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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四、真实与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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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盖尔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真与假的主题，历史学家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也是纠结于真与假、虚与实的矛盾之间。参与电影的创作就令戴维斯对历史的叙述、真实性等问题产生了非常深刻的思考，她这样写道：“矛盾的是，我越是沉浸于电影的创作，就越是想要去发现一些超越电影之外的东西。我被促使去对这一案例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使它具有历史感。为演员而非读者写作产生了有关于16世纪人的动机等新问题——例如，他们对真理是否像对财产一样的看重。看着杰拉尔·德帕迪约用他的方式演绎假马丁·盖尔这个角色，给了我新的路径来思考那个真正的冒名顶替者阿尔诺·居·提勒的所作所为。我感到我有了自己的历史实验室，产生的不是证据，而是历史的可能性。”(14)在这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一对对真与假的矛盾：真实生活中的演员在扮演一个虚构的角色，这个角色在历史中却真有其人；但这个历史人物又在现实生活中冒名顶替另一个人的身份，也是在作假；电影和历史都在用某种叙述再现这样一起真实事件，但任何的努力实际都无法真正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其根本还是假想和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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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丁·盖尔归来》一书的结尾中，戴维斯便略带戏谑地流露出了对这一悖论的思考，“马丁·盖尔的故事被一再地讲述，因为它提醒我们任何惊人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即便对已经破解了它的历史学家来说，它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我觉得自己已经揭开了过去的真实面目——抑或是李鬼仍在作祟？”(15)而在开篇的序言中，戴维斯也曾向读者表示，“在此我所呈现给你的有几分是我的创造，但却紧扣住了过去的声音”(16)。日后，在总结该书并回应对书中有关真实与虚构问题的质疑时，她进一步提到：“事实上，我的整本书……都是对真实与不确定的问题所作的一种探索：关于16世纪在确定真实身份时的困难和关于20世纪历史学家在追求真实中的困难。”(17)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就《马丁·盖尔归来》这一本书而言的，而是涉及了整个历史认识论并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家们的重要课题，传统的历史认识把这一对矛盾过分地绝对化了，而强调了其中的一者，戴维斯在此则更主张用一种相对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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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戴维斯本人的研究和经历，可以看到这种历史观念的形成是有其渊源的。在回忆自己所接受的历史训练时，戴维斯谈道：“当我还是一个学生时，我们一般被教导要像科学的历史学家那样去剔除资料中的虚构因素，由此才能得到事实的真相。”(18)但她个人的历史之路似乎没有完全遵循这些准则，在很早她即认识到“需要一种比原来的更复杂、更多元的社会观；社会还可以围绕许多不同的体系被组织起来”(19)。须知，当时正是社会—经济史研究风气最为鼎盛的60年代，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戴维斯开始注意并将研究的视线转向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人类学恰是新文化史兴起中最主要的理论源流之一，下文中将就戴维斯关于历史人类学的观点和实践做进一步的展开，进而说明她与新文化史运动的联系和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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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真实和虚构的问题上，如果说戴维斯关于真假马丁·盖尔的思考和叙述还只是一闪而过的灵感火花的话，那么几年后的《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的赦免故事及其叙述者》一书则把这种思考更加深化并将之转化为了具体的研究实践。对于这本书，有书评在评论中毫不吝惜赞美之词：“这本不寻常的书的独创和出众归功于作者广泛的历史想象，即发现那些被其他人所忽视的，以及将历史学中社会、政治和法律的方面同文学的分析和心理学的认识结合在了一起。由此而来的结合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贡献，是多学科和跨学科的。”(20)具体来看，该书研究中的特点又是什么呢？从中如何能够反映出戴维斯对真实与虚构问题所作的深入思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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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档案中的虚构》有着明显而深刻的历史学印记。戴维斯的基本资料源于她多年来从丰富的16世纪法国司法档案中收集整理而来的向国王请求宽恕豁免的大量信件，并且主要涉及一些杀人的命案。在这些信中，申请人（即杀人者，他们或在押候审或已被判刑或逃亡在外）一般由本人或通过律师、公证人向国王写信请求赦免，在信中说明事件的经过原委、解释杀人的动机并极力澄清自己的无辜和不得已。在经眼的无数档案中，戴维斯挑选了206封能够反映不同性别、社会等级和地区差异的个案进行详细的考察。这种细致的以历史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方式，体现了历史学家扎实的史料功底。再者，尽管戴维斯书中所要讨论的虚构、叙述等问题明显地受到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但她还是牢牢地扣住了历史的、文化的背景和主题，“历史学家的眼睛”追踪的是各种各样的“证据”：“16世纪的人们是如何讲述故事的，他们认为的好故事是怎样的，他们是如何说明动机的，以及通过叙述他们是如何解释突发事件并将之同直接的经验建立起一致的。”(21)质言之，戴维斯的研究就是由大量的、某种特定的文本入手展开的一种文化史的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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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史料的选择上，戴维斯也是独辟蹊径。传统的历史研究一般认为这类赦免信件缺乏直接的史料价值，其中的内容和信息往往都是虚假的、有悖历史事实的，只是很有限地将它们用于“有关节日风俗、不同社会环境和年龄群体中的暴力和仇杀、国王和其他社会、文化准则的态度与形象等研究”(22)。对这一类史料的批判、考证、辨伪，通常属于史料学的主要内容。但戴维斯完全采取了另一个角度去看待她所使用的资料，“我要把这些资料的‘虚构的’方面作为分析的中心”(23)。此处她所指的“虚构”，并不像我们从书名中所得到的简单理解——鉴别档案中的虚构、伪造的成分，而是指在这类文本中普遍存在的某种叙述手法，而通过对这种叙述手法的分析，就有可能透过表面的文本内容，获得对事实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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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什么选择赦免信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基本资料，戴维斯也作了解释：它们是当时直接出自下层等级口中的相对比较完整和丰富的一种叙述。这种叙述有着多重的特点：（1）它有着严格的程式，因为它们是要上陈到国王并试图将其说服或将其打动的陈情书；（2）它又是从一个角度对一起真实事件的历史记录，并有着鲜明的社会、文化背景；（3）由于事件往往涉及血案，因而有着强烈的戏剧性和故事性；（4）加上叙述只是出自事件的一方的一面之词，而且其目的是为了洗清罪责、逃脱惩罚、获得赦免，因此必然带有强烈的主观和虚构色彩。这些特点为作者对其中叙述风格和技巧的分析提供了充分的原始资料，这些文本背后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又使它成为一项严谨独立的历史分析，而区别于一般的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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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其研究方法中有着强烈的跨学科特征，即对文学批评方法的借鉴。戴维斯接受了历史叙述学的一些主张，提到自己的观点受到了诸如海登·怀特、罗兰·巴特、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等人的影响，表示在历史叙述中“对语言、细节和顺序的修整性的选择应该给予一定的考虑，它似乎对作者和读者都是真实的、实在的、有意义的和/或解释性的”(24)。罗杰·夏蒂埃在对该书的评论里表达了对戴维斯的这一观点的惺惺相惜：“历史就是叙述，不论是何种历史。即使其形式同近来‘叙事史的复兴’所预测的相差十万八千里，即使它对事件漠不关心且有着最结构性的描述，但历史的写作要建构时间体系，要确定其对象实体，以及包含了通过掌握各种‘情节安排’手段从而决定虚构性叙述的范式将它们联系起来的各种关系。”(25)一方面，历史学家本身的研究和写作是一种叙述，另一方面，他作为证据使用的资料又是另一种叙述，这使得历史学家的工作成为一种复杂的集合体。戴维斯研究视角的独到之处，正在于她看到了这种复杂的关系，而试图针对其症结用一种具体的研究例证来进行解释和重建。换句话说，她是在用一种当代的历史学的叙述，分析某种历史叙述（或历史文本）中的叙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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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文本，16世纪的陈情书自然运用了某些叙述手段，带有一定的虚构色彩，戴维斯以它们为例证展现了16世纪法国社会中普遍的叙述风格和技巧。同时，她的这种考察还具有社会文化史的意义，“赦免故事的运作还向我们显示了信息、价值观和语言习惯等是如何穿越阶级和文化的界限流动的”(26)。至少在法律史的层面上，戴维斯的这一例证构建了一幅文化网络的图景。此外，赦免信的例子只是作者研究中所使用的一个特例，由此推演开来，我们可以看到其他档案资料、文学资料和历史叙述，乃至一切文本中都存在的叙述性或虚构的一面。在戴维斯关于真实与虚构、确定与不确定的思考中，两者原本泾渭分明的界线变得模糊了，互相的对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和融合。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在强调文本的同时否定了历史，那么在戴维斯这里，又用研究的实践证明，透过对文本的考察，仍然能够获得对过去的认识，建立起历史的叙述，并且这种考察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彼得·伯克就此评论道：“就某种意义而言，那是对实证主义者最致命的一击，因为她已侵入了实证主义的地盘；她展现的是，即使在实证的领域，若不转向研究语言及修辞，你将一事无成。”(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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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五、新文化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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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娜塔莉·戴维斯在新文化史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不妨举几个例子来简要说明：其一，1983年，美国“激进历史学家组织”（The Radical Historians Organization）将历年来刊登在《激进历史评论》（The Radical History Review）杂志上的历史学家访谈结集出版，采访对象主要是一些知名的欧美左翼历史学家，包括E·P·汤普森、霍布斯鲍姆、戴维斯等。颇有意思的是，编者还根据每位史家的研究专长和成就各配上一幅漫画肖像以作图式。画家把戴维斯的头像放到了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里手擎三色旗的自由女神身上，女神手中的武器换成了历史学家的书册(28)。此中的含意再明显不过了，戴维斯化身为在历史学（或者至少是法国史）领域里引导推翻“旧制度”的历史女神，对其之推崇可谓高矣。其二，1987年，戴维斯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在一个保守传统、充满性别壁垒的领地里获得了完全的承认和尊敬，须知，在她之前只有一位女性曾得到过这一殊荣，那还是在四十多年前。其三，1989年由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在扉页的献词里将书敬献给戴维斯，称她为“我们所有人的灵感泉源”(29)，在书中苏珊·德山更撰文将戴维斯同汤普森一起看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即率先突破社会史局限、探索文化史的先驱，“这两位历史学家，对于大众行为及态度的文化分析所提供的方向、有效性以及方法，有极大的影响力。尤其，他们讨论群众暴力的作品，对于社会史的新文化研究取向之定义与形构，是不可或缺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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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三个例证，不难看出戴维斯在美国史学界地位之特殊。作为林·亨特等人的前辈，她是率先垂范新文化史的先行者。阿瑟·马韦克在谈到戴维斯与新文化史的关系时，称“她的《马丁·盖尔归来》既是‘新文化史’，也是以后的‘微观史’的最佳典范”(31)。这种典范性在其更早先的研究中就已经有了充分的体现，如1975年出版的《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一书，收录了戴维斯自1965年以后的八篇重要论文，其中的核心内容是要说明——“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变迁之驱动力的决定性角色。”(32)如书的标题所暗示的，她将对文化的考察并列于对社会的考察放到了历史学家的议事日程上，而在书中，她更将文化与社会的主次关系颠倒了过来。戴维斯的弟子们在为其编辑的纪念文集中对其评价道：“非但没有把文化的经验看作是存在于首先是经济的、再是社会的现实之上的某种东西，甚至最终还从属于它们，戴维斯从她最早的著述开始就同新一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特别是E·P·汤普森，一起找了共同的理想，坚持认为文化的实践和过程不仅不是社会经济经验的反映或表述，而且还构成了它。……在她看来，文化活动由此成为了构成和改变社会生活基本范畴（集体和个体认同的概念）的中心机制。”(33)他们还指出，在戴维斯的文化史观中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文化与认同”（culture and identity），这是其连通社会史与文化史之间的桥梁，并且体现在她的大部分著作当中，如在《马丁·盖尔归来》中文化与认同的交织就是贯穿始终的主题之一。在谈到自己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根本原则时，戴维斯也表明了这种文化取向的态度，“我感兴趣于从其自身出发来解释社会体系和历史变迁，也就是说，从时代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原动力出发”(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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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学界，戴维斯常常被认为是同年鉴学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风气一脉相承的。由于从事法国史研究，戴维斯对年鉴学派自然相当熟悉，也有着广泛而密切的接触，与年鉴学派第三代的许多历史学家更是意气相投。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戴维斯在法国史研究上的创新开拓成为了促使年鉴学派向心态史、向“年鉴—新史学”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动力，如有评论就认为戴维斯的《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一书，“对于带着只有量化的材料才能提供对大众生活的唯一指导这一信仰而成长起来的一代法国史家来说，该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的方法表明了还可以从传统形式的资料中了解到很多普通男女们的生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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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联系又是相对的，如德山指出的，“尽管她的著作跟年鉴学派的情况是一致的，也跟年鉴学派朝草根历史和心态史的转向一致，不过，她的作品藉由更大幅地运用象征人类学，也藉由强调文化因素而非气候、地理或社会经济因素来补足这一法国式的研究取向”(36)。迪芬道夫（Barbara B．Diefendorf）和赫斯（Carla Hess）也认为，“事实上，她的著作对那些心态史研究者的方法和考察既是一种继承，更是一种挑战”(37)。同年鉴学派的这种联系与区别，表明戴维斯比第三代年鉴历史学家有着更广泛的理论渊源，她接受并运用了更多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而跳出了三种时段划分的窠臼，转向了比心态更广义的范畴——文化。这种联系与区别，同样也可以用来评价新文化史与年鉴学派心态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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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包括年鉴学派的影响，戴维斯的新文化史观大致由四个方面的学术背景共同汇集而成：（1）法国年鉴历史学；（2）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是E·P·汤普森的理论；（3）妇女史；（4）文化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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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E·P·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戴维斯曾明确表示，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文化意识与认同形成的名著早在60年代就对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8)，当时戴维斯正在准备她关于16世纪法国里昂印刷工人的博士论文。德山的文章抓住了戴维斯与汤普森之间的联系和共性，并且看到了他们对新文化史运动的先驱作用，“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和E·P·汤普森对于有关大众态度和行动主义的文化诠释，作出了引人注目而又原创的贡献。他们联手将集体行动的研究，从其先前对经济或心理力量的过度强调里抢救出来。他们关键性地说明了文化暨社群因素在驱策行动主义者时的重要性，也阐明了暴动者在打造他们自己的历史时的自立又主动的角色。他们对于世界观、仪式以及共享意义的强调，所拥有的分歧远超过群众研究的畛域，这些都有助于形塑一般的心态史和大众文化史。甚多受到戴维斯与汤普森之理念影响的历史学家，见证了他们的贡献的重要性与适时性”(39)。前文中也曾引用戴维斯的弟子们的类似评价，正是他们二人的开拓，改变了“社会的”与“文化的”两种取向在历史研究中的从属关系，因此可以将戴维斯和汤普森共同看作是在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两位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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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妇女史与新文化史的关系上，林·亨特的一段阐述明白无误地作出了说明，而且她所用的例证之一便是戴维斯。她写道：“性别（gender）的重要性超过了其在社会与文化生活里无可否认的核心定位；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妇女史研究与晚近对于性别差异的强调，在文化史的方法发展中更普遍地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尤其（或许唯有）在美国，妇女史与性别研究一直站在新文化史的前线。例如，戴维斯依靠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来阐释近代早期文化的作用。”(40)戴维斯的很多研究实际上也都可以归到妇女史或性别研究的范畴，她不仅被看作是美国妇女史界的领袖，而且她也是最早提出用“社会性别”的概念来代替生理上的“性别”的妇女史家之一，从而可以“解释不同社会和不同时期里性角色、性象征的范围，发现它们代表的含义及其如何作用以保持社会规范或促进它的变化”(41)。这里的性别是一种文化的表现，以此为中心的妇女史研究也由此同新文化史站在了同一条阵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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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戴维斯的文化史研究方法中有着明显的人类学痕迹，而人类学正是促使新文化史兴起最重要的相邻学科之一。戴维斯对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鉴，成为后来者学习和模仿的经典范例；更重要的是，她对这种跨学科实践所作的理论阐释，也成为日后新文化史的重要指南。如1981年，在由《跨学科历史杂志》组织的展望80年代后历史学前景的讨论会上，戴维斯极力推崇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并且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谈道：“人类学对我在自己的历史思考上的影响在于，不仅加深了我对不变的过去的理解，还有对人类经验多样性的认识。……人类学能够扩大可能性，帮助我们打开眼界，给予我们一个新的位置来看待过去并从早已熟知的历史文本中发现惊奇。”(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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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为历史学家打开的文化视野，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对社会互动的生动过程的近距离观察；对象征行为的有趣解释；关于社会体系的各个部分是如何结合起来的意见；不同于历史学家习惯使用的那些来自于文化的材料。”(43)不过，在看到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所带来的美好前景的同时，她也告诫历史学家要避免盲目性，“我觉得在许多情况中，历史学家从人类学得来了错误的教训。他们接受了人类学的某个概念，如关于交换互惠或倒置换位或巫术妖法等，然后不加判断地就用在了历史的问题上。我所说的不加判断，是指因为概念来自于人类学就太过轻易地认定它是正确的，而没有仔细考虑对于他们所考察的历史阶段还需要什么来证明事实，或者历史证据是否就不会对理论做出修正。人类学提供的是建议而不是处方，最重要的建议就是要把你研究的时代作为一个总体的文化体系来看待。千万不要把任何思想的范畴当作是理所当然的”(44)。对于戴维斯来说，优秀的历史研究应该是像人类学家那样成功地创造并呈现出一个过去的历史，而不是简单地照搬套用人类学的概念。这种警示，是在新文化史初兴之时对学科做出的有力而睿智的规范，从而约束和指引它走上了更合理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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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爱德华·卡尔对历史所下的定义：“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45)戴维斯也喜欢把历史学家的工作比喻成“与历史的一场对话”，有时甚至可以演化为激烈的争论，一方是带着自身理论立场和文化价值观的历史学家，另一方是被研究的历史对象(46)；例如戴维斯就把《边缘的妇女》一书的序言别出心裁地写成了自己在想象王国中同三位传记中的女主人公的一次对话，阐明了自己作为作者与作为传主的研究对象之间的不同立场。她认为，不论赞同还是反对，历史学家都应该在笔下给这些人说话和表明自己的机会，同时又对他们积极地提出质疑，而不是单方面地用自己的想法和概念塑造他们，也不能任由对象左右研究者主观的价值判断。同时，她甚至也希望能将自己的研究与读者进行分享和交流，“如果能够与我的读者分享我的喜悦，哪怕只有少数的人，对我也是极大的快乐。但是即便是我希望能够通过作品赢得读者并得到对我历史热情的认同，我也并不愿意他们只是受到文本的修辞、风格、细节或结构的说服。相反，我希望同我的读者展开一场对话、交流甚至是争论。我使用修辞的技巧以鼓励一种双重的反应：赞成或是反对我的观点、我的方法和我的解释”(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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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关于娜塔莉·戴维斯与新文化史的研究，其实正是作为读者和研究者的我，同她进行的一次对话。笔者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更好地展现出作为当代史学“文化转向”重要标志的新文化史的内容和特点，并将之与本书的读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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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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