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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在海峡的那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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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台北二二八“牵手”的现场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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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达台北的第三天就是“二二八纪念日”,系里的秘书在电话里建议我抓紧休息,从疲劳中恢复(几天后她告诉我,是因为我的人身保险还要两周后才生效,她担心我去人多处发生意外),但在2月28日那天下午,我还是赶到市中心,因为我听朋友说,绿营肯定会在那里搞大活动,这是一个难得的现场观察的机会,来到台北,不去看,则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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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台北市中心忠孝东路隔街观看“牵手”的,来台北之前我从大陆媒体上就知道2月28日民进党要搞大游行的消息,到达后我从“东森”电视新闻上获知,这次活动的主题是所谓“反飞弹,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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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地铁站出来时正是活动开始的下午2点28分,街上喇叭口号声响成一片,我站在街边花坛高台放眼望去,只见马路对面人行道一条望不见头的长龙,气氛极为热烈,参加者多数是举家出动,老人小孩都穿着绿营制作的“yes Taiwan”的短袖杉,手举小绿旗,头上绑着统一制作的口号布条,似乎已打破了阶级、阶层的分野,表现出某种广泛参与的性质,这是给我印象最深之处,也是最让我忧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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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活动时间持续不长,我看着手表,两点四十分,马路对面队列中临时展开的要求国民党交还党产的横幅就收起来了,刚才还有的长龙自动散开,人群涌向地铁和公车以及绿营提供的大巴,街面很快恢复平常,也没有留下垃圾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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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活动是李登辉发起,准备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其性质很清楚,就是以柔性民粹的方式刺激大陆,彰显所谓“台湾自主性”,他们的口号是“台湾Yes,向中国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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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明确反对“台独”的,看着我回去的地铁车厢里挤得满满的那些参加“牵手”的一个个家庭,我没有和他们交谈,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在我来时的地铁里,一个热心的中年妇女为我指路,交谈后才知道她的父母是青岛人,1949年来台,她坚定支持泛蓝,对大陆乡土充满感情),但望着那些父母小孩,看着那些脸晒得通红的阿伯阿婆,我心里五味杂陈,真有不忍之感(我回来后马上看各电视台转播的全岛“牵手”的回放,参加者多数是普罗大众,甚至有四代五代六代同堂,举家两百口参加的),再看到有关报道,全岛有两百万人参加,这个数目肯定有水分,但参加者人数众多,也是事实。“牵手”后的几天,绿营力量激升,目前两方的“民调”已十分接近,蓝营情况十分危急,双方天天开露天造势大会,从表面看,绿营的气更盛,蓝营已决定在13日也搞百万人大游行,但“舆情”的制高点已被对方所占(所谓“爱台湾,反飞弹”),估计下面双方的争斗更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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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护台湾”肯定是绿营为陈水扁选举造势,但从中反映的问题又不那么简单,台湾相当多的人在感情和心态上与大陆已越来越远,不管3月20日蓝绿营谁方胜选,这种社会情绪都会对台湾的政情发展产生牵制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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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4日晚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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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不让选举妨害正常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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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台北的时候,离“大选”只有二十多天,选战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蓝绿两营都拼足最后的马力在争夺选民,每天电视上都可以看到动辄数万人参加的两方造势大会的热闹场面,“立法院”也是吵翻了天。但是一周以来我观察周围的普通人,好像并没有受到选战的什么影响,开店的继续开店,上学的照常上学,追星的还是追星,只是他们所追的“星”不是政治明星—前几天王菲和黎明为他们主演的一部新片来台北宣传,受到崇拜者的热烈欢迎;韩国当红电影小生裴勇俊今天抵达台北,竟有来自全岛各地的数百崇拜者冒着大雨,包了十辆大巴到机场接机,甚至订下裴勇俊下榻的圆山饭店的五十间套房,为的是和裴“呼吸同样的空气”,看那场面简直使你忘了还有“大选”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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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的地方是离某大学十分钟路程的一个幽静的小巷,出了小巷转个弯就是热闹繁华的商业街,街道很窄,数条公车线路经此,小商店,小饭店,鳞次栉比,人潮川流不息,可是我没有在街上发现一条有关“大选”和“公投”的标语或广告,我看到的唯一一条横幅是卫生当局提醒民众要注意灭蚊,防止登革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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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大选”前夜大学校园宁静的气氛。在我们的经验中,大学生是一个最热心参与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群体,中外莫不如此,但是台湾这儿的大学,却提供了另一种类型。据说有明确规定,选举期间政治不能进校园,我在这所著名大学里看不到一丝一毫的选战痕迹,学生社团活动的启事包罗万象,就是没有选举的内容!前天和我一同坐校园大巴的一个博士生,很有兴致地向我打听大陆的学术研究进展情况,几分钟后匆匆和我告辞,他要赶去上“唐代政治史专题研究”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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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战不可进校园,对于任何人都一样,谁都不能违反,若一意为之,必定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3月3日,陈水扁到文化大学搞座谈,题目是“台湾之子青春梦—与青年朋友对谈”。据报道,他是应文化大学一个亲绿营的学生社团邀请而去的,当然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争取青年学生的选票。事先学校当局表示:“选举期间,这个活动不宜核准”,口气虽然柔和,态度还是明确的。这件事发生后,陈水扁受到“立法院”亲民党议员的炮轰,被质询的“教育部”部长当场表态:选举不应进校园,陈水扁的行动不妥。文化大学校长也批评那个学生社团背后的某基金会“陷文大于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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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规则一旦成为社会共识,再神通广大的政客也是无可奈何,只能变着法子绕过去。陈水扁到文化大学的同一天,他的竞选搭挡吕秀莲突发奇想,说是要体验学生时代挤地铁去上课的感受,她带着保镖和一群媒体人员,于晚上六点多钟的高峰时刻挤进地铁车厢,她的目的也是很明确的,就是要通过深入民众,展现个人的亲和力,为连任拉票。捷运(地铁)公司有规定,大选期间不得在捷运车站等处从事竞选活动。面对这个约束政治人物、反映社会共识的“紧箍咒”,吕秀莲寻机迂回突破。她预先设计要和乘客一一握手,只可惜车厢里人挤人,竟然无法顺利进行,她也一路站到终点站。但她还是借着台北地铁的由头对随行的媒体人员说了一通赞美陈水扁的话,说地铁是陈任市长时的政绩。事后台北捷运系统公关主任表示,当天吕秀莲搭乘地铁没有选举行为,因为“她没戴竞选帽子,没使用旗帜,如同一般乘客,并未违反相关的规定”。吕秀莲是正在台上的“副总统”,在众目睽睽之下,只能搞些小动作,大的方面仍不得不受着社会共识的约束。看来,台湾的市民社会已慢慢成长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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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6日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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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名《“大选”下的台北生活》,发表于《南方周末》2004年3月19日,笔名“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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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选战中绿蓝两营的动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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