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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第九章 罗伯特·达恩顿与新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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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娜塔莉·戴维斯在普林斯顿大学曾经的同事罗伯特·达恩顿来说，他更倾向于把新文化史称作为一种“人类学的历史学”或“人种志的历史学”（ethnographic history），他在新文化史的实践中也表现出比其他许多新文化史家更加强烈的人类学倾向。这一特点可能与他们在普林斯顿的另一位同事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克利福德·吉尔茨。达恩顿与吉尔茨曾经连续几年共同合作开设了一门尝试进行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跨学科交叉研究的讨论班课程，1984年达恩顿出版的《大屠猫与法国文化史上的若干片断》(1)（以下通称为《屠猫记》）一书，即源自这门课程的部分讲义内容。在书中他提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人类学的方法是否同样可以适用于历史学家对于文本的研究？这本书甫一问世，即很快登上了各大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它同时向专业的历史学家和普通读者展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历史研究取向，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用一种全新的方法对我们过去自以为熟知的历史进行了生动而全新的解读和阐释。在导言中，作者非常明确地对这种新视角、新方法进行了说明：“本书所要研究的是18世纪法国的思维方式。它试图不仅展示人们的所思所想，还有他们是如何思考的——他们是如何构想世界，并赋予其意义、注入感情的。不过研究并没有遵循思想史的正途，而是走了在法国被称为心态史的这条蹊径。尽管在英语中它还没有一个相应的名称，但还是可以统称之为文化史；因为它采用了一种同人类学家研究异域文化时相同的方法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这是一种带有人种志特点的历史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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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达恩顿在引文中所表白的，他所以为的文化史，是突破了传统思想史之后，通过借鉴人类学方法在年鉴学派心态史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发展。如果再结合其新文化史研究中的另一重要领域——阅读史，则亦可以看作是对年鉴学派所开辟的“书籍史”研究的一种拓展。因此，吉尔茨的人类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是达恩顿史学思想的两个主要的来源。本章将首先从《屠猫记》一书入手，通过对该书研究和写作中的特点的评析，重点探讨达恩顿以人类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史观；此外，联系其有关文化史、历史人类学和新文化史的其他论述与实践，比较他与新一代年鉴学派之间的联系和对后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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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一、文化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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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类学的资料来源主要是田野调查、现场访谈的话，那么18世纪法国波旁王朝旧制度下留存的大量珍贵档案就是达恩顿所要探寻的异邦他国，是其历史研究掘之不尽的宝藏。事实上，我们已看到，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勃兴，乃至整个当代史学研究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大量新材料的重新发掘基础上的，再加上运用新的理论、方法的解读和诠释，从而给历史研究带来了新的面貌。达恩顿写道：“我相信，没有什么方法比徜徉在档案馆更好的了。……通过细细浏览那些最晦涩难懂的文件，我们也许能够揭开一个迥异的意义体系。线索甚至会引领我们进入到一个陌生而奇妙的世界观中。”(3)《屠猫记》一书的写作正是通过对各种新史料的重新检视而展开的，这些史料有的是新被发现的，有的是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被视为毫无价值的，有的是人们熟知并已有定论的，但达恩顿却采用独特的视角将它们诠释出新的意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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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屠猫记》一书中，达恩顿以一个个文本作为基础来展开分析，构成了若干项独立的具体而微的文化史个案研究。为了让读者了解作者本人的观念和对历史的研究，达恩顿希望他们能够自己去阅读他所选用的那些文本，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不论是赞同的，还是反对的。因此在每一个篇目最后，达恩顿都把他所用的原始文本附录于后。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他将《屠猫记》一书所作的研究作为一项实验性的探索，更多的是强调方法和手段，而并不强求读者在结论上同作者达成完全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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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篇的内容虽然看似琐碎庞杂互不相关，但却都统领在达恩顿的新文化史概念之下，旨在说明18世纪法国社会的特性。其研究在时间和空间上主要集中在18世纪的法国社会，依照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级结构，自下而上地审视从最普通的农民、工匠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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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章“农民讲故事：鹅妈妈的涵义”中，作者从“小红帽”这个几乎人人都非常熟悉的童话故事入手，通过对童话从民间口头传说到整理成文的过程的追溯，以及对最原始的版本中的种种社会与文化意义的解读，展示出了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前的法国农民中不为人所知的精神状态。达恩顿认为，在“小红帽”的故事被后来的民俗学家收集整理编纂出版之前，在近代早期的欧洲便口头流传着大量类似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尤其在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更是非常普遍。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过了后人无数次加工修饰过的文学版本，那时的民间故事要朴实直白得多，甚至还有些粗俗和野蛮。达恩顿在书中引用了“小红帽”故事的一个早期版本，在这个版本的故事中，结尾并没有猎人出现杀死恶狼救出外婆和小红帽的圆满结局，而是可怜的小红帽和外婆一起都成了狼的腹中美餐，整个故事听来都是血淋淋的。狼的凶残、人的无知，以及现实世界的残酷，完全展现在我们眼前。细看这样的情节背后，其实正是18世纪以前法国乃至整个西欧农村生活的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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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从这样一则“小红帽”的故事和文本就事论事地分析其中潜藏的社会心态，并得出某种结论的话，不免流于简单。达恩顿所做的并不止于此，他细细梳理了从心理学家到民俗学家对这样一种原始的文本及其隐含意义所进行过的各种研究，介绍了从中世纪以来西欧各种民间口头文学的流传演变，引用了其他一些民间故事的内容作为旁证，结合当时农村生活的一些基本事实，将之作为在印刷术和教育普及以前法国乃至西欧农村的一种普遍现象来加以讨论。其中所反映出的，正是那时候农民中所流行的文化，“表现了如今业已消失的一个农民社会的情欲、价值、兴趣和态度”(4)。在文章中所体现出的资料的丰赡、考证的翔实、分析的细致和方法的运用，无不体现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深厚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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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几章中，达恩顿同样是利用史料进行分析，但展现的却又是历史上不同社会阶层的世界观。第二章“工人造反：若圣瑟韦亨的屠猫记”，分析的是一群城市手工业者的民间信仰；第三章“一个资产阶级梳理他的世界：作为文本的城市”，则是从一个外省的资产阶级眼中观察的城市生活；接着他又把视线转向了巴黎和知识分子的世界；第四章“一个警探整理文件：知识共和国的剖析”，通过一名警察保留下的各种文件资料，来看他们表述现实的独特方式；第五章“哲学家修剪知识之树：《百科全书》的认识论模式”，对启蒙运动的重要文献《百科全书》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了爬梳；第六章“读者对卢梭的回应：浪漫主义感性的构塑”，根据读者对卢梭著作的反映和回响，颠覆了传统思想史的研究路径，从思想的传播和接受的角度来说明卢梭的作品和思想在当时的读者群中的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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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恩顿写道：“阅读的观念贯穿于全书各章，因为可以像读一则民间故事或一篇哲学文本那样去阅读一项仪式或一座城市。分析的模式也许千变万化，但在每一个事例中都可以通过阅读了解其意义——各个时代所刻录下的意义都保存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中。”(5)就像人类学家解读一个原始的文化并获知其意义一样，文化史家可以通过解读文本揭示其内在，这是达恩顿新文化史观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之一。阅读达恩顿的作品，就像是跟随一位人类学家走进一个遥远的文化之中，去释读一个又一个陌生的文化符号与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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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二、屠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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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及，《屠猫记》一书是有关18世纪法国文化史的若干个案研究的一个合集，其中最重要的一篇便如书名所示——屠猫的故事。这一部分的分析的确是全书中最出彩、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作者在全书各章中所作的最为精辟、最具条理，也是最完整的一项个案研究。以下我们不妨通过对它的具体展开，进一步了解达恩顿的治史理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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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资料的使用，也就是作者赖以展开整个历史分析的基础——文本。18世纪60年代初，巴黎的一个名叫尼古拉·孔塔（Nicolas Contat）的印刷工人，留下了一部自传性质的手稿，其中记录了他30年代在巴黎的若圣瑟韦亨印刷工场当学徒时的一段经历。孔塔回忆道，当时的学徒生活非常艰苦，工场里有两个学徒，一个叫杰洛姆（Jerome），也就是孔塔为自己在回忆录中虚构的名字，还有一个叫列维耶（Léveillé）。他们一起住在工场的一间肮脏阴冷的房间里，每天几乎天不亮就要起床，一刻无休地跑腿打杂，还要受到来自其他工人的侮辱和作坊主的虐待，换来的只是几餐残羹剩饭。食物的问题尤其令他们感到愤怒，他们非但不能跟作坊主夫妇同桌吃饭，不得不在厨房等着他们盘子里吃剩下的残渣。更加糟糕的是，厨子有时甚至还会偷偷地把剩饭剩菜卖掉，而让学徒们吃猫食——那些腐烂变质的食物没人会吃，有时即使连猫都不愿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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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不如猫的反差对比让孔塔把话题转到了猫的身上，在他的整个叙述中以及在当时若圣瑟韦亨的印刷工场里，猫已经不是一般的家养宠物，而拥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作坊女主人非常喜欢猫，对其中一只灰猫更是宠爱有加。对猫的痴狂似乎在整个巴黎的印刷业中蔚然成风，至少在许多作坊主中情况确实如此。当时的工人已经称他们为资产阶级（bourgeois），有个资产阶级据说爱猫成癖，一共养了25只猫，而且还专门请人为它们画像，喂它们吃烤熟的鸟肉。相形之下，学徒们却过着人不如猫的日子，白天不得不疲于应付那些在大街小巷、工场车间里四处乱窜的娇贵宠物，晚上还有猫在学徒们住处的屋顶上打闹、嚎叫，吵得他们无法入睡，而每天清晨四五点钟他们就必须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作坊主却可以睡到很晚，甚至不跟工人们一起工作，而通过任命工头负责作坊的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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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境地令学徒们实在不堪忍受，一天晚上杰洛姆和列维耶决定试着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状况。善于模仿各种声音的列维耶爬上屋顶，偷偷地躲在作坊主的卧室旁学猫叫，可怕凄厉的声音让他们夫妇一刻也不能安睡。连着几个晚上都是如此，这使他们误认为猫都中了邪，于是命令学徒们想办法把猫除掉。这正是学徒们求之不得的结果，在其他工人的帮助下，他们拿起可以找到的各种工具开始了一场对猫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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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女主人特意关照他们不要伤害她最心爱的灰猫，但列维耶和杰洛姆首先就把那只灰猫给结果了；然后房顶墙头、屋里屋外，把能够发现的所有猫都给扫荡一清。最后，他们把抓到的猫装进袋子里集中到院子里，整个工场的工人都聚集在一起举行一场对猫的模拟审判。工人们各有职守，分别担任法官、警卫、忏悔牧师和刽子手等角色。在宣布了罪状、执行完最后的忏悔仪式后，猫就被行刑吊死在临时设置的“绞刑架”上。目睹了这一恐怖血腥场面的作坊主夫妇，虽然心里颇多恐惧和抱怨，却也无可奈何，只能留下学徒和工人们继续在“兴高采烈”、“混乱无序”和“哄堂大笑”中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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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欢乐并没有就此结束，大屠猫的事件给印刷工场辛苦乏味的生活添加了快乐的元素。在以后的日子，列维耶一次又一次地模仿和表演这场有趣的闹剧。在印刷工们的行话里，模拟工场生活中发生的有趣事件，被称作“拷贝”，比如模仿羊的叫声等，这是他们平常最主要的寻开心的方式。孔塔回忆道，列维耶总能做出最滑稽的“拷贝”，引来大家的哄堂喝彩声，这时每个人都会停下手上的活，或是大声叫好，或是敲打工具发出各种声响回应喝彩。而在所有的搞笑闹剧中，屠猫的“拷贝”，在杰洛姆看来是最令人忍俊不禁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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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现代读者困惑不解的是：这种事情究竟有什么滑稽可笑的？无聊的咩咩羊叫和反复重演对那些可怜生灵的屠戮究竟乐趣何在？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工人们乐此不疲、如此兴奋的呢？达恩顿提出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并试图用一种文化的解释来给出解答。虽然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使我们无法理解前工业化社会里欧洲下层手工业者们的笑料，但达恩顿就此提出可以借鉴人类学的做法找到研究的突破点，因为人类学认为往往是那些最为晦涩难懂的问题，是深入了解一种异域文化最好的捷径，当你意识到在外人看来不可理解的一件事情，比如一个笑话、一句俗语或一场仪式，对土著人而言却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时，便已经开始在一步步接近它的谜底了。“通过理解屠猫的笑话，也许有可能‘认识’到在旧制度下的手工业者文化中的某种基本因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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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夏蒂埃在对达恩顿的评论中指出，要理解屠猫的意义，必须首先了解它发生的背景或“语境”（context），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社会的，包括在巴黎印刷业中的作坊主与工人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节日的，模仿自狂欢节和‘满师礼’等仪式；象征的，赋予猫以多种意义使它成为魔鬼的化身、家庭成员的替代品和女性淫荡的象征。”(7)达恩顿就是依据这三个方面逐步展开他对屠猫记意义的分析和诠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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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历史学家所必须要做的那样，是对其使用的资料进行最基本的考证。对达恩顿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他的整个分析都是基于一个孤立的文本而展开的，因此必须说明它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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