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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六、走出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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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意大利以外，看一看微观史学研究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开展状况以及它们同意大利的历史学家之间的一些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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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及，微观史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项国际性的运动和潮流，例如，与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齐名并列为微观史学经典之一的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一书出版于1975年，比前者甚至还早一年。而且，在勒华拉杜里的身上更能够充分地体现出从一种旧的、宏观的和量化的社会史模式向新的微观史学的巨大转变。在《蒙塔尤》中，他不仅借用了文化人类学关于“文化”的概念，更看到了“直观和如实地考察农民社会已成为研究村落的最佳方式”(56)，从而把蒙塔尤这样一个小小村落社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放到了历史的显微镜下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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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从80年代中期开始，年鉴学派内部便在发生着一场“批判性的重大转折”，法国史学的这一转折同整个西方史学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也是相一致的。《年鉴》杂志对自己的刊名和旨趣再一次作出了重大修改，旧的副标题“经济、社会、文明”换成了“历史学、社会科学”，“年鉴学派”或“年鉴—新史学派”的称谓也在法国学术界悄然消失，而更多地被笼统地称为“法兰西历史学派”。1989年，《年鉴》编辑部撰写社论反思和检讨了学派过去所强调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所出现的偏差，“它过早地专注于从简单（或简单化）而大量的可计量指标出发来衡量社会现象，并试图建立各种分布图和演变曲线，进而对它们进行描述和评论。……我们过分热衷于把历史实在的不同侧面并立起来，按照经济史所提出的大分工来划分社会范畴，然后把文化活动塞进这样构成的社会—经济图表的框框里。一种平庸的社会图解法应运而生，但很快证明它有着自身的局限性”(57)。新一代的历史学家号召抛弃“传统的包袱”、跳出“长时段的樊笼”，而代之以一些新的研究取向，“在保持宏观史观的同时，再度对政治和被理解为集体观念系统的表象表现出强烈兴趣；随着近20年来社会科学领域里对个人角色及其信念或认识的作用的再度重视，微观史观逐步崛起；源于语言学和哲学的‘语义学’观点的兴起，‘叙述’和‘诗学’问题成为史学方法论的中心问题”(58)。其中微观史学的兴起，可以看作是其中最明显也是最为核心的一种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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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代表人物之一的雅克·雷维尔在谈到法国微观史学的时候，坦言是受到了来自意大利的微观史家们的巨大影响，并从三个层次上阐明了开展微观研究对法国史学的意义：“求助于微观分析首先可以理解为对已被普遍接受的社会史模式的脱离，后者从一开始即或明或暗地嵌入到一个宏观的结构中。这一脱离使得有可能摆脱陈规旧习，并批判地看待社会历史分析的手段和方法。此外，它还（跟随一些人类学家的引导）在历史分析中为用新的焦距审视规模的问题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史学途径。”(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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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在提倡微观史的历史学家们看来，一切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都可以通过角色的个人战略透视出来”(60)。通过比较微观分析方法同社会史模式的差别，雷维尔又用四个“重新界定”来进一步说明微观史学的独到之处：（1）对社会历史分析假设的重新界定；（2）对社会策略概念的重新界定；（3）对语境概念的重新界定；（4）对观察规模的重新界定(61)。具体而言，他所倡导的微观史学实践，“在于认真对待点点滴滴的信息，并觅求了解这种个人的细节，这些片断的经验如何最终使人可以进入某些社会的和符号的逻辑”(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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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化历史研究在德国也有着广泛的开展，并被称为日常生活史。20世纪70年代后，在德国展开了一系列对前工业化时代小型农村社会和家庭的大型研究计划，由此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微观史研究潮流；80年代在社会科学史家与日常生活史家之间，曾经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前者“号召严格的概念的和分析的指导路线”，后者则“认为那类指导路线就意味着是活经验的丧钟，他们热衷相信活的经验才应该是历史学的真正题材”(63)。在这场论战中，最活跃的历史学家汉斯·梅狄克（Hans Medick）是德国日常生活史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眼中，只有“小的才是美丽的”。但正如伊格尔斯所评价指出的那样，这并“不是指脱离了更大的语境之外的轶闻逸事史。事实上，梅狄克坚持说：历史学应该从对‘中心’体制的关怀转移到边缘上面去，在那里可以发见并不符合既定规范的每个个人。然而，个人却只能是作为一个更大的文化整体的一部分而为人理解。因此他所追求的微观史，缺少了一个宏观社会的语境便不能成立”(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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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微观史学实践者们尽管也对吉尔茨的人类学理论深表敬意，文化也常常被他们用来替代经济与人口的分析，但他们所理解的文化并不是吉尔茨式的那种符号学体系，而是“一种看出了分化与冲突的概念”；此外，对于量化、统计等社会史方法，他们也不是完全排斥的，“德国人从一开始就紧紧地以社会科学的方法在工作，包括对漫长系列进行计算机分析”(65)。因此，借用对意大利微观史学中的两种主要倾向的划分，德国的日常生活史显然可以归为微观社会史的范畴，也更接近于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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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德国微观史学的代表阿尔夫·吕德克（Alf Lüdtke）也曾就日常生活史的主要特点进行过如下的归纳：（1）日常生活研究集中于普通人的定性的经验，接近于“自下而上的历史”；（2）这一方法把广泛的进程看作是由普通人创造的动态实践的产物，而不是由抽象的国家或市场造成的结构或力量；（3）这一自下而上的观念强调所谓进步、理性化和解放等概念在近代所造成的破坏，这一点与日常生活史公开的政治目的密切相关；（4）日常生活史即利用文化和社会人类学的手段，努力重建和解释个人的行为与经验同物质生活、机制、过程等之间的相互关系；（5）集中在小的单位上的日常生活史并不是绝对的，相反，抓住个人在一个密集的、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关系中的生动经验可以更好地丰富单一的历史解释(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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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国相反，美国的微观史学研究显然更加偏重于文化的因素，从符号、象征、仪式等之中细微的文化意义阐发开来。例如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和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两书都是从特殊的个人、特例的事件入手，运用了大量的文学资料，复原并展开了一种微观历史的叙述，但在其中，不论是马丁的瘸腿，还是猫和屠猫的象征、印刷工人的种种仪式等，都成为了历史学家为我们解开文化症结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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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唐纳德·凯利（Donald Kelly）在对《马丁·盖尔归来》所写的评论中，不仅把这本书同勒华拉杜里和金兹伯格的名著并列为微观史学的代表，更指出它反映了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日益结合，尤其是吉尔茨所谓的“深描”和“地方性知识”在其中表现尤为明显，“对于戴维斯来说，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是既有着经济的动力也有着性的冲动，以及有着在大多数正统历史学家眼中被忽视的文化传统和能力的人。这一侧重从因果分析向重建社会模式、从量化到定性评价的转移，其代价是视野的缩小和视线的放低；但它也使历史认识重新恢复了深度、人性和色彩”(67)。后一句评价，也同样适用于对整个微观史学的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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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个中国史研究著作为例——史景迁的《王氏之死》，由于其题材从欧美历史转移到了中国，因而并不为许多西方史家所熟悉，但不论从其研究和叙述的手法，还是成书的年代（1978年）来看，都正顺应了微观史学崛起的潮流。该书把研究视线投向了1668年到1672年间的山东郯城，“在那个时间和空间中，焦点是在那些生活在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之下的人们：农民、长工和他们的妻子，那些没有官府联系、没有强大的宗族组织可以在困难时依靠求助的人们”(68)。作者分别叙述了四件互不关联的、在历史上毫不重要的小事，但对那些被卷入其中的普通人来说，却又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情。此外，不同于欧洲史研究有着相对较为完整丰富的档案资料，在中国这一类的地方史料的记录和保存都极不完备，史景迁在资料的选择和使用上也颇有值得借鉴之处，其所用史料主要有三种：一是《郯城县志》，二是曾任郯城县令的黄六鸿所撰的诗文集《福专全书》，三是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结合，官方的记载和士大夫的抒怀，再加上文学的传奇，从中竟能够窥见清初社会里普通百姓的人生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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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微观史学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风行于西方史坛的一股重要的研究风气，在各个国家都得到了广泛的开展。同时，作为新文化史的一部分，微观史学在整个史学潮流推陈布新的风向转变当中，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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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伯克在2001年修订他十年前主编的《历史写作的新观点》（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一书时，特地在每一篇之后撰写了一段文字，补充各个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在90年代里最新的变化和发展。其中微观史学依旧保持了繁荣之势，尤其体现在各种新的微观研究著作的不断推出方面，他列举了一系列新出版的重要著作，主要是来自意大利、德国、法国和美国的微观史家，但也包括其他国家，如西班牙的耶米·孔特雷拉斯（Jaime Contreras）、荷兰的凡·杜森（A．Th．van Deursen）等(69)。这些研究基本上都继承了经典微观史学聚焦于普通人或村落、社区、家庭等小型社会的研究传统，同时也延续了一般微观史学在叙述和解释中所普遍存在的利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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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微观史学的前景，伯克建议道：“历史学家也许应该像物理学家那样，必须学会忍受另一种选择以及表面上不相容的概念，微观史家的粒子同宏观史家的长波可以相并存。我们所缺乏的是一种在历史学上同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相当的做法，把互相补充变成为一种美德。”(70)微观史家和他们的批评者，只有双方捐弃前嫌、不再固守己见，进而尽力去思考和尝试将微观与宏观、局部与整体、日常经验与社会结构等结合在一起，两种相对的史学取向也许才可以成为很好的补充而非对立，这也更能够体现当代史学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至于理想的微观史学形式，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得以实现。匈牙利历史学家伊斯特万·兹雅托（István Szijártó）所提出的四个方面或许可以作为对伯克的进一步补充：“（理想的微观史学著作）它能够以其趣味性吸引读者；它传递了活生生的经验；它既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又通过聚焦事件、人物或社区而发散开去；它指向了普遍性。”(71)未来的历史学家，不妨更多地怀着平和之心和伯克所说的互补的美德，来看待各种历史研究的取向；对于微观史学，不妨以此四点为标准只评判其优劣，而不论其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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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arl Appuhn，“Microhistory，”Encyclopedia of European Social History：From 1350 to 2000，Vol．1，Peter N．Stearns，ed．，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20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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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iovanni Levi，“On Microhistory，”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Peter Burke，ed．，Cambridge：Polity Press，20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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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arlo Ginzburg and Carlo Poni，“The Name and the Game：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Historiographic Marketplace，”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 of Europe，Edward Muir and Guido Ruggiero，eds.，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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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arlo Ginzburg and Carlo Poni，“The Name and the Gam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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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启能：《略论微观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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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iovanni Levi，“On Microhistory，”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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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arlo Ginzburg，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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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arlo Ginzburg，The Cheese and the Worms，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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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dward Muir，“Introduction：Observing Trifles，”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 of Europe，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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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arlo Ginzburg，the Cheese and the Worms，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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