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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道命录》复原与李心传的道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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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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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1167-1244)的《道命录》，依其自序成书于1239年，汇集了八十五份记录着“道学”运动从其在北宋的发韧到十三世纪早期的政治际遇的原始文献。李心传在汇集文献之外，也为许多文件撰写了详尽的评注，他的阐释和观点显著提升了这部史料汇编的重要性。李心传称得上南宋最伟大的当代史家，而道学运动则是同一时期思想界影响最为深远的发展。因此，对现代宋史学者来说，《道命录》也是认识道学史以及李心传本人对这个运动的态度的标准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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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曾经的等身著作目前仅存四部，《道命录》是其中之一。注617在四部传世著作中，《道命录》成书最晚，也是唯一在南宋朝廷逐渐认可道学为官方正统学说的1220年代至1241年间编纂的著作。然而李心传在传世本《道命录》显示出的对道学的全心拥护，与他在早期著作中对道学运动秉持的刻意矜持与学术超然明显不一致。现代宋史学者给出了两种意见。首先，资深李心传研究权威来可泓认为李心传毕生皆是程朱道学的拥护者。为弭平李心传早期著作和《道命录》之间的差距，来可泓梳理了李心传早期著作中关于道学运动的正面评论，并追索了李心传平生与已知道学人物的往来。来可泓认为，《道命录》代表李心传对道学运动的最终认可。注618来可泓的努力本质上是回溯，以据信是支持道学但晚出的《道命录》来解释李心传的早期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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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贾志扬(John W.Chaffee)发展出一个更为审慎、细致的观点。他接受李心传的早期著作与《道命录》之间的差异，将这一差异解释为李心传愈到晚年愈认同道学思想的表现。贾志扬强调李心传基本上是一位制度、政治史家而非思想家，推想李心传对道学阵营在1220年代与1230年代未能将政治上的被接受转化为切实的制度改革而感到非常困扰。贾志扬因此认为《道命录》是在警示朝廷不应当虚矫地利用道学妆点门面以掩饰日渐衰败的现况，也吁请根据纯粹道学原则进行政治改革。注619基本上，贾志扬的努力采取了相反的方向，运用李心传的早期著作来解释《道命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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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用其他的方式来概括这两种对《道命录》的不同解读。李心传是相信道学运动的道德优越性并必将取得政治上的最终胜利，而以道学拥护者的姿态编纂《道命录》？或者，李心传认为道学只是塑造南宋命运的另一种力量，而以怀疑论史家的姿态编纂《道命录》？换言之：李心传最后为程朱学派的道德决定论所折服，还是终究坚持其早期著作的分析式悲观主义？我将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就在宁宗、理宗时期道学确切的定义、本质、历史中。理宗时代对所谓理学发展至最终主宰此后的帝制时代而言正是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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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李心传与他的《道命录》。两百多年前的中国学者已对传世本《道命录》文本的完整性和真伪提出了质疑。尽管《道命录》对现代宋史学者来说相当重要，这些问题并未得到严谨的处理。本文重新检讨《道命录》的目录学与文本史后，得出以下四点结论。第一，传世本《道命录》体现了元人对李心传原著的大幅改编、扩充。第二，借由文本比较分析，可以移除元人的层累，恢复李心传原著的大部分设计与文本。第三，经此重建的原本《道命录》所传达的道学观，与李心传其他传世著作的观点一致。第四，原本《道命录》蕴含的李心传的道学观，相当有助于理解理宗时代，为建构与道学在政治上新近被认可相适应的道学史所产生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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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本《道命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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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道命录》的现代刊本都源自1814年鲍廷博(1728-1814)的《知不足斋丛书》本。这个版本包含85份文件，它们不平均地分布在10卷。第5卷只有两份文件，第7卷分为两部分，总共收录了17份文件。第10卷则有16份文件，不过其中系于1241年的5份文件标为“续增”，而另外1319年到1361年之间的6份文件则标为“新增”。这些标注清楚地说明：后来的编辑者或刊印者在李心传的原稿后增补了这11份文件。如同下文所示，确凿的证据也指出后来的编辑者添加了其他文件录入李心传的原稿，而原稿实际上是以传世本的第70号文件作结。这70份文件的年代分布在1085年到1224年之间，由各种宋朝的公文政令组成，包含了奏疏、荐札、制词、劾状。它们或关乎一般性的道学学说，或关乎特定人物。其中也有一些文件是道学家(主要是程颐与朱熹)所作。这些文件基本上依照时序排列，不过有时也出现错置。本文的附录是传世本《道命录》前面70份文件的表格，删去了后来窜入的15份文件。为便于查询，本文为这些文件编了序号，通篇都以这些序号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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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卷到第7卷的所有文件之后俱有注，第8卷到第10卷则大多没有。不同文件中注文的篇幅、风格与质量极不相同。注文最短只有一行，最长则超过1400字。多数关注文件当时的历史背景，并对其进行政治分析。在适当的情况下，注文则将焦点放在驱使文件作者撰文的个人意图，以及作者仕宦履历的细节。一些注中包括轶闻趣事，并不全都与文件有关。第8卷中60、62、63三篇的注文与众不同，完整收录了文件在相关机构间流转时产生的牒文。一些评注显是精心构思而成，注意编年的准确和官衔称谓的恰当；另有一些则有系年不明、记载含糊之失。《道命录》注文的一项关键特征，是各条目的注文常被圆形分隔符分为两段，这通常标志文中的重要分界，4、6、12、28、30、34、40、42、50、52这十篇的注具备此特征。在这之中，分隔符之后的材料，通常包含来自程朱及二人门生的大段引文。这些引文以论战与辩护为主，且仅与前注和原文略微沾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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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鲍廷博未作说明，但《知不足斋丛书》本《道命录》极有可能是以1496年的一部明代徽州新安刊本为底本。好在这一明刊本为前北平图书馆收藏，如今存于台湾。两个版本在各方面几乎完全相同，甚至是印刷错误之类也都一致。然而，明刊本重印了程荣秀(1263-1333)为1333年元刊本撰写的序文，这篇关键的序文将在下文展开讨论。明刊本收录的汪祚(1457-1496)撰于1496年11月的后序，也提供了明刊本及其历史的重要信息。《知不足斋丛书》本《道命录》中没有这两篇序文。注620后序作者汪祚是新安的青年学者，曾与前辈学者和官员程敏政(1445-1499)共同编纂不朽之作《新安文献志》，惜乎未竟全功即英年早逝，年仅39岁。注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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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祚将1496年刊印《道命录》之功归诸新安卫千户于明。汪祚称，《道命录》记录了宋代正人君子蒙受的不公不义，激励于明资助刊印、流通此书，期许当代名士能比前人更受礼遇。汪祚还提及，于明为筹备重印，得到了两部《道命录》的早期版本。其一是在元代学者朱升(1299-1370)后人家中寻得的5卷“旧”本，注622于1251年由时任江州知州朱申(1195年进士)刊行。朱申增入了五份文件，标为“续增”。此本书版毁于宋末战事。由于朱申刊印的《道命录》书况不佳，不足以用作重印的底本，于明因而从程敏政的书阁取得了另一部10卷的“善本”。此10卷本实际是经程荣秀“新增”了元代文书的1333年本。此本书版也毁于元末战争，故汪祚云《道命录》不为他的同时代人所知。汪祚也提到程荣秀为程颐后裔，朱申亦“与晦庵先生同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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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祚在1496年版《道命录》后序记录的这些细节，与其他史料中记载的《道命录》在明代之前的历史一致。《宋史·李心传传》与成文于1268年的该传记底稿，均记载《道命录》为5卷。注623更重要的是，唯一提到《道命录》的宋代书目，《郡斋读书志》(由赵希弁作《读书附志》补注后于1250年印行)也著录《道命录》为5卷。注624由于汪祚后序清楚说明1251年的朱申版本是《道命录》首度付梓，可知赵希弁著录的必定是一部钞本，年代介于1239年李心传“成书”与1250年《郡斋读书志》刊印之间。后文将再讨论赵希弁的《道命录》书目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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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6年及此后的各《道命录》版本，卷首在李心传自序之后，还有朱申撰的识语，解释其为何刊印《道命录》。但这段话在《新安文献志》中被著录为“书《道命录》后”，则提示其原本是跋。注625朱申论述《道命录》之名取典于《论语》和《孟子》。《论语》、《孟子》中的原文旨在思索“斯文”与变幻莫测的天命间的关系，从而确认并延续了李心传在自序所开展的对话。朱申也称因期望与友人讨论这些问题，而在“九江郡斋”刊行《道命录》。朱申题跋文“新安后学”，时为江州知州。此外，除了知道朱申是徽州休宁县人朱权(1155-1232)之侄，以及与一些朱学脉络下颇乏味的经典注疏有关，我们对朱申所知甚少。注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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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世本《道命录》的发展过程中，1333年程荣秀的修订显然是最重大的事件，使《道命录》从5卷扩充为10卷。程荣秀是新安人，以编辑、教师为职业，并曾任元代江浙儒学提举。他的生父程志学是程颐直系六世孙；养父程圉，族系也可以溯及程颐，是休宁人程全的六世孙。在北宋末年女真入侵战争期间，驻守池州的程全庇护程颐二子，此后两支程氏遂通谱，承认共同的祖先。程全之孙程永奇(1151-1221)是朱熹的重要门生。程荣秀因此得以此完美的道学世系而自豪，并以满腔热忱投身于程朱学派，强化了这一世系。陈祖仁(1314-1368)撰写的程荣秀墓志铭即言荣秀“非程朱之书，盖不之好也”，亦云荣秀担任建康明道书院山长期间，于闲暇时“整濂洛之书，正讹、补缺”。程荣秀的仕途终于江浙儒学提举，他的《道命录》序文即署此衔。注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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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荣秀在序文中写道，他曾取得1251年版《道命录》，但怀疑此本只是“初稿”，因此“僭因原本，略加厘正，汇次为十卷”。他还提到一些人鉴于《道命录》收录许多“吠尧毁孔”(此处的“尧”与“孔”显然是程颐和朱熹的委婉说法)的文字而反对加以流传，认为应当禁止这样的著作。程荣秀辩称《道命录》的文件记录“小人”们“岂徒以蔽时君世主，且将以欺天下后世”的“组织谗诬”。禁毁这些文献形同帮助“小人”遮掩其在历史上的丑行，但若予以出版，“小人”们的罪行将昭然后世。程荣秀希望出版《道命录》能够阻止后世小人做出类似行为。为此，江浙省臣下令龟山书院刻印经过程荣秀厘正、汇次的《道命录》。注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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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序文不能只当作儒家道德主义的常规运用而不予重视。众所皆知，图帖睦尔(元文宗，1304-1332年，1328-1332年在位)于1328年即位以及1329-1332的复位，标志了儒家文化开始在元廷成为一股重要政治力量。注6291330年闰7月，元廷加封孔子父母、许多门生以及二程爵位，即为这个政治趋势的一部分。注630元廷加封二程兄弟的相关文书亦构成传世本《道命录》的第81号至84号条目。蔑儿吉氏伯颜(1340年逝世)反对元朝政治的儒化，他在1333年拜相，随之激起蒙古本位主义的反动力量，并与延续中的汉化、儒化对抗。而命程荣秀刊印《道命录》的江浙省臣几乎可以确定是1328-1332年间在任的著名儒学奇才朵儿只(1304-1355)。注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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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儿只出身蒙古札剌儿氏贵族，他的祖先是成吉思汗的亲密伙伴，也是蒙古人中较早的中原文化支持者。注632朵儿只在18岁的时候被任命为集贤学士，他的学识受到邓文原(1259-1328)等资深学士的赞赏。注633《元史·朵儿只传》记载他“不屑屑事章句，于古君臣行事忠君爱民之道，多所究心”，可见其无疑有道学倾向。邓文原也和江浙行省与江浙士人有着多重关系。从1310年到1312年，邓文原担任江浙儒学提举(即程荣秀刻印《道命录》时所居之职)；1319年至1320年间，邓文原则以地方监察官之职举荐程荣秀为明道书院山长。注634邓文原因而同时是年轻的蒙古贵族朵儿只与年长的程颐后裔、道学教师程荣秀的襄助者。两人不仅都获得邓文原的赞助，也都支持儒家事业，反对伯颜与其党的蒙古本位主义。不难想象，程荣秀的序文与这一斗争有关，他警示“小人”可能复炽，即针对伯颜及其党羽。他的警示确有先见之明，伯颜随后废黜了儒家科举考试，截至1330年代晚期，实施了打压朵儿只与汉法派的一系列行动，这些动作自然使时人想起宋代的道学之禁。注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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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详论之前，在此先总结前文与传世本《道命录》相关的细节。鉴于《道命录》前7卷的文件皆有评注，且评注相当重要，而之后评注的出现频率及重要性降低，程荣秀认为1251年付梓的《道命录》仅是“初稿”的意见应当给予重视，若将这一点纳入考虑，则李心传虽然在1239年撰写了自序，但《道命录》可能未曾完稿。我将在本文的结论重新讨论这个可能性。1251年首度付梓的刻本创立了三个支配着此后《道命录》出版史的倾向。第一，明代以前的《道命录》编纂者与出版者不脱朱熹和程颐的门徒、后裔。第二，《道命录》的刊印者(包含1496年的明版)都来自徽州，那里是朱熹的故乡，也是程氏家族成员的聚居地。第三，朱申以增加补充材料开启修订《道命录》的历程，这些增补集中于国家对二程与朱熹的褒崇。程荣秀是徽州人、程颐直系后裔，也是一位道学教育家，以编纂、处理文本著作而享有盛名。他在1333年大幅扩充了《道命录》，且据其自述，大幅变动、增补了李心传的原稿。注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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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本《道命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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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我们仍有条件判定程荣秀改编《道命录》的程度。明代百科全书《永乐大典》(1407年成书)现存残卷中，包括两卷(卷8164-8165)关于程颐的史料，被分类在“庚”韵目的“程”字韵。这两卷的头一卷包含二十一个来自《道命录》的条目(文件及评注)。注637这二十一个条目遍及传世本《道命录》的前六卷，即从第1号到第34号文件。因此传世本《道命录》前三十四个条目有十三个不见于《永乐大典》。比较同见于两个版本的条目，可以发现：虽然文件大同小异，评注却颇具差异。差别之处小至措辞之异，大至同一评注整段出现在不同的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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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的四库馆臣最早记录了《永乐大典》中的平行材料，并与传世本《道命录》做了比对。馆臣注意到《道命录》早先为5卷而后来10卷这一差异，也注意到传世本《道命录》第34号条目之前有二十八段文字未见于《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所收录的《道命录》条目有八段文字不见于传世本《道命录》。见及两者林林总总的差异，四库馆臣把焦点放在程荣秀改编5卷本《道命录》所发挥的作用。他们断言《永乐大典》卷8164的材料相当于李心传的“原本”。四库馆臣批评程荣秀，声称“荣秀大有所增删。并所记朱子诸条，亦疑为荣秀所附益。则所谓‘略加厘正’者，特讳不自居于改窜耳”。最后，四库馆臣判定程荣秀抱持“门户之见”，刻意提高程颐与朱熹在李心传原本《道命录》当中的地位。注638现代学者对馆臣的意见，或者直接忽略，或者立即以为无根据而摒弃。如来可泓即不考虑四库馆臣的结论，也没有在《道命录》文本流传史的讨论中提到《永乐大典》的材料。注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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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关注的是，既然众所周知编纂《四库全书》始于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的动议，为什么四库馆臣未将《道命录》列于《四库全书》之中？注640理由主要有二：第一，乾隆皇帝基于哲学与政治的理由，反对李心传对宋代宗派的描述。清代对宋代学者的朋党倾向的谴责，也使得四库馆臣经常批评宋代学术。注641而《道命录》正是对党争的经典记载。乾隆帝即曾亲自评论《道命录》的政治与行文问题。在所著《〈道命录〉识语》与《题〈道命录〉》诗并序中，乾隆帝驳斥李心传《道命录》自序所论述的“道”与“命”之间的关系。注642第二，由于《永乐大典》并未提供任何传世本《道命录》第6卷之后的平行材料，全面重建原本《道命录》被认为过于困难且材料不足。注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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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足的证据支持四库馆臣认为《永乐大典》的材料比传世本《道命录》更贴近李心传原作的看法。第一，汪祚撰于1496年的后序证明1251年版《道命录》完整流传到明代。第二，《永乐大典》的编者们大量取材明文渊阁的藏书，《道命录》也著录在《文渊阁书目》中。注644再者，南宋宫廷藏书的大部分经由元朝而进入明初文渊阁，实为析入《永乐大典》的宋代文献的直接来源。注645因此，《永乐大典》的编者们很有可能使用了一部曾经收藏在南宋宫廷的《道命录》。而且此本定是5卷本，或是1251年刊本，更可能是李心传原稿的抄本。李心传在1238年被任命为秘书监，管理秘阁藏书，他在1239年的《道命录》序文即题此官衔。注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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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永乐大典》的《道命录》文本，并以之与传世本《道命录》对比，将进一步证实上述文献学证据。稍后会探讨传世本《道命录》前34个文件中十三个增补的条目，目下关注《永乐大典》与传世本《道命录》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了李心传的评注。第一，在记日上，《永乐大典》的记日始终较传世本《道命录》精确。《永乐大典》中体现的李心传记日的方法，是为官员各种行动，如任职、上奏，都提供完整而精确至日的记录。他的记日方法是有层次的，比较大的时间单位如年和月只会在首次出现时写明，直到进入次年或次月。这一记日方法在《道命录》中运作良好，因为《道命录》的基本编排原则即是编年顺序，而且李心传身为史官得以接触到的《日历》，就是此种精确记日的来源。这一方法在宋代官方史书中的规范，也见用于宋代史料中，例如李心传参与编辑的《宋会要》以及他所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永乐大典》的文本严谨遵循了这一方法，仔细记录历次年月的变动，也提供每一事件的完整日期。而传世本《道命录》却经常删除月、日，有时甚至连年份都不注明。这不仅导致传世本《道命录》的文本不仅缺乏历史精确性，且一些事件之间的先后关系也混淆不清。注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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