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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和研究生谈几本史学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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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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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由何高潮翻译，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何高潮曾研究农村革命问题，80年代在武汉学习，后去国外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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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后期邹谠在北京大学做客座教授多年，北大当时是全国高校政治学教师的进修基地，把邹谠先生的看法很快传播了开来，这就是他使用的“全能主义”的概念。其实“全能主义”概念和极权主义概念在英文是一样的，只是邹谠考虑到当时大陆的语境而使用了“全能主义”，从而拉开了一个口子，使这个原先禁忌的问题可以谈了。“集权主义”的概念在改革开放后偶尔出现，“社会主义集权主义”在80年代用过。在邹谠说了此概念之后，中国学者就运用此概念谈“国家与社会”。1990年代初，“市民社会”概念复苏，大凡重要理论或概念的出现都与时局变化有关。“市民社会”概念进入中国时分成两块讨论区，一块为邓正来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另一块为《天津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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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谠是国民党元老邹鲁的儿子，居正的孙女居蜜曾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东亚部的负责人。谢持的孙子谢幼田对“西山会议派”有研究，写了《谢持年谱》，是研究“西山会议派”必看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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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解释原来是有巨大覆盖面的解释，邹谠的新解释与此是有交汇的，原来的解释是共产国际、列宁（《民族与殖民地提纲初稿》）给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的帮忙，其中之一是在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上，为中共提供了理论的基本框架和论说体系。20年代共产国际有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列宁吸取了专家的意见，比如印度的罗易。1937年以后，毛的几篇文章建构了他本人对中国革命的解释框架，毛泽东在此前基础上发展，他的解释大致能说明问题，所以说中共传统的解释覆盖面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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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和蒋中正的解释与毛泽东的解释有共通之处。孙中山的重点在满汉对立，满人对汉人长期欺压，对中国文化压制，使中国的立国精神丧失，这与唐君毅和牟宗三有了交汇。新儒家不是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他们感时而发，唐君毅有强烈的历史文化精神，1978年病逝后安葬在台北，他说台湾是中华文化最后的干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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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蒋说中国是“次殖民地国家”，与“半殖民地国家”差不多。1927年以前国共的理论分界是很模糊的，中共方面左翼主题并不突出。1927年以前为“国民革命”，与以后的“工农革命”有重大区别。1927年后中共阶级意识出现了，1935年后“中国”概念也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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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为国民党，中共在毛泽东掌权后开始中国化，毛泽东对中共的精神气质有重大改变，此前中共的国际色彩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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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主题是建立民族独立国家，背景乃东西洋对中国全面的侵略，如果没有他们打进来，则中国处在改朝换代的循环中，东西方列强的入侵促使中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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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蒋介石对历史的解释都有有效性和局限性。中国传统文化崩溃（特别是1905年废除科举后），毛对此不太在意，新儒家注意到了，可以参看唐君毅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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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旧制度自我更新慢了，研究20世纪中国第一个十年很有意思。那是大幅改革时期，中国在发生巨变，全方位的改革。清政府想改革，但又为何失败了？革命往往产生于改革时，改革是危险的，不改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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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谠的新叙述之“新”在于突出了外部因素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影响问题。国共都淡化了这个问题。对国民革命和工农革命以及后来的人民革命，外部因素起的作用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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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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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为20世纪中国的政治集团提供了强有力的治国新模式，国共都吸取了。中共吸取列宁主义上、下端，上端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下端是党治、党军。国民党只要阶级调和，孙中山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病态的反映。日本没有提供整体性东西，而苏联提供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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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是持续的，从20年代到70年代。大陆叙述肯定了苏联对中国的帮助：（1）苏联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的帮助。（2）抗战初期苏联对中共的帮助。但是30年代中期前，苏联对中共的支持一般不提，因为当时在党内是留苏派掌权。（3）40年代后期对中共的帮助。（4）建国后对中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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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对苏叙述开始大变（1960—1970），对于苏联的帮助一般只提列宁，斯大林对中国的帮助一笔代过。叙述有矛盾之处，一方面指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焚尸扬灰”，另一方面又批评斯大林对中国的霸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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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国内政局的发展有持续性影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毛泽东晚年的政策和人事安排有重大的影响，1957年把批评斯大林大国主义的知识分子打成反苏、反共分子。毛泽东自己可以批评斯大林，但不允许群众对斯大林有任何批评。陆定一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他跟在毛泽东后面批评斯大林，结果在“文革”中被打成反斯大林分子。1960—1970年的叙述突出了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和斯大林对王明的支持。斯大林和中共的交往及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交往别人是不能插手的，毛与斯讨价还价，表面看起来毛更高明，但中国还是吃了斯大林许多闷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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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外蒙古问题上对斯大林有批评。1924年中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可见北洋政府是有原则的，中国领土在北洋政府时期至少在法理上是完整的，失去领土是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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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中国制度架构一半来自苏联。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苏联发来唁电称毛泽东为“同志”。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到极点，但双方还是互称同志，这是很矛盾的。（历史应该清晰地去描绘，但这很难，很多事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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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后北京大学出现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专业（后转型为国际政治专业），很多学科随时代而变迁。由于各方的档案不开放，研究处于濒死的状态。1985年前中苏关系也不好，看不到苏联的材料。90年代情况变了，苏联解体，档案开放了。但普京上台后要重振苏联时代的大国雄风，档案又不开放了。邹谠强调外部因素对中共的影响是正确的。他有生之年虽然没有看到苏联解密后的材料，但他的论断很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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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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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化向日本学习，其中就包括清末新政。19世纪末中国开始向日本派大量留学生。社会主义思潮向中国的传播也是通过日本。日本侵华破坏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对此国民党提得很多。邹谠强调偶然事件对历史的重大影响，这也是对的。他认为日本的入侵救了红军。红军会师陕北不算长征的胜利，对于前景大家心里都没有底。情况很危急，共产国际来了指示，要求建立统一战线，毛打出抗日旗号，这样才名正言顺。到1936年下半年，情况大为好转，又发生了“双十二”事变，国民党军停止“剿共”，红军才算胜利。日本对国民党、共产党正反两面的作用太大。蒋中正将精锐的部队全部用在淞沪一战，70万人损失殆尽。而毛泽东则是绕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毛蒋的思维不同。蒋中正认为自己是大国元首，要有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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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谠的缺点在于他对知识分子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体会不深，他的人文感觉稍有欠缺，这是一个不小的缺陷。国民革命、共产革命和知识分子有重大关系。参加革命的是两类人：知识分子和农民。毛泽东称是共产党的农民打败了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为什么知识分子打不过农民？因为国民党将领的拼劲不大。（看书要看他的优点，但也要看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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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谠对延安时期的叙述有偏差。他认为，在毛泽东、刘少奇领导下，温和理性的党内斗争模式建立起来了：（1）斗争大会开得少；（2）失败者不被处死。如果说理性是对革命和人性的精密分析，邹谠的这个观点能够成立，但“温和”肯定不能成立。邹谠说斗争大会开得少是错的。在延安时期斗争大会是很常见的。研究“斗争大会”是个很好的博士论文题目，这是受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启发。斗争大会的模式在江西时期开始建立，在延安时期经常开。邹谠说失败者不被处死是对的，但问题是这种模式也不是毛泽东一手建立的，1921年后党内斗争失败者都不会被杀死。苏联有这个杀死失败者的情况。毛泽东吸取了江西时期的经验，他主政后，一般不处死党内斗争失败者，但会长期监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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