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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说历史：现代文明的成坏 [:170754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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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说历史：现代文明的成坏 第十八章 全球经济发展对社会政治和信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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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谈到全球性的经济扩张，对于各种不同的地区，都有相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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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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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高度工业化的地区，由于新的产业要求的技术水平高（有的产业甚至已经实现全自动化），以及许多产业转移到劳动力丰沛的地区，于是，本来就业率比较高的工业国家，劳工大批地失业。这种情况造成的高失业率，很难再往回调整，因为劳力的需求结构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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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尖端的企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产业的发展和资金的供应是相配套的。其后果则是：产业本身既能够赚取充分的利润，而且产业的资金经常是经由证券市场累积了许多人的投资所得，产业的经营者赚钱了，投资者却只能分到微小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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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致富的是产业的最高层——投资大户和经理人，他们乘潮而起，赚取了巨额的财富。于是，近年来，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都呈现贫富差距较大的情况。以美国而论，现在美国1％的最高层人口，拥有全国财富的40％，余下99％的人口，却只能共同拥有60％的财富。处于全国最下层的那一批人，实际上已经陷落在贫穷线以下。极端的贫富差距，将本来财富分布的金字塔，变成了一个平而大的底盘，在此基础上向上收缩出一个细杆，呈现出喇叭形，而最高层则是那条细细的长杆。这种喇叭形的经济分配结构，当然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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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形，也出现于劳动力密集的地区，这些地区的贫富差距也非常巨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化国家的劳动力昂贵，迫使企业将生产环节中劳动力密集的部分，转移到劳动力丰沛的地区。这一举措为这些地区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让本来没有加入产业阵营的农业人口，获得了新的就业机会。整体言之，这种劳动力充沛的国家，在这轮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竟获得了意外的利益。只是，国内贫富差距太大，也一样造成内部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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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产业本来是分布在若干大的工业地区——那些大城市地区通常是产业最集中的地点。在新兴的工业国家，外来产业的迁入，往往也是先在大城市发展。接下来，大城市地区的劳力、土地和相关资源已被使用到极限，不足以应付需要，于是次级城市、内陆城市也都因为工业的迁入，逐渐发展成新兴的大城市。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已经是高度城市化了；新兴的工业国家，因为工业分布的扩散，也迅速走向城市化。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例，在最近几十年来，城乡人口的对比已经有极大的改变。整个台湾地区，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大的都会区；而在中国大陆，长三角、珠三角已经成为人口相当密集的都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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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结果，使得这些新兴工业地区的社会，不再是城乡对立，而是逐步倾向于普遍的都市化。在文化发展方面，都市化的发展过程，当然也整体地改变了当地的文化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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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全球迅速的工业化，引发了横向的人口迁移和纵向的社会变革。那些社会变革本来相当顺畅的国家，例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因为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平，竟出现了社会流动的减少和停滞。以美国为例，假如人口的结构以财富而论，可以分成十个层次：最上面的10％的人群聚集了大量的财富，而且可以延续好几代，他们下降到贫穷的机会，几乎已经不存在；最下面的，有20％～30％的人口，因为教育费用的高昂，他们的子女就很难获得良好的教育及上升的机会。社会地位的纵向升降，基本发生在中段的人口，两端人口不太变动；中段人口也可能由于财富分配的不均匀，很容易就滑落到底层，造成了中产阶层整体的萎缩。对于美国这一类国家，这种现象是非常可虑的趋向。许多人不再梦想美国是一个有自由发展机会的地方。所谓从小木屋到总统，从小贩到公司老板，这种美国人引以为傲的“美国梦”，逐渐成为不可能实现的一种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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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之内，纵向的变动却非常剧烈，个人发展的机会多，只要取得某种资源，就有一些人会很快地致富。但是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和并不公平的资源分配方式，不能创造良好的环境，孕育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升降波动迅速，使若干人很快致富，其中有人掌握特权，成为新兴的富有阶层，也有些人在激烈竞争的过程中，又很快地沦入贫穷阶层。社会变动的剧烈，在这种情况下并不一定是好现象，必然的后果是社会不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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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现象，导致了更严重的问题——社群与小区的解散。即使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之内，当社会变动并不那么十分剧烈的时候，小区有一定的稳定性，也有若干相对稳定的社群，例如工会、宗教团体，使参与者不致感觉孤单。一旦中产阶层逐渐萎缩，这些人面临沦入低收入的人群之中，他们原有的小区，比如说美国的郊区，就会无形中减少，最终消失。那些以教会为中心的社群，或是以职业为中心的社群，也因为中产阶层本身的结构改变，慢慢失去维系成员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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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发展的工业化国家之内，流入城市的农业人口在茫茫人海之中是孤单的，还没有新的社群接受这些流散人口，使之结合为可以互相依靠和帮忙的群体，当然更谈不到稳定的小区了。进入城市的劳力，其原来农业地区的家乡，少壮已经离开了，剩下的大多是老弱，小区不再有足够的骨干人口维持其稳定性和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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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不管是原来的富国，还是新兴的富国，都在经历人口重组和离散的过程。这一过程中许多单独的个人，他们的内心经历着不安和焦躁，有着无所适从的郁闷感。大都市中，聚集了大量人口，一有事端，一呼百应，成千上万的群众就可形成庞大的群众运动。近年来，美国的民间出现许多群众运动，例如，“茶叶党”、“占领华尔街运动”〔1〕，虽有其本身的背景，却也反映了社会整体的不安和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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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的威力已经渗透了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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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因素的重大影响，不仅波及社会生活，也波及政治行为。现代文明滋生的两种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前者注重个人的自由发展，后者强调集体的公平分配。两大阵营长期对抗的同时各自又都有相当程度的修正和改变。资本主义国家以美国、英国、德国为例，都已经走向社会福利国家，政府已经负起相当大的责任，照顾人民的生活。相对言之，国家公权力也就深度介入人民的日常生活。社会主义的国家，在“苏东波”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都有巨大的变化，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常态。然而，国家公权力的强大，还是非常显著。至于中南美或中东的国家，其实都谈不上社会福利，也谈不上完全自由的经济。但这些地区的强人政治，也都利用国家公权力，严重地介入人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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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二三十年来，由于经济发展不断扩大，其影响所及已经侵入政治领域，金钱的威力影响了政治权力。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民主制度，尤其在逐渐走向社会福利国家的过程中，对私人的经济行为本来有相当的约束和节制，在经济力量强大以后，经济力量反客为主，成为干预政治的一个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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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为例，大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总统的选举采取了商业广告的手法，包装候选人的形象。已故的肯尼迪总统的当选，在美国总统选举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从那时以后，全国性的选举或地方选举，都需要有大量金钱的支持，选战也要利用许多经济策略，例如前面所说的包装手法，或者采用投放某些利益的方式，以获得选票。从20世纪60年代到今天，经济力量对政治权力的干预越来越强大。到今天，不仅是总统大选，实际上，各级的议员选举和县市级的选举，都有无可抗拒的经济利益作为猎取选票的动力。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或多或少成为某种经济利益的代理人。钱和权的结合，剥夺了一般平民百姓选择的机会。金钱掌握了媒体，创造了形象，也包装了他们的理论，老百姓难以选择，也难以判断其中的优劣和真相。最近，共和党的初选，至少有两位候选人，从失去议员身份退出议会后，立刻就成为某些商业机构的代理人，帮助它们游说，帮助它们获取有用的信息，使这些商业机构得到政府的补助或授权，在商业竞争中占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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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的当选，是美国总统选举史上的里程碑。图为1960年肯尼迪夫妇在纽约曼哈顿街头游行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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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在今天已经如家常便饭。不仅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有这种现象，正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由于法律体制不够完备，这种“钱”与“权”的结合更为普遍：政治成为旋转门，进入政治职位就成为商业利益的输送者，离开政治职位，就成为商业利益的代理人。既得的利益可以延续到第二代，也可以扩大到一个集团。因此，全世界的民主制度，实际上都已经在这几十年来大受损害，丧失了民主政治应有的纪律，也剥夺了选民理解政策和选择方向的权利——民主政治实际上已经败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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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天美国的政治为例：参议员、众议员、各州州长，很多已经是世世代代传承的世家人物。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盘踞，使得这种钱和权的结合特权被少数人垄断。回顾启蒙时代的理想，选民可作自由的选择——选贤与能，选择最好的政策方向，这种情况在今天恐怕只是一个褪色的记忆而已。各国的政府确实都在做某种程度的社会福利工作，但每一次在政权转换的时候，为了要讨好人民，很少有政权不是在获取政权的过程中，凭借社会福利和其他设施照顾，以获取百姓的欢心，而罔顾其代价昂贵，不是政府财力能够负担的。这种财政漏洞越来越大，到了今天，很少有国家不在背负巨额的福利开支和庞大的政府结构中运转。这两项开支，以今天各国政府的预算来看，都已经不成比例，而其中的浪费，更是无可计算。因此，金钱和权力的结合，使得民主制度不仅是扭曲了原来的理想，毁伤了人民的寄托，而且所有财政上的负担，最后还是转嫁到人民身上。今天，许多国家收支不能平衡，不得不寅吃卯粮，使全国人民要负担巨大的债务。最近的经济恐慌固然是全球性的，而就每一个国家个别而论，其经济的崩溃和衰退，都和收支不平衡有严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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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空虚是近百年来人类面临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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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所说，经济因素造成人心不安和焦躁，而政治权力固化造成人民和权力持有者之间的疏离，这使得人在乱离困惑之中，惶惶不知所措，要寻求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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