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49222
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三、多样化的历史叙述
1707549223
1707549224
《马丁·盖尔归来》一书，不仅是一项对具体历史事件严密的、微观化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在这部书中综合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史学研究的一些最新趋势和特征，作者采用了许多新的视角、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甚至是新的叙述方式来进行历史的研究，这对我们都是非常有益的启发和借鉴。以下分别从叙述史学、微观史学、影视史学和妇女史四个方面予以简要的评述，而这些特点归结在一起，也是新文化史在总体上的旨趣之所在。
1707549225
1707549226
戴维斯的叙述，其文字带有传统叙述史学的强烈风格。作者用非常清新简洁的文字将事件的整个过程娓娓道来，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事件演进及人物间的诸种关系交代得井然有序、详而不乱，对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更是入木三分、生动而合理，这些都充分地展示了作者卓越的叙史才能。
1707549227
1707549228
如果结合该书的成书时代来看，可以注意到，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曾经风靡的西方新史学和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历史，受到了来自新史学内外的许多批评和质疑，单纯强调计量方法和社会史研究、片面夸大“长时段”结构及热衷于所谓“静止的历史”的倾向受到严重的动摇，甚至出现了“史学危机”之说。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史学为了应对危机并克服新史学弊端而出现了许多新的史学潮流。在这些新的倾向中，重新提出历史写作应该以人为中心，在注重分析的同时还要讲究叙述的倾向便是其中之一。1978年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发表的《叙事史的复兴》一文，便是这一潮流的代表，戴维斯在自己的研究中亦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响应。
1707549229
1707549230
但这种叙事史的复兴，并不仅仅只是讲故事。《马丁·盖尔归来》一书在叙述的同时，作者的分析同样精到。如书中关于事实婚姻的分析，戴维斯从中世纪后期以来西欧农村社会普遍的民间仪式和天主教法规对婚姻的态度入手，指出某种形式的事实婚姻在当时仍然是可以接受的，男女双方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而不经教会同意、在没有教士在场的情况下自主结成夫妻关系；同时，当时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的宗教因素，那就是正在逐渐传播和扩大影响的新教信仰，戴维斯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证明阿尔蒂加村以及阿尔诺和贝尔特朗德受到过一定的新教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可以根据新教的解释来证明两人结合的合法性，并直接向上帝祈祷和忏悔，而不必再通过教士与上帝进行交流。
1707549231
1707549232
戴维斯从一个微小的案例出发，通过对三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及其关系的分析，将读者带到了16世纪的法国乡村社会。在这一独特而偶然的事件背后，是16世纪法国乃至西欧社会的大背景——宗教改革的影响、新教和异端信仰与天主教正统的对抗、不同民族与文化间的冲突、年轻一代与保守势力的矛盾、经济生活与土地制度的变革、属于农民的大众文化中的诸多仪式和习俗。尽管作者没有对此逐一地加以详细论述，但在书中仍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些问题对普通人生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戴维斯抽丝剥茧般地再现了16世纪法国底层社会的面貌，诸如婚姻、继承的习俗及其社会意义，当时的诉讼制度和证据法则等，特别是当事人以及审判法官的新教背景对其内心冲突的影响，更让我们了解到当时法国社会所潜伏的宗教暗流。
1707549233
1707549234
《马丁·盖尔归来》一书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卡洛·金兹伯格的《乳酪和蛆虫》一起被史学界并列为微观史学的三大经典。所谓微观史学，是指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的历史研究方法，前文中对此已专门述及。历史学家借助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历史研究范围缩小到一个村庄、家庭甚至是个人的身上，进而用“显微镜”将这些微小的对象放大，通过大量琐碎的资料来还原他们的生活状况、社会关系、性格命运等。
1707549235
1707549236
戴维斯在本书中所做的，正是将历史的显微镜投向了16世纪的阿尔蒂加村，投向了马丁、阿尔诺和贝尔特朗德这些小人物。尽管作为具体的人和事件，马丁·盖尔一案是非常特殊的，也不具备任何普遍性，类似的冒名顶替的事件在历史上并不常见，但我们仍然能够通过作者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和分析，了解到当时法国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一些特征，如下层农民的生活状况、经济活动、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当时的司法体系和审判制度。在这种历史中，居于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被放到了历史学家叙述的中心，历史不再是王侯将相的传记、文人僧侣的感悟，而是实实在在的普通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尽管20世纪60年代自英国兴起的社会史研究潮流就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历史主张，但在以量化为基本形式的有关研究中，对下层群众的记载在更多时候还是被物化为一个个枯燥的统计数字或是曲线和表格，微观史学研究则通过对史料的深入发掘纠正了这一取向，展示了历史的另外一面。
1707549237
1707549238
阅读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一书，还需要时时留意的一点是，这本书的写作首先源于一部电影。因此，有必要从影视史学的角度将本书同电影版的《马丁·盖尔归来》作一个简要的比较。所谓影视史学，也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西方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的定义，是指“以视觉影像和影片的论述，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10)。影视史学以电影、电视及视觉的语言代替传统的一般意义的历史编纂形式——文字和文本，用更加直观的方式来叙述历史。电影《马丁·盖尔归来》恰好应和了影视史学研究的这一趋势，用比较严谨的态度对待和处理一个历史题材，尽可能地重现了16世纪法国农村的生活场景。电影为扩大历史学的影响，增进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具有极大的普及作用。但另一方面，电影和演员的表演始终是一种虚构的形式，同时为了追求票房和市场，电影在创作中势必不能做到完全地忠于事实。因此，戴维斯在电影完成之后，还是用更加传统的书写方式重新分析和讨论了马丁·盖尔这一历史事件，补充了在电影中被曲解、被忽略或是无法用视觉的语言所表达的一些问题。
1707549239
1707549240
影视史学是在当代西方史学界日益受到重视并在不断发展中的一个新兴学科，尽管对它的理论、方法、范畴等问题始终存在各种争议，甚至对影视手段究竟能否取代或补充传统的历史文本的不同意见也还没有统一，但我们欣喜地看到，影视史学为古老的历史学又增添了新的活力。归根结底，视觉的手段和文字一样，都是一种叙述的手段，尽管两者传达的媒体不同，前者运用艺术的形式，以影像或声影手法来表现过去、再现历史；而后者依赖书写文字的方式，以具体确凿可靠的史实叙述往事、反映历史。影视史学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对书写史学的重新定位。可以预见，在史学未来的发展中，两者将在竞争、并存与互益中继续前进，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就是很好的实例。她在对参与电影拍摄的回忆中提到，“与这些多才多艺的电影制作人在一起工作让我获益良多，好处之一在于我有机会看到历史可以走出教室与学术会议之外，不再局限于专业性的期刊以及书评，并以大篇幅的剧本之形式出现。尽管导演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我们仍必须在拍片现场的每一个角落做出决定，让过去的历史能够以某一种视听效果呈现——甚至于村民们也必须决定要把哪些动物借给我们拍戏”(11)。通过这种“把历史形诸文字”和“用电影来诉说历史”的双重体验，也让戴维斯确信：“只要拥有耐心、想象力与实验精神，透过电影所完成的‘历史叙事’能够比现在的电影作品更具有戏剧性，同时，更能符合于过去的数据。”(12)
1707549241
1707549242
这本书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字里行间中传达的强烈的女性主义观点。妇女的主体地位在书中处处可见，这不仅是因为作者娜塔莉·戴维斯本人就是一个女历史学家，而且书中的中心人物贝尔特朗德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她的心态、情感、为人行事在戴维斯的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是书中最复杂、最富有争议也是最生动的一个人物。
1707549243
1707549244
戴维斯学术思想的形成时代，正值女权思想高涨之时，加之她本人的犹太人身份让她得以远离主流社会的经验，其个性反叛、左倾，热衷于政治运动，虽然主要致力于16世纪法国史的研究，但她对革命、社会转型、工人、黑人、反犹主义、女性主义等问题一直兴趣浓厚；另一方面她作为美国女历史学家的代表人物，长期致力于提高女历史学家的学术地位，在研究中强化女性的主体意识。1987年，戴维斯在她作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所作的演说中，以《历史学的两个主体》为题，提出历史女神克丽奥应该成为一个没有性别的保护神，而不再是附属于男性、听命于男性的侍婢的形象，女性的视角和研究在史学中应占有平等的地位。她说，历史学的形象“从本质上说必然具备复杂性、责任感和多重的视野。……将至少有两个正在交谈和争论的人，当他（她）们用著作示意时，一方总是倾听另一方的讲话；它将是一部动态的影片，而不是一幅静止的画面，这样，诸位就可以发现，他（她）们有时悲哀落泪，有时惊愕不已，有时心领神会，有时开怀大笑”(13)。这种女性主义的历史关怀在此表露无遗，其本人的多部著作也均以妇女史为切入点，如在历史传记研究《边缘女性》中，她用这样的标题来说明女性在历史与历史叙述中的传统位置，而将三位处于历史边缘上的17世纪的女性人物重新摆到了她叙述的中心，还她们以血肉、情感。
1707549245
1707549246
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在《马丁·盖尔归来》中戴维斯花费了更多的笔墨来描述贝尔特朗德这个女人。相较于马丁的懦弱和逃避、阿尔诺的虚伪和假冒，贝尔特朗德的形象显得更加丰满和突出。虽然在16世纪的法国农村，妇女在家庭生活及一些经济活动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把一个农村妇女作为主体加以观察的历史研究却并不多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本书还可以作为一项独立的妇女史研究来看待。
1707549247
1707549248
1707549249
1707549250
1707549252
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四、真实与虚构
1707549253
1707549254
马丁·盖尔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真与假的主题，历史学家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也是纠结于真与假、虚与实的矛盾之间。参与电影的创作就令戴维斯对历史的叙述、真实性等问题产生了非常深刻的思考，她这样写道：“矛盾的是，我越是沉浸于电影的创作，就越是想要去发现一些超越电影之外的东西。我被促使去对这一案例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使它具有历史感。为演员而非读者写作产生了有关于16世纪人的动机等新问题——例如，他们对真理是否像对财产一样的看重。看着杰拉尔·德帕迪约用他的方式演绎假马丁·盖尔这个角色，给了我新的路径来思考那个真正的冒名顶替者阿尔诺·居·提勒的所作所为。我感到我有了自己的历史实验室，产生的不是证据，而是历史的可能性。”(14)在这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一对对真与假的矛盾：真实生活中的演员在扮演一个虚构的角色，这个角色在历史中却真有其人；但这个历史人物又在现实生活中冒名顶替另一个人的身份，也是在作假；电影和历史都在用某种叙述再现这样一起真实事件，但任何的努力实际都无法真正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其根本还是假想和虚构的。
1707549255
1707549256
在《马丁·盖尔归来》一书的结尾中，戴维斯便略带戏谑地流露出了对这一悖论的思考，“马丁·盖尔的故事被一再地讲述，因为它提醒我们任何惊人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即便对已经破解了它的历史学家来说，它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我觉得自己已经揭开了过去的真实面目——抑或是李鬼仍在作祟？”(15)而在开篇的序言中，戴维斯也曾向读者表示，“在此我所呈现给你的有几分是我的创造，但却紧扣住了过去的声音”(16)。日后，在总结该书并回应对书中有关真实与虚构问题的质疑时，她进一步提到：“事实上，我的整本书……都是对真实与不确定的问题所作的一种探索：关于16世纪在确定真实身份时的困难和关于20世纪历史学家在追求真实中的困难。”(17)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就《马丁·盖尔归来》这一本书而言的，而是涉及了整个历史认识论并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家们的重要课题，传统的历史认识把这一对矛盾过分地绝对化了，而强调了其中的一者，戴维斯在此则更主张用一种相对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1707549257
1707549258
结合戴维斯本人的研究和经历，可以看到这种历史观念的形成是有其渊源的。在回忆自己所接受的历史训练时，戴维斯谈道：“当我还是一个学生时，我们一般被教导要像科学的历史学家那样去剔除资料中的虚构因素，由此才能得到事实的真相。”(18)但她个人的历史之路似乎没有完全遵循这些准则，在很早她即认识到“需要一种比原来的更复杂、更多元的社会观；社会还可以围绕许多不同的体系被组织起来”(19)。须知，当时正是社会—经济史研究风气最为鼎盛的60年代，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戴维斯开始注意并将研究的视线转向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人类学恰是新文化史兴起中最主要的理论源流之一，下文中将就戴维斯关于历史人类学的观点和实践做进一步的展开，进而说明她与新文化史运动的联系和所做的贡献。
1707549259
1707549260
再回到真实和虚构的问题上，如果说戴维斯关于真假马丁·盖尔的思考和叙述还只是一闪而过的灵感火花的话，那么几年后的《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的赦免故事及其叙述者》一书则把这种思考更加深化并将之转化为了具体的研究实践。对于这本书，有书评在评论中毫不吝惜赞美之词：“这本不寻常的书的独创和出众归功于作者广泛的历史想象，即发现那些被其他人所忽视的，以及将历史学中社会、政治和法律的方面同文学的分析和心理学的认识结合在了一起。由此而来的结合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贡献，是多学科和跨学科的。”(20)具体来看，该书研究中的特点又是什么呢？从中如何能够反映出戴维斯对真实与虚构问题所作的深入思考呢？
1707549261
1707549262
首先，《档案中的虚构》有着明显而深刻的历史学印记。戴维斯的基本资料源于她多年来从丰富的16世纪法国司法档案中收集整理而来的向国王请求宽恕豁免的大量信件，并且主要涉及一些杀人的命案。在这些信中，申请人（即杀人者，他们或在押候审或已被判刑或逃亡在外）一般由本人或通过律师、公证人向国王写信请求赦免，在信中说明事件的经过原委、解释杀人的动机并极力澄清自己的无辜和不得已。在经眼的无数档案中，戴维斯挑选了206封能够反映不同性别、社会等级和地区差异的个案进行详细的考察。这种细致的以历史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方式，体现了历史学家扎实的史料功底。再者，尽管戴维斯书中所要讨论的虚构、叙述等问题明显地受到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但她还是牢牢地扣住了历史的、文化的背景和主题，“历史学家的眼睛”追踪的是各种各样的“证据”：“16世纪的人们是如何讲述故事的，他们认为的好故事是怎样的，他们是如何说明动机的，以及通过叙述他们是如何解释突发事件并将之同直接的经验建立起一致的。”(21)质言之，戴维斯的研究就是由大量的、某种特定的文本入手展开的一种文化史的探寻。
1707549263
1707549264
其次，在史料的选择上，戴维斯也是独辟蹊径。传统的历史研究一般认为这类赦免信件缺乏直接的史料价值，其中的内容和信息往往都是虚假的、有悖历史事实的，只是很有限地将它们用于“有关节日风俗、不同社会环境和年龄群体中的暴力和仇杀、国王和其他社会、文化准则的态度与形象等研究”(22)。对这一类史料的批判、考证、辨伪，通常属于史料学的主要内容。但戴维斯完全采取了另一个角度去看待她所使用的资料，“我要把这些资料的‘虚构的’方面作为分析的中心”(23)。此处她所指的“虚构”，并不像我们从书名中所得到的简单理解——鉴别档案中的虚构、伪造的成分，而是指在这类文本中普遍存在的某种叙述手法，而通过对这种叙述手法的分析，就有可能透过表面的文本内容，获得对事实的解释。
1707549265
1707549266
至于为什么选择赦免信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基本资料，戴维斯也作了解释：它们是当时直接出自下层等级口中的相对比较完整和丰富的一种叙述。这种叙述有着多重的特点：（1）它有着严格的程式，因为它们是要上陈到国王并试图将其说服或将其打动的陈情书；（2）它又是从一个角度对一起真实事件的历史记录，并有着鲜明的社会、文化背景；（3）由于事件往往涉及血案，因而有着强烈的戏剧性和故事性；（4）加上叙述只是出自事件的一方的一面之词，而且其目的是为了洗清罪责、逃脱惩罚、获得赦免，因此必然带有强烈的主观和虚构色彩。这些特点为作者对其中叙述风格和技巧的分析提供了充分的原始资料，这些文本背后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又使它成为一项严谨独立的历史分析，而区别于一般的文学评论。
1707549267
1707549268
第三，其研究方法中有着强烈的跨学科特征，即对文学批评方法的借鉴。戴维斯接受了历史叙述学的一些主张，提到自己的观点受到了诸如海登·怀特、罗兰·巴特、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等人的影响，表示在历史叙述中“对语言、细节和顺序的修整性的选择应该给予一定的考虑，它似乎对作者和读者都是真实的、实在的、有意义的和/或解释性的”(24)。罗杰·夏蒂埃在对该书的评论里表达了对戴维斯的这一观点的惺惺相惜：“历史就是叙述，不论是何种历史。即使其形式同近来‘叙事史的复兴’所预测的相差十万八千里，即使它对事件漠不关心且有着最结构性的描述，但历史的写作要建构时间体系，要确定其对象实体，以及包含了通过掌握各种‘情节安排’手段从而决定虚构性叙述的范式将它们联系起来的各种关系。”(25)一方面，历史学家本身的研究和写作是一种叙述，另一方面，他作为证据使用的资料又是另一种叙述，这使得历史学家的工作成为一种复杂的集合体。戴维斯研究视角的独到之处，正在于她看到了这种复杂的关系，而试图针对其症结用一种具体的研究例证来进行解释和重建。换句话说，她是在用一种当代的历史学的叙述，分析某种历史叙述（或历史文本）中的叙述性。
1707549269
1707549270
作为一种文本，16世纪的陈情书自然运用了某些叙述手段，带有一定的虚构色彩，戴维斯以它们为例证展现了16世纪法国社会中普遍的叙述风格和技巧。同时，她的这种考察还具有社会文化史的意义，“赦免故事的运作还向我们显示了信息、价值观和语言习惯等是如何穿越阶级和文化的界限流动的”(26)。至少在法律史的层面上，戴维斯的这一例证构建了一幅文化网络的图景。此外，赦免信的例子只是作者研究中所使用的一个特例，由此推演开来，我们可以看到其他档案资料、文学资料和历史叙述，乃至一切文本中都存在的叙述性或虚构的一面。在戴维斯关于真实与虚构、确定与不确定的思考中，两者原本泾渭分明的界线变得模糊了，互相的对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和融合。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在强调文本的同时否定了历史，那么在戴维斯这里，又用研究的实践证明，透过对文本的考察，仍然能够获得对过去的认识，建立起历史的叙述，并且这种考察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彼得·伯克就此评论道：“就某种意义而言，那是对实证主义者最致命的一击，因为她已侵入了实证主义的地盘；她展现的是，即使在实证的领域，若不转向研究语言及修辞，你将一事无成。”(27)
[
上一页 ]
[ :1.70754922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