，如何从限定的对象、缩小的范围中收集证据、鉴别史料，可以说是微观史学在方法论上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金兹伯格关于猎人的比喻，生动地说明了微观史家研究过程中的特点：寻找各种琐碎细小的线索、痕迹，追踪而上，才能够最终发现并且捕获猎物。具体而言，微观史学在方法论上形成了两种基本的模式：（1）提名法（nominative approach）；（2）证据范式（evidential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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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所谓提名法是指“缩小历史考察的规模到可以精确地确认身份的个人”(45)。不论金兹伯格笔下的梅诺乔，还是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史景迁的妇人王氏(46)，这些都是明确到历史上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个人身上的一种微观研究。如前所引，早在1979年，金兹伯格与波尼就曾撰文指出，名字（包括人名和地名等）是“引导研究者走出档案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的线团”，“聚集到名字和从名字发散开的线索，交织组成了一张严密的网，为观察者提供了一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图像，而个人便处在这个网络之中”(47)。通过把名字作为一个基本的关键词和搜索项，研究者才有可能在浩繁纷乱的各种档案，包括税收记录、出生登记、公正契约、法庭案卷等之中，追踪、比较和确认到其中的共同点。由一个人名不仅能够还原个人的生活轨迹及其内在的思想情感，更能够重建起围绕在这个人周围的家族谱系和社会关系网络。显而易见，这种方法对于具体的研究也是实际可行的，它决定了研究的规模必然是微观而具体的，同时又要求研究必须有非常丰富的档案资料作为基础，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名字都能够相应地带出数量充分且有价值的资料的，相反，这种情况只是少数，而且往往需要多年的积累再加上几分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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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证据范式又被称为“推测范式”（conjectural paradigm），“其完整的意义包括假设、迹象和直觉的涵义”(48)。金兹伯格用它来说明微观史学在史料运用中的基本态度，认为对未知对象的确认，只有“通过个别的、看似无意义的迹象，而不是通过运用从可重复的和可计量的观察中得来的法则”(49)。对于金兹伯格来说，存在着两种不同取向的知识范式，“一方面是推测的，另一方面则是严谨科学的”(50)，他把科学范式的起源追溯到伽利略的时代，这种严格的、科学的书写模式不仅成为所有自然科学的基本准则，甚至占据了大部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科领域。自兰克以降，一直到当代的计量史学、社会科学史学等，也都受到了这种追求科学性、实证性的研究模式的影响，但“历史学始终是一门非常独特的科学，坚持以具体为基础。……而且历史学家的知识……是间接的、基于迹象和零碎的证据之上的、推测的”(51)。在其他的微观史家那里，这种范式也得到了回应，娜塔莉·戴维斯在回顾她从收集资料到写作《马丁·盖尔归来》一书的过程时，就有过类似的说法：“自始至终，我都像一个侦探一样在工作，确定我的原始资料和它们的构成原则，把从许多地方得来的线索整合在一起，确立一个能对16世纪的证据最合理的、最可能的推测性论点。”(52)证据范式或推测范式为微观史学确立了一个可行的原则，历史学家从有限的、不完整的资料中，通过必要的推测可以获得一个合理的解释，“质言之，微观史学从一系列惊人的事实出发，开始寻找一种帮助解释它们的理论。然而，它并不是要去证明这个理论，而只是说明一种特定的理论也许可以提供一项最可能获得的解释”(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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