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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6章 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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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曾引起一些讨论的论文，原本是为1970年在罗马举行的“当代史学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Today）会议撰写的，主办方是《代达罗斯》（Daedalus）——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期刊。本文收录进《代达罗斯》以及由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和斯蒂芬·格劳巴德（Stephen R.Graubard）合编的《当代史学研究》（纽约，1972年），作为第一章。自从1970年本文发表之后，社会史又有了不少进展，因此本文现在已经变成了历史。尤其当我发现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及妇女史之时，我不能不觉得羞赧。妇女史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几乎没有什么人研究，而我本人以及其他在社会史研究上颇为杰出的学者（全是男性），居然没察觉到这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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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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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这个概念很难定义，直到最近也看不出有定义的必要，这是因为学术机构对这个领域并没有很大的兴趣，并且把它区隔在其研究领域之外。一般说来，社会史是一直到最近才流行起来的（至少名字是如此），在此之前，社会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指涉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讲得稍微狭义一点儿的话，就是穷人的运动史（“社会运动”）。这个词甚至可以再更狭义一点儿，单指劳工史及社会主义观念及组织史。基于明显的原因，社会史跟社会抗争史及社会主义运动史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有一些社会历史学家之所以受这个主题吸引，就是因为他们是激进分子或社会主义者，因而对这方面有着深厚的感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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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社会史过去被用来指涉某些作品，这些作品专门研究各种的人类活动，只是这些活动难以归类（除非你要用“习惯、风俗、日常生活”来形容），所以统称为社会史。这反映的其实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惯用语，也许正好反映了语言学的因素，因为英语缺乏恰当的词汇（就算有，字词的意义也太过于肤浅而表面化）来指涉德国人对于类似课题所给予的名称，如“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或“风俗史”（Sittengeschichte）。这一类的社会史虽然也有政治立场激进的学者会予以注意，但它毕竟与研究下层阶级的社会史不同——其实刚好相反。它对于所谓的社会史剩余观点（residual view）提供了不言而喻的基础，如特里威廉（G.M.Trevelyan）在《英国社会史》（English Social History，1944）中表示的“被政治所遗漏的历史”。我想这不用多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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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的第三种意义是最普遍的，而且也最与我们的目的相符：“社会史”与“经济史”结合在一起。事实上，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这个领域的典型专业期刊的标题总是（我这么认为）把这两个名字扣在一起，如《社会与经济史季刊》（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 Wirtschaftsgeschichte）、《经济与社会史评论》（Revue d’Histoire E.＆S.），或是《经济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E.＆S.）。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结合中，经济这半边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关于各个国家、各个时代与各个主题的经济史研究已经是汗牛充栋了，但社会史的研究仍无法与其等量齐观。不过事实上，经济与社会史的著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1939年之前，大家可以想到的著作并不多，作者都非常有名［皮朗（Pirenne）[2]、米哈伊尔·罗斯托夫采夫（Mikhail Rostovtzeff）[3]、汤普森（J.W.Thompson）[4]，也许多普施（Dopsch）[5]也可以算进去］，单篇论文或期刊文献就更少了。无论如何，不管社会经济史是否代表历史学的一个专业领域还是更狭义地属于经济史的一部分，经济与社会这两个词习惯性的联用已经产生了某种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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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史显示人们渴望寻找一个新的历史取向，一种完全与古典兰克学派不同的取向。正如乔治·昂温（George Unwin）所认为的，这类历史学家的兴趣在于研究经济的演变，而研究的成果让他们发现到社会的结构与变迁，特别是阶级与社会群体间的关系。[6]即便是在最严谨而一丝不苟的经济历史学家（他们认为自己是历史学家）的作品中，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得出社会的因素。克拉彭（J.H.Clapham）主张，经济史是所有历史领域中最基础的一环，因为它是社会的基础。[7]经济之所以在这个联合中对社会占尽了优势，有两个原因。一部分是因为经济学理论不允许把经济孤立于社会、制度以及其他要素之外，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德国历史学派都这么主张，一部分也是因为经济学一开始发展得比其他社会科学更快。如果历史学必须被整合进社会科学之中的话，那么经济学绝对是首选。有人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主张（反对马克思），不管人类社会中的经济层面与社会层面是如何不可分割，若要进行关于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研究，其分析基础必为社会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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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著名的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与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曾一度将《年鉴》副标题中的“经济”拿掉，而宣称它纯粹是社会的，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社会史的三个方面没有一个成为学院的专业领域。[8]不过，这种状况只是战争期间的暂时状态，之后这个伟大期刊以这个名称发行了1/4个世纪——《年鉴：经济，社会，文明》（Annales：É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其内容也是如此，反映了其创建者原本具备的全球性且包罗万象的目标。在1950年之前，社会史方面的主题以及问题的讨论都还没有真正的发展。一直要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专门研究社会史的期刊才出现，但数量还是很少：我们也许可以将《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58）的创刊视为一个开始。因此，作为一个学术专业，社会史可以说是非常新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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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在过去20年间，为什么会快速发展及逐渐解放呢？这个问题可以从社会科学在技术与机构上的变迁来说明：经济史的专业化加上经济理论与分析的快速发展，“新经济史”就是一个例子；社会学在深度与广度上也有所进展，变成了一门流行的学科，历史学反过来变成它的辅助学科，类似的状况也发生在经济学中。我们不能忽略这些因素。许多历史学家（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前将自己定位在经济，因为他们有兴趣的问题不被正统历史学所鼓励或接受，他们后来发现自己已经被快速发展的经济史给排挤掉了，于是只好将自己定位为“社会历史学家”，尤其是数学不好的人更会如此。这样的想法可能不适当，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的气氛下，如果像托尼（R.H.Tawney）[9]这样的人在当时是个年轻的研究者或没有担任经济史学会的会长，他应该会受到经济史学家的欢迎。这种学科上的重新划界以及专业上的改动没有办法解释什么，但也不能太低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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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重要的其实是社会科学在这段时期的历史化，如果用“后见之明”来看的话，这也是社会科学在这段时期最重要的发展。由于这个演变跟本文的主旨没什么关系，所以我不多做解释，不过要留意的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为了政治与经济自由所做的革命与斗争的重要性，这个现象吸引了各国政府、国际及研究组织，最后还有社会科学家的目光，让他们开始注意到历史的转变。这些问题到本文的写作时间为止，还是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不过却只是边缘，至于历史学家则更是忽略这种问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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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历史问题及概念（有时候是一些极为概括的概念，如“现代化”与“经济增长”）已经吸引了那些以往从不理会历史学的科目（还不到敌视的地步），如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11]的社会人类学家。历史学的逐步渗透，明显表现在经济学，这门一马当先的学科——经济学的假设虽然很繁复，但是跟烹饪书也没有两样，“把以下所列的材料的量都控制好，搅拌一下，放下去煮，然后结果就是起飞而实现持续的增长”——已经了解到，经济的周边要素可以决定经济发展。简单地说，社会科学家现在已经不可能完全不理会社会的结构与转变，也就是社会的历史。这是一个奇妙的悖论，经济学家开始摸索寻找社会要素（或严格来讲不属于经济的要素），就在同时，经济历史学家吸取了15年前的经济学模式，尝试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个极花脑力的工作者，让自己只记得一堆的方程式与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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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有关社会史的简短介绍中，我们能获得些什么呢？我们很难从中得到关于社会史的本质与任务的适当指引，但是它可以解释社会史所容纳的领域为什么如此庞杂，也可以说明其他的社会科学是如何协助社会史建立其学术疆域。至少从中我们也得到一些暗示，其中至少有一点是值得马上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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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史演变的调查，我们似乎可以发现，这方面最优秀的研究者总是对于“社会史”这个词很不习惯。他们要不是——像那些对我们贡献良多的法国人——比较喜欢称自己为历史学家，或说自己的目标是“整体的”（“total”或“global”）历史：不然就是不让自己归类于任何一科，只是就自己研究所及，将所有用得上的社会科学都整合进历史里去。布洛赫、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2]、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13]都没有办法被归类为社会历史学家，但是如果从他们接受菲斯泰尔·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14]的说法来看，即“历史不是过去所发生的所有事物的累积，它是与人类社会有关的科学”，那么他们倒也是自成一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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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之所以没有办法像经济史或其他领域的历史一样，有其固定的领域，是因为它要处理的问题包罗万象。基于分析的需要，我们可以将某些人类活动界定为经济性的，然后再将这些活动予以历史性的研究。虽然这有些（除非你的目的本来就只是要界定）造作或不够尊重现实，但却相当实用。同样，可能也会有人想学习已经很陈旧的思想史研究法，这种方法在理论的表现上水平比较低一点儿，它把那些已经诉诸文字的观念从其原本存在的历史脉络中分离出来，然后追溯这些观念的血统，从一个作者追溯到另一个作者。这么做当然是可行的，不过人的存在有其社会化的方面，而社会化的方面又与其他各个方面密不可分，除非是一些重复而琐碎的方面，那我们才能够弃之不顾。人不可能与他所借以生活及取得资源的环境有须臾的分离。人也不可能与他们自己的观念分离，因为只要一张开嘴，所用的语言里就牵动着概念。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思想历史学家也许（这是在冒险）不会去注意经济，而经济史学家则不会去注意莎士比亚，但社会史学家如果两者都不注意，就不会有什么成果。相反，如果明明是篇经济史论文，却专门研究普罗旺斯诗歌（Provençal poetry）[15]，或是说，明明是有关16世纪思想史的论文却偏偏讨论通货膨胀，这两种状况都看起来不太对劲，但都可以放在社会史的讨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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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过去拉回到现在，并且思考一下关系着社会的历史（history of society）的写作问题。第一个问题，与研究社会的历史学家（societal historians）能从社会科学获得多少有关，或者确切地说，他们的主题界限在哪里或应该在哪里，如果光从他们研究的是过去来说，他们研究的是不是跟社会有关的科学呢？这个问题很平常，从过去20年的经验里，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两个答案。社会史从1950年以来就开始成形而发展，不只是表现在其他社会科学的专业结构上（例如，大学生都有几门社会科学的必修课），也表现在方法与技术，以及提问的方式上。譬如英国的工业革命，长久以来一直被这方面的专家所忽视，因为他们认为工业革命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要不是因为经济学家（其实他们也受到政府及决策者的影响）的鞭策，否则他们仍不懂得如何去思考工业革命怎么发生，以及其所产生的政治社会的后果是什么。虽然有一些例外，不过过去20年来，外来的刺激的确是个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最近的发展，我们会惊讶地发现，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都开始注意到社会史的问题。千禧年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发现在这方面的研究人士来自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更别说还有文学及宗教学的学者了——不过，就我所知，没有经济学者。我们也注意到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开始（至少是短期的）跟历史学家一起合作进行历史研究，如社会学的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6]及尼尔·斯梅尔瑟（Neil Smelser）[17]、人类学的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18]及经济学的埃弗里特·哈根（Everett Hagen）[19]及约翰·希克斯爵士（Sir John Hick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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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二个问题是一种趋势，最好把它视为一种转换（conversion）而不是一种合流（convergence）。我们必须记住一点，当不具历史倾向的社会科学家开始恰当地思考一个历史问题，并且以这个问题来询问历史学家时，那是因为这些社会科学家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解答。而如果他们有时候也开始扮演起历史学家的角色时，那就是因为我们历史学——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与亲近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模式）之外——的研究人员已经不能提供答案了。[21]除此之外，虽然现在已经有一些社会科学家投入我们历史学的阵容，并且获得了我们的尊敬，但另外却有更多的社会科学家用相当粗糙而机械的概念与模式来研究历史。只要出现一个蒂利，同时间就会冒出好几打的罗斯托（Rostow）[22]出来。有不少人冒险进入历史领域，面对着浩瀚的原始资料却浑然不知其中的危险，也不知道该如何避免或克服这些困难，这我就不想再提了。历史学家是有着相当的意愿向别的学科学习，不过目前这个处境，历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多教而不是多学。社会的历史不应该使用那些从其他学科借来的贫乏枯燥模式来写作；它需要建构适当的模式，或至少（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会这样想）从现存的简单架构中发展出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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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谈到技术或方法就不能这样说了，在这方面，历史学家完全是个借贷者，而且将来也应该会再向其他学科借用更多更有系统的技术与方法来协助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我不想讨论太多，不过可以简单地提一两点。由于受限于原始数据的性质，历史学家只能使用一些简单的假设或几近于趣闻的琐事来解释历史，如果我们想要有所超越，就必须使用新的技术来研究，譬如以统计学来组织及处理大量的数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先做到研究分工以及使用相当的技术设备，至于这些，社会科学早就已经具备。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同样也需要技术来对特定个体、小团体及局势做深度的观察与分析，而这些技术同样也得向历史学以外的学科求取，同时还要与我们的目的搭配——例如，社会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深入访谈（interview-in-depth），乃至于精神分析法。这些不同的技术至少可以刺激我们在研究上寻找到更多的数据或是对原有数据的掌握更好，如此可以协助我们解决更多的问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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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社会史将成为向过去投射的社会学这种说法，感到强烈怀疑，同样，我也不认为经济史会变成回溯性的经济理论，因为这些学科目前还没有提供给我们有用的模式或分析架构，好让我们能研究长期的“历史的”社会经济变迁。如果我们除去马克思主义不论，事实上，这些学科纵然对变迁有兴趣，但却还没有认真地对待它。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学科却是通过将历史变迁予以提炼而得出相当重要的分析模型，这尤其表现在社会学及社会人类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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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创建者显然要比新古典经济学派（不过，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并不差）更具有历史意识，不过却又比后者更不科学。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正确地指出经济学家的“模式”与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的“清单”（checklists）之间的差异。[24]也许社会学与人类学所提供的并不只是个清单，它们也提供了我们某些角度，结构的各种类型是由各种要素彼此变换、组合而成的，它们的组成方式各自不同，暧昧得像是站在公交车顶上往下俯瞰凯库勒（Kekulé）[25]的环状结构，有着无法验证的缺点。这种结构—功能的类型，可以说是精确而富启发性，至少在某些条件下是如此。从比较中庸的角度来说的话，社会学与人类学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隐喻、概念或词汇（如“角色”），或者让我们组织材料更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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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与人类学除了模式较不足之外，有人还认为，如果社会学（或是社会人类学）能够成功地排除历史意识的话（即去除具有方向的变迁），理论的建构会更好。[26]广义来说，结构—功能模式着重各种社会间的共通性，而我们所强调的则是差异性。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27]对亚马孙部落的研究对于了解现代社会（或任何社会）并没有帮助，但是却有助于理解人类从原始时代到现代工业主义或后工业主义的进展，以及在这个进展之下，社会有了什么改变，或是必须要有什么改变，之后会有什么结果。换句话说，重点不是在观察人类社会在粮食的取得上有什么必然性，而是要思考粮食生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原本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开始，社会上产生了大量的农业人口，构成了社会的主力）变成由一小群农业生产者来负担，而其方式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非农业性的。这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在目前，不管社会学或社会人类学有多管用，我都不认为在这方面它们的成就已经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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