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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国家主义的文字、图像的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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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力的“第二历史”图片展有很强的冲击力，他把原始图像称为“第一历史”，即原生状态、未经修改的历史；而把经过加工、修改的图像所呈现的历史，称为“第二历史”，这里展出的都是我们曾经很熟悉的历史照片，只是我们不知道它们已经过了修饰、删改等。张大力如此分类是有他的思考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将所谓“第二历史”的图片一笔勾销，而是给其新的命名，以区别于“第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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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第二历史”，我只能提一些粗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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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20世纪的中国，为了追求建立现代民族独立国家，就要建构“英雄创世记”的新叙述，而文字和图像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之不断进行修改和完善，是一常见的现象，革命政治家和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使其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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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字和图像的修改和再造，在20世纪不是罕见的现象，和19世纪相比，人们对文字和图像重要性的认识已大大提高，就技术方面而言，教育发达使识字的人多了，照相术发明后迅速传到了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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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而言，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背景，这就是在20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争取建立现代民族独立国家的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革命运动。为了反抗外敌侵略，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就要对人民进行思想动员，给他们简明、生动的叙述，我将其称为“新国家叙述”，张大力先生的“第二历史”展览中提到的三个内容：领袖、英雄、群众，恰是新国家叙述最重要的三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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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领袖，是引导人民的先知或“灯塔”，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曾被塑造为“民族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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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雄，是群众的楷模，是领袖意志的体现者和带领群众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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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群众，是有待教育、感化的大众，而一经动员和革命理论的教育，就成为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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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教育、改造人民，政治家、革命家总要根据最新的政治变化，对自己的理论或叙述做出修改、完善和补充，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这甚至是常见的，文字的修改更是司空见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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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删改，包括文字的和图像的，在当时是光明正大的，大家都习以为常。胡乔木说过，领袖要给群众最好的精神食粮。在“文革”中，根据政治需要删改历史文献，是大家可接受的，被认为是正常的。反之，则是奇怪的。在“文革”中，如果有关文献保留了那些已被打倒的领导人的名字，还会遭到群众的指责。文字可以修改，历史歌曲的歌词也可以修改，1970年重新发表了30年代一组救亡歌曲供全国人民传唱，绝大多数的歌词已被修改，添加了歌颂毛和共产党的内容。至于图像则更被重视，因为对人民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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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的图像，一向要进行修改，张大力展览中的许多照片都说明了这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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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鲁迅与他人的合照，也做某些技术方面的处理，不可以出现林语堂、伊罗生、李济等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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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冀朝铸担任周恩来翻译，外国记者把照片和录像传遍了全世界，但是《人民日报》登出来的照片，站在周恩来总理旁边的却是王海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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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这种做法或传统是否受了苏联的影响？直接证据还没有，但心口相传、耳濡目染，则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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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分工，斯大林除了总负责，还分管文化宣传工作。斯大林不断修改十月革命后的历史，文字的、影像的，有关托洛茨基等的图像全删去。斯大林脸上有麻子，在照片上也都被隐去。斯大林要让历史—就是对过去的记叙—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他特别重视影像，通过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宣誓》等，美化、突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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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好学生，“大清洗”的直接领导者叶若夫，本来其貌不扬，但是在油画上，叶若夫被画得“魁梧英俊，两眼炯炯发光，神仙般的威严”（闻一：《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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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苏联举办第一届工农业成就展，展览会上“工农兵”雕像的形象，突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农、兵的坚毅、健康和美好，以后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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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后的思想逻辑是什么？我认为是一种完美主义的世界观，背后是一种绝对论，也就是为了表现某一种概念、思想及其代表人物，认为他体现了人类的所有美德，而为了突显这种美德，就必须将有关记忆或记叙反复修改或者删改，使之符合现实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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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首先是“政治正确”，而达到“政治正确”则需要建制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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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映领袖国事活动的新闻记录片有中央审看制度，“文革”期间主要由姚文元（政治局委员）负责审看，有时，周恩来、江青也参加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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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革”前，如回忆录中出现有关领袖的叙述，则需报批。1957年，李六如为了写他的《六十年的变迁》，特将涉及青年时期毛的革命活动的有关章节送中宣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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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拍摄者的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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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完美”，就要突出主要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简言之就是突出领袖，这就是“三突出”的由来，以后就成了一种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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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也是要体现在“艺术完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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