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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3章 关于当代社会，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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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原本是在1984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的第75届校庆所做的演讲。之前并未出版，我改动了其中的时态，从现在式改成过去式，并且剔除了与其他章节重复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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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代社会，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在问这个问题时，我并不是沉溺于某种学院派的自我辩护，像某些学术领域如古拉丁文及希腊文，文学批评或哲学，虽然有趣但明显不实用；尤其是尝试着要筹募基金时更是如此，那些出资者只想把钱放在能够明确有收益的事物上面，譬如改善核武器或赚进几百美万元。我现在所问的问题，是每个人都会问的问题，而且是人类有历史以来就会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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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看待过去，以及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只是一个利益大小的问题：它们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处在个人生命、我们所属的家庭以及团体的连续体中。我们也禁不住会比较过去与现在：这就是家庭相簿以及家庭录像带存在的理由。我们也一定会从中学到教训，这就是所谓的“经验”。我们也许会学到错误的东西——其实我们常常如此——但是如果我们不学习，或至今都没有机会学习，或拒绝学习任何跟我们目的有关的过去，说得极端些，我们就是心智异常。“小孩被火烧到指头，自然就会离火远一点儿。”这句谚语说明了我们是从经验中学习的。理论上，过去——所有的过去，迄今发生的种种事件——构成了历史。过去有很多部分并不属于历史学家掌管的范围，但历史学家能管的也够多的。而且就历史学家编纂及建构过去的集体记忆来看，当代社会的人必须仰赖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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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历史学家是否真的这么做，而是在于他们确切希望从过去爬梳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如果确实如此，历史学家是否应该把这些东西交给大众。举例来说，运用过去的方法很难界定，但隐约可以知道是相当重要。一个机构——如大学——庆祝建校75周年，为什么可以这么精确？除了觉得骄傲，或高兴，或一些附带的收获外，在这个机构的历史上独断地设定一个年代上可供纪念的节点，并予以庆祝，我们到底能从中得到什么？我们需要并且使用历史，就算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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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关于当代社会，历史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因为人们都认为，绝大部分的人类过去——西欧直到18世纪仍是如此——可以告诉我们社会（不管任何社会）是如何运作的。过去是现在与未来的模范。一般来说，它代表了能解开遗传密码的钥匙，透过这把钥匙每一代人可重制其按遗传密码“复制”出后代并且规范彼此的关系。因此，老人的重要，在于他的智慧，也就是他丰富的经验，记得事情是如何开始如何结束，以及事情该怎么做比较好。美国参议院以及其他议会中的“元老”（senate）一词，就表示了这样的意义。从某方面来看，也的确是如此，像基于习惯法（重习惯、重传统）而产生的法律系统有先例的概念。但是如果在今天，“先例”已经必须要再解释或是废弃不用，以便与目前这个与过去大不相同的环境相符时，那么先例就不再是完全具有（有时还是会有）约束力的了。我知道秘鲁中部的安第斯山区的印第安社群，自16世纪末期以来，就与邻近农场（haciendas）或（自1969年改称）共同耕作者（co-operatives）在土地上一直存在着争执。一代接着一代，不识字的老人带着不识字的男孩到有争议的高原（puna）牧地去，让他们看从以前到现在丧失的公有地疆界在哪里。在这里，历史完全成为现在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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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带我们发现历史的另一个功能。如果现状从某种意义来看是令人不满的，那么过去就提供了能够重构现在的模式，使其能令人满意。过去的日子被界定为——现在仍有人这样想——往日的美好时光，社会应该像过去那样。这种观点仍相当活跃：全世界的人们、政治运动都对乌托邦有一种乡愁的情怀：回到旧日的好道德、旧日的宗教，对于《圣经》或《古兰经》——古代文本——的每个字都深信不疑等等。当然今天已经很难做到这一点了。回归过去，要不是回归一个遥远而必须重构的过去，在数世纪的湮灭之后对于古典时代的“再生”（rebirth）或“复兴”（renaissance），就是（更可能如此）回归完全不存在却完全是有意捏造的事物。犹太复国运动或任何现代民族主义，不是一种对失落过去的回归，因为他们所想象的组织——有领土的民族国家，在19世纪前并不存在。它是一种革命性的创造，只是伪装成恢复而已。事实上，他们必须编造出一段历史，让他们能够去实现这段历史。正如勒南在一个世纪前说的：“把历史弄错，是成为一个民族的必要条件。”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揭露这个神话，除非他们满足于——恐怕民族历史学家总是如此——充当意识形态的仆人。而这便是在当代社会上历史能做的重要贡献，即便是负面的。而政客并不会感谢历史学家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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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时代，从历史中所得到的经验累积与凝结，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现在似乎已经不是（也不可能是）过去的重现，过去也不可能在实际运作上充当现在的模范。由于工业化的开始，每一代人都带来新的事物，每一件都让人震撼而与过去没有什么类似之处。不过，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区域，过去在日常事务上仍维持着它的权威：历史或经验仍具备旧日的意义，而在事物的处理上仍须遵照祖先的做法。在我们要进入更复杂的主题之前，我想我应该要提醒你们注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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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给你们一个具体而完全当代的例子：黎巴嫩。不只是基本局势在150年来没什么改变，当地集结着武装的宗教少数派、环境多山而且恶劣，并且就连当地的政治状况在很长时期也没什么变动。一个名叫琼布拉特（Jumblatt）的人乃是德鲁兹人（Druzes）[1]的酋长，他们于1860年对马隆教派（Maronites）[2]进行屠杀，从那时起如果你为照片中黎巴嫩的领导人填上名字，你将会发现他们的名字都是一样的，只是政治上的立场与地位不同而已。几年前，有一本19世纪中叶俄国人所写的有关黎巴嫩的书被翻译成希伯来文，而有位以色列军人说：“如果我们那时能够读到这本书，我们就不会在黎巴嫩犯这些错误了。”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就能知道黎巴嫩是怎么样的状况了”。只要一点点基本的历史知识，就能够找到答案。当然我必须补充，学习历史不是唯一能够找到答案的方式，但却是比较容易的方式。学者过度倾向于认定这是因为无知所造成的错误。我的猜测是，耶路撒冷及华盛顿有很多人都知道并且也传达了关于黎巴嫩的完整信息。但这些信息却不为比金（Begin）[3]、夏隆（Sharon）[4]、美国总统里根（Reagan）及国务卿舒尔茨（Shultz）——或其他做决定的人——所接受。要从历史或其他事物学到教训，要两方的合作：一方给信息，另一方接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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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的例子比较不寻常，毕竟在一个世纪前写的书，还能用来观察某个国家当前的政治（甚至包括政治领导人），这种状况很少。另一方面，平易而不带理论的历史经验总可以告诉我们许多有关当代社会的事。这有一部分是因为人性是不变的，而人类的处境有时会重复。正如老人经常会说“我以前就看过这个了”，历史学家也是如此，其基础是许多代人所累积的记录。而这与我们的主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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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现代的社会科学、政策的决定与计划都追求科学主义的模型以及技术的操作，它们系统而巧妙地忽略了人类经验，或更重要的，历史经验。流行的分析及预测模型，其做法就是将现存所有可得的数据输入某种概念或实体的超级计算机（notional or real supercomputer）[5]里面，然后让它跳出答案来。一般的人类经验及理解方式并不——或还无法，或只在一些高度专业的领域里——适合这种方式。而这种非历史甚至反历史的计算，经常没有察觉自己已经陷入盲目，并且比那些只用一般方式观察而无系统的研究还差。让我提出两个在操作上很重要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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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例子是经济上的。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确切地说是1900年左右——一些观察家对于世界经济的模式印象深刻，经济的扩张与繁荣会持续大概20到30年的时间，然后萧条也是维持一样的时间。这种经济消长的周期被称为“康德拉捷夫长期波动”（Kondratiev long waves）[6]。没有人能够完整地解释或分析这种现象，而统计学家则否认这个理论。因为现有的历史数据所能看出来的周期并不够长，因此不足以进行预测。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与预测的一样——我在1968年时冒险做了这个预测。而当危机出现的时候，历史学家基于康德拉捷夫的经验，反驳了经济学家与政府官员的分析，后者预测从1973年起经济会开始急速好转。但我们是对的。除此之外，基于同一个道理，当我在1984年做这场演讲时，我还是准备冒险预测，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之前，形势要想复苏是不可能的事。我并没有一套理论来说明我的预测：至少从18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史观察，如果将一些大战争所造成的扭曲列入考虑的话，那么所呈现出来的模式看起来应该会有这种结果。还有一点，过去发生的每个“康德拉捷夫波动”，并不只是考虑经济因素而已，而且还包括了（这并不奇怪）足以区别每个周期的政治因素在内，包括各国与各区域的外交与内政。因此这个理论很有可能可以再运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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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更为具体。在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曾用监测仪器记录任何疑似苏联对美国发动的核攻击行为。无疑，指挥官一方面随时待命准备应变，另一方面则等待其他的监测仪器以光速自动检查，以辨别是否功能失常，或是否有一些无害的信号被误读——事实上也就是识别是否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由于整个过程不可避免的盲目性，因此必须由人力来做最后的判断。程序本身必须基于在任何时间下所发生的最坏状况来运行，如果不这样的话，根本没有时间做反制。因此不管仪器说了什么，都像煞有介事，不过在1980年6月[7]的意外发生时，并没有人因此而按下了核武器的按钮，因为情势看起来就是不对劲。我（我希望我们都会）也会做相同的判断，这里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缘由——因为出人意表的突击，在理论上并非不可想象——只是因为我们脑袋里的计算机与其他监测器不同，它有（或能够有）内置的历史经验在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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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的那种旧式的把历史当成经验来使用的做法，就是修昔底德（Thucydides）[8]与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9]接受并加以运用的做法。现在，让我简单地说明这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关于当代社会，历史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它与过去如此不同，也毫无先例可言。我的意思不只是不同而已。历史，即使在它可以有效地加以通则化的情况下——而且以我的观点来看，如果不能通则化的话，历史也就没什么用了——还是可以发现历史中处处充满了不相似。一个专业历史学家要学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小心时代倒错，或是当心那些刚开始看起来一样，其实却不同的东西，譬如1797年与1997年的英国君主制度就是一个例子。无论如何，历史写作在传统上是来自那些对于特定、独一无二的生命与事件所做的记录。说明白一点儿，我的意思其实就是，历史变迁本身并没有办法让古为今鉴。虽然日本德川幕府时代（Tokugawa Japan）[10]与现代的日本有关联，而唐朝与1997年的中国也有关联，但因此而佯称现代的日本与中国都是它们的过去经调整后的延长，这样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因为急速、广泛、剧烈以及持续的转变乃是自18世纪末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全世界所共有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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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创新在现在很普遍且明显，已经成为基本法则，特别是在美国社会，历史是一段持续革命性转变的过程，而且年轻人在这种社会里——在他们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对他们来说，事实上每件事都是新探索。在这种意义之下，我们所有人都会成为哥伦布（Columbus）那样的人。历史学家的次要功能之一，在于指出创新并不是也不能是绝对普遍的。没有历史学家会相信这种说法，认为某人今天不知怎么居然发现了全新的享受性爱的方式，也就是发现一个在此之前没人知道的“G点”（G-spot）[11]。假定有一定数量的做爱可能，让各种形式的性伴侣能够去做，另外还给定了做爱时间的长短，并且限定一定的人数但要有做爱经验，最后还要设定人类对于这个问题有持续探索的兴趣，那么我们可以放心地说，要从中发现什么绝对新鲜的事物是不可能的。性的实践与态度对人们来说当然会变，就好像服饰一样，而其风味经常就像私人卧房的形式一样，象征着社会与个人的风格。虐待与被虐待狂（S/M）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不可能使用摩托车齿轮来进行性虐待，这个原因很明显。今天，性行为流行趋势的改变可能要比过去更快，就好像其他流行趋势的循环一样。不过历史却是用来对付那些误把流行当成进步的最佳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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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历史对于史无前例的状况是否能够加以说明呢？基本上，这是一个有关人类演化方向与机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每个人都想问的，而光就这一点，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知道大部分历史学家并不喜欢），它都是历史的重要问题，不可以逃避。也就是说：人是如何从穴居人变成太空漫游者，从害怕剑齿虎的时代进展到害怕原子弹爆炸的时代——从害怕自然所带来的危险到害怕我们自己所制造的危险？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历史的重要问题，乃是因为人类现在虽然远比过去高大壮硕，但就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从有历史记录以来（实际上并不是很长）人类并没有什么变化：从第一座城市开始，大概1.2万年，大概略早于农业的开始。我们的智能几乎不比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或中国人高多少。不过，人类社会的生活与运作方式却全然改观了。因此，这个问题跟社会生物学没有太多关系。除此之外，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社会人类学也与此无关，它专注于研究各个不同的社会有何共通点：如因纽特人与日本人。如果我们单从共通不变的方面来考虑的话，那么就无法解释种种变迁的现象，除非我们相信并没有所谓的历史变迁，而只有要素的结合与分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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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说得更清楚些。对于某些人来讲，历史知识要比超能力、占星术或唯意志论（voluntarism）[12]更能帮他们拟定行动计划，即便如此，也不表示追寻人类的演化史就是为了要预测未来。关于赛马的结果，历史学家唯一有自信能告诉我们的，就只是过去的结果如何。他不能发现或规划一个我们所希望的——或害怕的——人类命运。不管我们是把历史的终点看成一个不断进步的普世进程，或是最终将会进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历史都不是一个俗世的末日学（eschatology）。那只是我们强行去解释的，并不是历史本身所具有的结论。历史能做的就只是发现整体历史变迁的类型与机制，比较特别的则是要去探索在过去几世纪快速而广泛的变迁中，人类社会是如何转变的。这与预测或期望无关，而与当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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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想法需要一个分析架构来进行历史分析。这样的架构必须以人类事务的变迁要素为基础，它必须可见而客观，摒除主观或当代的期望和价值判断；那就是，凭借劳动、心智、科技及生产组织，人类具有持续增长的能力来控制自然力。事实证明，自有历史以来，人口不断地增加而没有严重倒退，生产与生产力也在成长——特别是过去几个世纪。我个人不介意称此种状况为进步，就其整个进程来说是如此，而且无论是从潜在面看还是从事实面看，也没有人不会视其为一种改进。不过，不要太介意于我们对它的定位，任何想要搞清楚人类历史是怎么一回事的人，都要从这个趋势入手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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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马克思对历史学家来说就很重要，因为他基于这个趋势来建构概念及历史分析——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这么做。我不是说马克思是对的，也不是说他的说法恰当，但他的取向却是不可或缺的，如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13]所说（这位著名学者完全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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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大家接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架构，目前来说，还没有出现另一种完整的对抗模式，不管是针对西方或东方的历史都一样。而当大家需要某种架构以供思考时，就算是（也许可以说特别是）不接受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也要在陈述他们的观点时提一下马克思的观念。[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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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不回头去谈马克思，或说得更清楚些，不从马克思开始谈的地方谈起，那么对历史的讨论就会不够严谨。意思是说，基本上要从唯物的历史概念出发，而这也是盖尔纳所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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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种历史分析，产生了不少与我们直接相关的问题。举个明显的例子。人类在有历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把大量的心神花在生产粮食上面：大概占了总人口80%到90%的人力。到了今日，北美的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就能生产足供国内其他97%的人所需的粮食，还能供养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量人口。除此之外，在工业化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生产的货物或劳务，即便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需要大量而持续增长的劳动力，但时至今日已经不是如此。这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时代，大部分的人已经不用像《圣经》所说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是最近才发生的事。西方世界农业人口的萎缩，虽然很早就有人预测到了，但真正剧烈地缩减则是发生在20世纪50到60年代：至于农业之外的其他社会劳动力的萎缩——有趣的是，这一点马克思也预测到了——也是最近才发生的事，但伴随着这些现象的则是第三产业的兴起。不过，这还只能算是地区性的现象，并不是全球性的现象。这种人类产业结构上的转变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大部分人类的整个价值系统——至少从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石器时代富裕”（stone-age affluence）[15]结束以来就是如此——都会不得不与这样一个事实配合，那就是一定要劳动，这变成人类存在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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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会带来什么结果？要从历史中发现这一点并不容易。而要从历史中找到解决这类问题的妙方也不简单。但历史可以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社会必须进行再分配。从大部分的历史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的基本机制在于盗用少数人所生产的社会剩余（social surplus），再将其予以投资来改善生产模式（其实盗用后不一定真的拿去投资）。成长的代价是不平等。到目前为止，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通过全体财富的大量增加而获得了补偿：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指出的，让已开发国家中的劳工过着比印第安人酋长更好的生活，让每一代的人都过着比上一代更好的生活。大家可以通过参与生产过程——通过拥有工作，或者农夫或工匠通过在市场卖掉自己的产出来获得收入——以一种稳妥的方式来共享获利。在发达国家中，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的农民人数已经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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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假定大部分人都已经不需要生产了。那他们靠什么维生呢？而依赖这些人消费的商品市场将如何维持呢？这个问题对于企业经济来说相当重要，经济越来越依赖大众消费，美国首先迈入这个阶段，然后是其他国家。它们必须靠公共转移支付，如退休金以及其他的社会安全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也就是要靠政治与行政的机制来进行社会再分配。过去30年来，福利机制快速地扩大，主要是因为我们正经历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以及许多国家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缘故。政府部门的快速扩大，换句话说，公共部门吸收了不少人力，也算是某种形式的施舍——在西方和东方都有相同的效果。另一方面，失业救济金、健康与社会保险以及教育经费等等福利支出，现在——或者说在1977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要成员国的公共支出中占了一半到2/3，而在这些国家中，家庭收入有25%到40%是来自在政府机关工作以及社会安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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