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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一、大众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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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生涯之初，伯克并没有像他那一代年轻的英国历史学者那样，完全投入到主流的社会史研究之中，他的研究视线自一开始便着眼于文化之上，尽管最初并不在大众文化方面。他首先关注的对象还是传统概念的上层精英文化，因而把目光投向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投向了那些占人口少数的受过教育的人群，不过却用了另一种方式来诠释它们。1972年，伯克出版了第一部主要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1420—1540年》（Culture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1420-1540）(3)，单从书名来看，这似乎只是受到了布克哈特著作的影响而作的某种续论，但在内容和方法上，它对传统史家和史学提出了不同寻常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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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应，可以从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上这本书的书评中清晰地感受到。理查德·特雷克斯勒（Richard Trexler）的书评称该把伯克的书称为“一个了不起的败笔”，“伯克的著作试图通过对艺术和文学作品与作者个性的解释而架起一座联系文化和社会史的桥梁，布洛赫在《封建社会》中由于缺少方法而放弃了这样的尝试，只有当时还是艺术史家的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略微尝试过”。但他认为伯克的问题是，没有能够用一种“一致和综合的方式”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不过，特雷克斯勒还是对伯克在该书中所使用的方法印象深刻，并希望它能够成为日后文艺复兴研究的一个新方向，“这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对新方法的开放态度，运用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以及跨文化比较的方法。伯克有意对艺术资料进行量化，把宗教现象放到它们的普遍的而非只是天主教的或教条的背景中去考量，宣告了在文艺复兴研究中的一个新方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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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在这本书中的写作方法的确是极具新意的，他选择了600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作家、音乐家、科学家和人文主义学者，然后通过传记资料对他们的若干项指标，如出生地、生活年代、父亲职业、教育和训练、专业、地区流动性、赞助人等进行量化，再把这些量化的数据输入计算机进行统计分析。“根据这些类别，我把数据转到编码纸上，萨塞克斯大学再将它们做成打孔卡片，然后它们被（用一个测算分析程序）输入一台计算机（ICT 1900(5)）。结果打印成了表格，共有63项（11个问题的答案总数），包括63列和63行，从而可以看到其中的相互关系。”(6)也就是说，伯克用一种计量的方法对一向被认为是根本无法测量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统计分析。伯克认为，以往对文艺复兴的研究很多都是建立在对数量和程度的估计之上的，历史学家也很热衷于做一些似是而非的定量的评价，他的尝试只是在试图使这种观察变得更加准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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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书名，“文化”和“社会”在伯克眼中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他把文化放在社会的框架中进行考察，讨论两者的相互关系。这种做法明显地是受到了战后一些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家的影响，如弗雷德里克·安塔尔和阿诺德·豪瑟尔等人把艺术风格的演变看作是决定于经济和社会基础的观点(7)。与他们稍有不同的是，伯克更强调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文化与社会的相互联系。他相信这也是他在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研究中所看到，文化不是如传统所认为的那样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它受着教会、国家、社会结构、经济和地理条件的共同影响；反之，文化也对社会有着重要的反作用，因此他建议在历史研究中应该把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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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伯克对17世纪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两座城市进行的比较研究(8)，关注的还是精英文化，采用的也仍是量化和比较的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两个城市共563名上流社会人士传记资料的统计和分析，从而来说明当时这两座城市的社会结构、政治和经济基础，以及伯克最关注的价值体系和文化问题。不过，对这样一个宏大而棘手的课题，这本仅100多页的小书显然是无法完全包容的，那么它的价值何在呢？正如有书评所指出的，这本书的“出色之处不在于细节，而是丰富而具启发性的见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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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克看来，真正的文化史应该关注的还是社会的大多数，也就是那些非精英的下层普通人的文化，包括工匠、农民、妇女、儿童、牧羊人、水手、乞丐等。他在1978年对文化这个模糊、多义的词给出的定义是，“一种共有的意义、态度和价值的体系，以及它们被表现或赋予的象征形式。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又不完全相同”(10)。这种大众文化史的写作显然有别于传统的精英文化史，因此伯克在《近代早期欧洲大众文化》一书的写作中大量借鉴了民俗学、文学批评和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其理由是，相对于历史学而言，民俗学更关注民间文化，如口述传统和仪式等；文学批评家对文学流派风格的演变的重视、对语言文字的敏感，是文化史家所必需的能力；至于人类学，它往往把一个社会放在其自身的环境和条件中去理解，并且更深入地探讨神话、图像和仪式等更深层的社会功能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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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把近代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普通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的研究中，伯克可谓是开风气之先。他对近代欧洲大众文化的类型、主题和传播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但又并不仅仅停留在对大众文化的形式和结构的描述上，他还用了相当的篇幅来分析大众文化同精英文化、同社会变化的关系。在结论中伯克写道：“在本书所讨论的这三百年间，知识阶层在态度上的变化显得真的非常明显。在1500年，他们尽管鄙视平民，但却与他们一起共享文化；到1800年，他们的后代已经不再主动地参与大众文化，但却正在把它们作为有趣的奇闻异事来重新发掘。”(11)伯克把自己的研究也看作是19世纪后对大众文化“重新发掘”的一部分，在书中几乎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来回顾大众文化的研究史，介绍研究大众文化应该注意的问题、应该采用的方法，而关于这一时期大众文化史的具体研究反而显得次要了，只是作为对其方法的一种说明和验证，以至于有书评称书中对“大众心态的讨论被压缩成一些主题的个案研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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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以上伯克的研究，尽管其一直坚称自己最主要的研究领域只是16—17世纪欧洲的社会和文化史，但在伯克身上，对理论和方法的重视却要更加强烈，也是一以贯之的，他的一些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尽管涉猎广泛、多有新意，但相对而言似乎略欠深度。正如许多评论中所提到的，新观念的提出、新领域的开拓、新理论的创想和新方法的运用，这些大胆的开创性的研究实践可以看作是伯克最值得借鉴和给人启示的地方。通过这些研究，伯克对自己的观念进行了很好的诠释，展现了这种新的研究方向的活力和魅力。在此基础上，他又从史学理论的层面上进一步对此展开探讨，并逐渐形成了他的新文化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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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二、历史学与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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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克那里，社会学或社会理论并不只是如字面所代表的单纯意义，而是要宽泛得多，在1980年发表的《社会学与历史学》（Sociology and History）一书中，它包括了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并且涉及经济学和政治学(13)；到1992年修订再版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时，更进一步扩大到了“通讯、地理、国际关系、法律、语言学（尤其是社会语言学）、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和宗教研究”，甚至批评、文化和女性主义理论，或是哲学，都被他包括在内(14)。这也是他之所以将书名从出版时狭义的社会学扩大到社会理论的原因，同时在两者的关系上，历史学被提到了前面，更加突出了它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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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把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关系比作是一个由“聋人的对话”而逐渐趋向相互认同的过程，两者有着各自的特点，“社会学可以定义为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强调对其结构和发展的归纳。历史学更适合定义为对复数形式的人类社会的研究，重点放在它们之间的区别，以及各自随着时间的过去所发生的变化上。虽然有时这两种方法被认为是对立的，但把它们看作是相互补充的会更有益。变化是结构的，结构中又有变化”(15)。正是这种互为补充的特点，促成了这两个学科从20世纪中期开始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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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伯克对社会史所作的回顾，在历史学家中对社会学或其他社会理论的关注和借鉴早已有之，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都与社会史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些结合了多个学科的研究著作也不断产生，但这些都还是零星的。伯克认为，“社会学和历史学开始交汇融合，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更为明显”(16)。滴水成流，社会史至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成为当时历史研究的主流趋势之一(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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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学界对社会史的定义并不统一，但它不再只是为了摆脱政治史一统天下的局面而简单地泛指那些“排除政治之外的历史”，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侧重，对于社会史也有许多不同的界定，有些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解释。而且，简单地用“社会史”来概括这整个的史学趋势也显然是不够准确的，60年代以后，更多社会理论的被引入，继续推动着这一趋势，诸如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历史地理学、历史经济学之类的名词，被纷纷用来作为区别各类研究取向的标签。但是无论如何，它们所展现出的对历史的认识和叙述，都大大地有别于传统的历史编纂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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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历史学同社会理论相融合所产生的新的历史研究趋势主要有哪些方面呢？在1992年的版本中，伯克将之归纳为四个主要的内容：比较研究、模型分析、计量方法和微观研究。而在1980年他只提及了前两个方面。其原因一是由于伯克后来提出的社会理论的概念要比简单的社会学含义更广；再者也是因为经过十年多的时间，社会史本身亦发生了许多变化，一些原本模糊的特征变得更加明显了，又有新的研究方法被相继引入。例如，伯克所提到的微观研究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他写道：“同社会学家一样，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史家基本上还在使用计量方法，关注于数以千万计的人的生活，集中于对总体趋势的分析上，即从‘十二层楼上’观察社会生活。然而在70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把望远镜换成了显微镜。在社会人类学家的引导下，社会学家更多地注意到了微观分析，历史学家则转向了所谓的‘微观史学’。”(18)当然微观史学的兴起，日后又被一并纳入到总体的文化转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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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年到1992年，“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风气的转变”(19)令伯克不得不对自己的书进行大幅度的修订，他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在前后两个版本中，为了更好地说明社会学（或社会理论）同历史学的结合，以及它们在对社会变化的解释中的作用，伯克先后选择了4本和6本著作来作为例证(20)。对这两个书单作一个简单的比较可以发现，伯克保留了三本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著作，新增加的三本分别来自社会学（埃利亚斯）、哲学（福柯）和人类学（萨林斯）领域对历史所进行的研究尝试。如果说以布罗代尔《地中海》一书为代表的历史写作模式代表了五六十年代社会史研究的主要模式的话，那么进入70年代以后，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则极大地改变了这种研究风气(21)，同时也不再仅仅只有某一种或少数几种单一的研究模式，而是出现了明显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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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一再强调，历史学家应该在自己的研究中结合相应的理论，对来自相邻学科的理论采取开放的态度。“理论能够做的，是让历史学家就‘他们的’研究时期提出新的问题，或是对熟悉的问题给出新的答案。……对新思想开放胸襟，无论它们出自何处，能够使它们适合于自己的目的，并找到办法证明它们的正确性，可以说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和一个好的理论家的标志。”(22)对伯克来说，这种历史学的开放性，最初是对社会学或社会理论，以后则更进一步朝向了人类学及其他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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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三、历史学与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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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到，虽然伯克还无法用一个比较明确的词来进行限定，但他在此所观察到的这种史学趋势的新变化，显然早已不是简单的社会史了，在他所提到的各种理论中，人类学（不仅只是社会人类学一种）因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伯克的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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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学的历史化，一是历史学的人类学化。英国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早在1963年便撰文提出了结合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观点，并付诸其关于巫术的历史研究之中，堪称这一领域的开创者之一(23)。不过，两者真正的对话和跨学科研究的实现一直到70年代才开始，并逐渐认识到对方学科的可资借鉴之处。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人类学对其他遥远文化的研究，同历史学对遥远的过去的探寻有着许多共通之处，但是在从事不同阶段和领域研究的历史学家，以及他们对不同的人类学分支的借鉴中，又表现出许多不同的特点。伯克对此进行了分别的说明，对于文化史家而言，人类学一个主要的价值在于“它帮助他们第一次去注意并理解过去的‘他性’。其他文化的知识不仅是从相对的角度提供的帮助，而且也是一种互补的去熟悉化（defamiliarization）和再熟悉化（refamiliarization）的过程。一方面，关于其他文化的知识帮助历史学家认识到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也可能是存在问题和需要解释的，从而避免了所谓的‘内在盲目性’；另一方面，它帮助我们解决了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的问题，通过将之置于一个比较的语境中来‘捕捉他性’”(24)。社会史家对人类学产生兴趣则要相对较晚，且主要体现在对小规模社会的深入和细化研究上，即所谓的“微观史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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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伯克发表了《近代早期意大利的历史人类学：论感知和交流》一书，尝试用历史人类学的实践来验证自己的理论立场，将人类学用于考察现在的理论、概念和模式来解释过去。在书中，伯克对什么是“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作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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