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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无奈的史家：孙觌、朱熹与北宋灭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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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伴随文本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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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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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宋代历史编纂中一起事件及其在宋代历史书写发展过程的意义。1167年夏，国史院编修洪迈请孝宗起用致仕官孙觌(1081-1169)协助《钦宗实录》的编纂。通常，《实录》的编纂是“内部”事务，编纂的档案与活动被限制由指定的国家机构进行。用现今的话说，洪迈要求孙觌的帮忙相当于寻求“外部咨询”。皇帝同意了这个不寻常的措施，但当时已86岁的孙觌并不情愿，他最初拒绝这项任命。孙觌最后同意有限度地参与编纂，并在1167年的冬天把他的手稿递交给实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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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觌去世的二十年之内，朱熹于1185年极力批评这位不情愿的史家，给孙觌贴上机会主义者、道德堕落者的标签，并认为他个人的过失直接导致了1126-1127年北宋的覆灭。朱熹断言，孙觌利用洪迈考虑欠周的邀请这一良机，将曲解引入该时期历史真实，掩盖了他在北宋覆灭时的共犯行为，并诋毁了他过去的政敌。朱熹更进一步指控，刚刚完成了北宋史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同时代史家李焘(1115-1184)也不小心采用了孙觌带有偏见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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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揭示朱熹推广一种修正的北宋覆灭史，并利用孙觌曾参与《钦宗实录》编写一事，否定李焘所编纂的官方历史的可信度。运用比较文本分析，本文检验了李焘编辑《长编》的方法，通过“文本考古学”的过程，确认李焘叙述的可靠性。笔者认为，朱熹对孙觌的攻击，可视为朱熹及其追随者在道学运动期间，为改变司马光(1019-1086)开启的传统宋代历史书写方式所发起的长时期努力之先声。而这些道学家的长期努力，最终将成功改变司马光所建立的《通鉴》传统。最后，本文将检视道学对宋代史料的影响，并勾勒出其对《宋史》研究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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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觌与《钦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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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宋代官方历史编纂过程会编辑和压缩例行的朝廷政令，最后把这些材料加工成为王朝历史的草稿。起居注，理想情况下是皇帝言动的每日记录，经过浓缩成为《日历》，再成为《实录》，最后形成《正史》或《国史》。北宋最后的皇帝钦宗的短暂的统治，给那些编纂钦宗朝官方历史的南宋史家们带来了难以克服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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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统治期间(1082-1135，1101-1125年在位)，数位起居注作者抗议政治的党派之争已经削弱了起居注作为历史编纂过程中的第一步功能。他们宣称，《日历》的记载内容是选择性的、分散的，缺少充分的细节、忽略不同意见，而且充满恭维时政的祥瑞报告。注383除了这些存在于基础历史记载的缺点之外，几乎所有的朝廷档案——无论被修改与否——都在1126年女真侵略者攻陷开封的时候遗失了。此外，在一年中去世的官员传记，按例会被收入该年的《日历》；而不少高级官员在北宋无秩序的最后那年中去世。注384最后，当时尚是康王的高宗皇帝，深深地卷入了1126-1127年的许多关键事件。即使在他1162年6月禅位之后，高宗和其他官员对1126年那可怕一年的政治敏感仍困扰着史官们的任务。举例来说，元朝史官袁桷(1266-1327)指控，由于当时太上皇高宗仍然健在，洪迈隐瞒了很多北宋晚期历史的细节，特别是徽宗对于北宋灭亡的责任。注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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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重修《钦宗日历》与1140年2月实录院的大规模重组密切相关，当时该机构的许多职能都被移至秘书省。注386之后数年，这一工作取得了初步进展，或许是与大部头的《建炎以来日历》一起进行。《日历》在权相秦桧的养子秦熺(1161年去世)支持下，于1143年2月完成。然而，钦宗朝历史编纂工作却在之后陷入低迷。1144年7月，秦熺完全控制了秘书省及其历史编纂功能。秦桧的执政持续到他1155年去世，期间许多徽宗及钦宗朝的事件始终是敏感的政治议题。在秦熺的控制下，实录院的常规运转陷入了停顿。注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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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纂《钦宗日历》的工作很可能并未恢复，直到三件事件相互结合，创造出有利于编纂计划的政治环境：(一)被女真俘虏的钦宗皇帝于1161年5月死亡；(二)高宗皇帝于1162年6月退休；(三)孝宗皇帝的继位。李心传(1166-1243)所写的一段简短笔记记载《钦宗日历》的最终定本，是由龚茂良(1178年去世)从较早的草稿增加而成：“《钦宗实録》，洪景卢因龚实之所补《日历》而修，皆文直而事核。”注388秘书省当时的记录显示龚茂良于1162年5月至1164年3月期间曾任多种馆职，并在1162年9月被任命为国史院编修官。注389很可能是在这段时间，龚氏完成了1140年代开始编纂的草稿。很幸运地，现存的记录证实了这个编年并提示了其中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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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3年7月，秘书少监刘仪凤(1110-1175)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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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日历所见修《靖康日历》，将及成书。缘当来文字遗逸，内有臣僚薨卒及死于兵者凡四十一人，虽粗有事迹，即未曾立传。欲乞下礼部开具所要立传姓名，下诸路转运司，令所属州县多方求访逐人子孙亲属所在，抄录墓志、行状及应干照修事迹缴申本所，以备照用。或其间系罪籍之人，见无子孙可以搜访，及薨卒死事在靖康年分，而名字湮没不存，恐士大夫曾有收得上件事迹，但可参照者，欲乞就令搜访施行。注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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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清单上，最重要的“罪籍之人”莫过于北宋最后一位权相蔡京(1047-1126)。作为一则有趣而重要的题外话，1166年1月，刘仪凤被御史台弹劾并遭解职，原因是他在秘书省任职期间“录四库书本以传私室”，其中更是包括《国史》、《实录》等官方史著。注391我们将注意到，这个事件很可能让孙觌不愿意参与国史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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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6年12月《钦宗日历》宣告完成，“缘渡江之后，简编散逸，前来官吏冥搜博采，今已成书，凡七十五卷”。《钦宗日历》被命令直接送到国史院，立即准备编纂《钦宗实录》。注392次日，刚被指定为国史院编修官的洪迈，其上呈了一份长篇奏议，提出《实录》的工作纲领。纲领中承诺洪迈及其下属将在一年之内、在没有额外人员与资源的情况下完成工作。注393加快的日程表与没有其他资源分配可能反映了洪迈计划合并《钦宗实录》与《四朝国史》(神、哲、徽、钦)的修纂工作，并以此完成北宋的国史修纂。注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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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洪迈马上发现他的前任者刘仪凤虽然宣称广泛搜求数据，只是粉饰了资料不足的问题。1167年5月，洪迈上奏：“除日历所发到《靖康日历》及汪藻所编《靖康要录》并一时野史杂说与故臣家搜访到文字外，缘岁月益久，十不存一。”特别是，搜求那些死于靖康时期官员的传记几乎毫无所得。洪迈建议要求靖康年间曾于御史台任职的致仕官员孙觌帮忙解决这些缺陷。“其年虽老，笔力不衰。乞诏觌以其所闻见撰为蔡京……等列传。及一朝议论事迹，凡《国史》、《实录》所当书者，皆令条列，上送本院。”注395皇帝同意了此建议，命孙觌编纂这些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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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孙觌回复了皇帝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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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旨令撰蔡京、王黼等列传。伏见《神宗实录》藏之金匮久矣，绍圣以来，两经刊削，今有二书。臣今被旨，所当书者皆误社稷大恶，更无记注、日历为根据，而出于一夫之手。他日怨家仇人袭绍圣之迹，指为诽谤，吠声之众，群起而攻之，臣腰领不足以荐鈇钺。奉诏惕然，以乐为惧。况列传之体，合得州里、世次、出身、践历岁月终始，移文所属督责报应，皆非臣所能办。欲望察臣衰谢，非宣力之时，而私家亦非修史之地。今欲自蔡京以下臣所亲睹事迹有实状者旋行记忆，每得十数事，则缮写续申实录院，以备史官采择。乞免臣下笔作传，以逭越职出位之咎。注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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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觌用相当直接的措辞表明，如果强迫他写这些传记，稍早前《神宗实录》遭遇的命运也将等待着《钦宗实录》。《神宗实录》成了北宋晚期激烈党派之争的牺牲品，当时变法派指控编纂墨本《神宗实录》(完成于1091年3月)的史官们在书稿中诋毁神宗和新政。重修的朱本《神宗实录》(完成于1096年11月)删除了那些“诽谤”并从变法派的观点重写了这段历史。注397孙觌表示自己人单势孤，既没有史官的身分，也无法接触那些史官能使用的寻常档案资料。如果撰写《钦宗实录》之中如“大恶”传记这样重要的部分，他的参与将招致政敌的诽谤，也会危害《钦宗实录》的被接受度。孙觌指出，即使是圣旨命令他参与，也不足以保护他避免这样的结果。他也强调，自己没有承担此职责的必要资源。此外，或许他想起了刘仪凤最近的下场：私家不是修史的场所。孙觌同意提供他个人的回忆(此举是将他上呈的资料置于朝廷稍早要求普遍协助的范围之内)，但仍坚持事件的选择以及传记定稿的责任必须归于史官。孝宗同意了他的请求，孙觌于1167年10月递交名为《蔡京事实》的手稿。较预定期限延迟了三个月，《钦宗实录》宣告完成，共四十卷，于1168年4月上呈。注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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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回答的要旨看起来表示了洪迈的要求以及接踵而来的诏命使他颇为惊讶。稍后笔者将回顾孙觌的突出事迹。目前可以说，没有迹象显示洪迈与孙觌之间有任何往来，足以使洪迈将如此艰巨的要求托付给这位年长官员。此外，洪迈选择孙觌担当为北宋臭名昭著的“罪籍之人”撰写传记这不受欢迎的任务也令人困惑。虽然孙觌的仕途自从1130年代初期即告没落，但即使到1160年4月致仕之后，孙觌仍是极具争议的人物。就在1166年4月，孙觌在噩梦般的1126年中的行为才再次被御史台弹劾。不过，尽管仕途困厄，他似乎天性爱交际，且对于北宋以来的故事，他是个热切成癖的讲述者，在晚年尤甚。孙觌以文笔著称，常有些同时代人的家族或是后人委托他撰写墓志，一些志文还保存在他的文集里。注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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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迈似乎确实认为他所掌握的档案材料不足以完成《钦宗实录》的编纂，但是为何他这样反常地寻求这位好交际且具争议性的八旬老人协助呢？之后的道学士人把洪迈的要求归因于他的天真以及缺乏身为史家的责任感。然而，这更有可能是出于一个更具恶意的动机：洪迈清楚任何关于北宋最后时日的历史叙述势必引起批评，他会否是在寻找可以转移批评的替罪羊？还有谁比这位以撰写墓志典雅著称、朝中无人、只被视为旧日遗迹的行将就木的八旬老人更合适呢？确实，从对孝宗的回复如此的坚决与小心来看，孙觌也许明白他被“算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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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可能确定孙觌所呈递手稿的确切性质，不论是他的文本、《钦宗实录》或是任何宋代国史都没有存留下来。因此，也不可能知道孙觌的手稿是否履行了他的承诺：为洪迈名单上的每位人物提供十余项事迹。然而，从今本《宋会要辑稿》中保存的《蔡京事实》这一标题来看，他的资料至少涉及蔡京。那么，是否有可能根据现存的《宋史·蔡京传》(完成于1345年)确认孙觌上呈资料的相关信息？注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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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比较《宋史》传记及其他南宋人所试图撰写的蔡京传记，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结论。笔者所见，现存有三部这样的文本。徐梦莘(1126-1207)于1196年完成的《三朝北盟会编》，便从两种12世纪中期著作的蔡京传记引用了数段文字。注401然而，这两种记载与《宋史·蔡京传》并无文本上的联系。也就是说，两者并不属于最终构成《宋史·蔡京传》的文本母体(textual matrix)。不过，现存的第三种记载——《东都事略·蔡京传》(1186年由王偁上呈朝廷)——则与《宋史·蔡京传》密切相关。注402对两传做详细比较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是能够发现，虽然《宋史·蔡京传》包含了一些《东都事略·蔡京传》没有的段落，《宋史·蔡京传》事件的序列完全沿袭了《东都事略·蔡京传》。除却一些文体的细微改变，两种文本的段落基本上可以相互对应。显然，《宋史·蔡京传》的文本如果不是对《东都事略·蔡京传》文本进行改写，就是它们拥有共同的史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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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5年6月，洪迈再次受命任职国史院以完成《四朝国史》，并最终于1186年11月竣工。注403稍后在1187年3月的一份奏议中，洪迈承认编纂工作倚仗1186年王偁进呈的《东都事略》甚多，并推荐王偁任官作为献书的奖励。注404奏议中，洪迈称王偁完成《东都事略》是依托其父王赏(1149年去世)1140年代在秘书省任职时留下的资料。洪迈估计王氏父子九成的资料来自国史，剩下一成则有其他来源。而王应麟(1223-1296)亦对《东都事略》的内容给予相似的评价。注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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