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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9章 党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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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讨论政治与意识形态偏见的论文，收入《文化、科学及发展：莫拉泽纪念论文集》（Culture，science et développement
:Mélanges en l’honneur de Charles Morazé，图卢兹，1979），第267~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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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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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已经对客观性进行了很多讨论，但对于“党派意识”（partisanship）的问题着墨不多，历史学对此也注意甚少。“党派意识”就像“暴力”、“民族”这些词语一样，所包含的意义甚多，但一般人却只从表面上赋予其一个单一而同质的内容。“党派意识”这个词，大家所关心的似乎不在于它的正式定义，反而是对它的评价，不管是负面的或正面的（这种状况很少），[1]然而即便是定义，其内容也有出于主观的，也有出于抽象的。这个词实际上一般人在使用的时候，隐藏了非常多的意义，可以从非常负面的狭义解释，一直延伸到近乎老生常谈的最广义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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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采取最广义的解释，其意义等于是放弃了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性，我这种说法相信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及哲学家都不会反对。至于最狭义的解释，就等于是将研究的过程完全屈从于研究者个人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或是屈从于意识形态与政治上的权威，而不在乎这当中造成了多少扭曲。以上两种都太极端了，比较常见的应该是同时具有这两种状况，而这一点代表了科学的特质，意即（因为“党派意识”暗示着敌对）“正确”的科学对抗“错误”的科学——女性史对抗男性沙文主义史，无产阶级科学对抗资产阶级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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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研究过程中，人们会发现在客观政治与意识形态立场上，以及历史学家个人主观行为上的细微不同，会形同两种彼此交错的光谱。简单地说，一个是对事实所产生的党派意识，一个是对人所产生的党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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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光谱的一端，是迄今无争议的一般性命题，意即，并没有真正客观而价值中立的科学存在；而在另一端，则是另一种命题，认为科学从程序到数据乃至于理论，都带有特定的政治（或者说是意识形态）功能或目的，而与特定的社会、政治群体或组织有关。因此，16到17世纪天文学的太阳中心说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比地球中心说“更真实”，而是它提供了绝对王权的合法来源［太阳王（leroi soleil）］。这种说法乍听之下似乎是在吹毛求疵，但我们别忘了，我们有时候也会在讨论遗传学与种族学时采取一个相当极端的态度，只因为这两门学问是纳粹所喜欢的。这两个领域所提出的假说，所带有的真实性如何，早就不为人们所关心，大家所关心的是希特勒利用了这两个领域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暴行。一直到现在，人们还一直反对这些学科研究出来有关人种差异的成果，他们也反对成果中所显示的因种族不同所形成的不平等，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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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光谱的变化范围也相当大。一端是毫无争议的命题，认为科学家反映了他/她所身处环境的意识形态与先入之见，以及历史或社会经验与利益。在另一端则是要求我们不只是要在心态上支持将科学臣属于组织或权威，还要在行动上也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完全从心理层面来推论的话，那么光谱二可以导源于光谱一，也就是说，人们对于科学，是有着党派意识的，而且也应该如此，因为科学研究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特质。因此，光谱二上的某个位置都与光谱一上的某个位置相对应，我们可以说，光谱二是从光谱一推导出来的。在往后的讨论中，基于这样的假设，可以方便我们集中心力于把“党派意识”当成历史学家的一种主观的态度，或者是一种被迫执行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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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要先做出一个关于“客观”的党派意识的命题。科学（这里用的科学，是采用德文Wissenschaft的词义[2]）中的党派意识，并不是建立在已被证明为真的事实上，而是建立在事实的选取与结合，以及基于此事实所做的推论上。[3]在证据的证明与否证上，以及在论证上，两方面的程序都要没有争议，这是理所当然的。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观察也许有一点儿真实性，他认为，如果几何理论与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冲突的话，那么几何理论必然会受到压制与挑战，不过这种类型的党派意识在科学中并不存在。[4]如果有人想论证地球是平的或《圣经》的创世记是真的，那么他们就应该不会去当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或古生物学家。相反，那些反对将《圣经·创世记》的叙述以“可能的假说”[5]的名义放入加州学校教科书的人，他们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党派意识（也许可能），而是因为他们与科学家具有相同的共识，他们认为《圣经》的观点不仅在事实上错误，在论证上也不具备科学的地位。它根本不是“可能的科学假说”。对于这些反对地球是平的、上帝花了七天创造世界等说法的人，如果有人对他们提出挑战，我们可以说，他们就是在挑战理性与科学。这些人会用明示或暗示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看法。而如果他们能够证明他们是对的（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我们这些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家也就不用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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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没有真正减少科学上意见不同的状况，而党派意识因此就有了介入的空间。关于事实是什么，以及如何确认事实的存在（特别是发生在历史学领域），一直都有着许多论点，而且论点的数量还在增加。另外还有专门针对这些论点的研究。不管共识有多普遍，对于该如何证明或否证事实以及数学—逻辑的命题，偏偏就是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假说与理论。每个人都可以发展出一套与事实一致的理论，但他的理论并不是解释事实的唯一一套理论。即便人们对于演化的事实没有争论，但对于达尔文或其他人对于这些事实的解读方式，大家却不是没有意见。“事实”本身是琐碎的，当我们把事实移出问题的脉络，而用理论把事实与其他的事实联结在一起时，这仍然是一种党派意识的表现。数学命题也是一样，只有当我们把它跟其他思想界的东西联结在一起时，它才会变得重要及“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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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冒着被指责为实证主义者的风险，说明一下某些在性质上是无可争议的陈述，并且说明一下那些用来建立这些陈述的方式或工具，也同样是没有争议的。在合理的状况下，有些命题的“真”或“假”是不容怀疑的，不过，什么叫合理的怀疑与不合理的怀疑，如果从党派意识的角度出发，其界线又难以确定。因此，最传统的科学家也许会要求比较坚强而严谨筛选过的证据，来证明各种超感官现象的存在，而不是先验地就抗拒这些现象。相反，如“皮尔丹赝品”（Piltdown forgeries）[6]及其他例子所显示的，一个科学家要是在先验上太容易就接受假说的证明，可能会让科学家心中用来证明有效性的标准过度放松了。但是，这并不会严重减损“有效性的标准必须客观”这个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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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把这个想法转换成与历史学家相关的词汇。在过去200年来，世界上“先进”国家的人民，平均而言，在物质条件上是大大改善了，这一点应该没有人会怀疑。虽然对于这个改善起于何时，增长率、景气波动以及发展时的分歧，人们都有不同的看法，但至少大家都不会怀疑这个事实的存在。虽说事实本身是中立的，但怎么看事实却常带有意识形态及政治内涵，至于有些理论假定这些事实从未发生过，则这些理论完全是错的。如果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具有一种将无产阶级予以贫穷化的倾向的话，那么对我这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我还有许多事可做。我可以合法地排除马克思在他的成熟期所提出的论点，我将他理论中的绝对贫穷化或迟滞加以剔除，就好比把某个元素拿掉，然后再放入另一种元素，而其产生的效果仍然跟先前一样（譬如，我可以放入“非世俗”的要素，或心理健康，或环境破坏）。在这里，可能会有两种关于党派意识的论证：一个是把绝对贫穷化的概念做这种方式的延伸合不合理，一个是对于不同指数（如权数与加总）的实际衡量问题。最后，我还可以再用一个老式的论证，试着去建立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我们这200年所看到的改善只是在一个往下的趋势线上的一个短期或长期的波动而已。在这个问题里，我可以有两种做法，一个是干脆把整个命题从否证的领域移走，把它弄成像千禧年教派在预测世界末日时那样；另一个则是把命题开放给学界进行否证。如果我认为改善只是个地区性的现象，那么同样的思考方式还是有适用的空间，我可以说，其他未改善的地区把改善的成果给抵消掉了。我唯一不能做的就是否认证据的存在。而身为一个历史学家，无论我的看法是基于过去、现在或未来的证据，我都不能拒绝接受否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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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对于从事于科学论述的人来说，任何陈述都必须屈从于由方法与标准所建构的有效性上，而这些方法与标准在原则上绝不能屈从于党派意识，也就是说，不能屈从于意识形态。另外有一些陈述是不能用有效性来判断的，它们是不同种类的论述。它们会提出极为有趣而困难的哲学难题，特别是当它们使用叙事体时（例如具有代表性的艺术，或者对于具有创造性的作品与作者进行评论）尤其困难，不过这种类型并不是我们这里所要处理的。我们在此也不考虑逻辑—数学类型的陈述（例如理论物理学），因为它们也不能用证据来判断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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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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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来讨论主观的党派意识的问题，不过，我要省略对个人情感的讨论，虽然这关系着学者个人心理问题，但是为了简单起见，不得不如此处理。所以，我们将不会去关注某某教授为什么对于某种理论难以割舍，不管是出于这个理论是不是他/她发现的，也不管这个理论合不合乎他/她的希望，同时也不管他/她从这个理论争议中得到多少名声。我们也不会去在意某某教授是否只是个钻营之辈或不学无术之徒。我们所关心的是，某某教授是不是受了意识形态与政治观点的左右，并且受到旁人的影响，将这些立场带入了研究中；甚至，某某教授是不是也明了他自己的立场，而且明知且有意地将立场带入研究，并以此自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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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之前，我们还要先剔除掉极端的党派立场（如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以及其他各处——不只局限于马克思主义者），如此可以不用再对以往错误百出的《苏联大百科全书》（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一提再提。这种极端的党派意识，其意义在于：（一）政治与科学阐述总是完全一致，因此——（二）政治与科学的阐述是可以彼此代换的，[7]这种状况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三）并没有专业的公众来针对专业的领域来进行专业的论述，实际上，这其实就是——（四）政治权威（被当成科学产生的来源）完全凌驾于科学阐述之上。有人认为，这种极端的形式，与其他的党派不一样，其他的党派意识也带有命令的意味——道德上的或政治上的——因而凌驾于科学阐述，如天主教会以自以为是的真理强加于世俗科学之上，不过，这后面其实展示的还是政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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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科学与政治的结合是个蛮一般的命题，至少对于那些相信政治应该以科学为基础的人来说确实如此（例如，“科学社会主义”）。有不少人认为，科学跟社会其他部分是不可分的，包括那些不从事科学工作的大众。不过在实际上，分工是必要的，各司其职，科学与政治不大可能会完全一致。政治的命令，不论在制定上有多大程度是建立在科学分析之上，它都不等同于科学阐述，所谓政治从科学导源出来，不过是个理想的说法。政治本身的自主性（包括在权衡利弊、决策与意图上）已经把这种一致给排除了，甚至于政治与科学连相似性也不具备。因此，无论是谁，凡是主张“党派意识的形式是来自政治的需要，与科学是一致的”这种说法，在理论上都说不通。而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权威在主张其政治分析是有科学的根据时，它经常是变相地下命令给科学人员来制造出它想要的论述，这便造成一个问题：如何决定两个敌对的科学论述的对错。[8]党派意识对于这种问题，可说是无能为力，它只能提供一种主观的信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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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丹诺夫（Zhdanov）屈服于自己的党派意识，因而所做的一些方便之举，所造成的两难，可以用非马克思主义的例子来说明，如制图学。制图者认为地图是针对地球表面做事实的描述（各地的画法不同，但观念一致），但是对政府及某些政治活动而言，地图却是一种政策的陈述，有政治的内涵。我们当然有政治的地图，而不可否认，政治上的争端往往就来自地图上的疆界要画在哪里的问题。因此，宣称马尔维纳斯群岛是英国的领土，不只是排除了阿根廷的统治权而已，还会成为学院里讨论的主题。而承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German Federal Republic）的东边有一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代表对于1945年后，在往日德国的境内存有两个国家的现状予以承认。[9]不管制图者对于阿根廷或西方国家的冷战态度有多么支持，他都不能隐匿真实的状况。明明有个国家在那儿，偏把它涂掉，就像历史上明明有这么一个人而偏把他略去一样，都是一种愚蠢的行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会因为你蓄意地用另一种名称来称呼它（譬如苏联占领区或中部德国），或者说用政策来影响事实，它的性质与内容就会完全改变。如果一个制图家在地图上把马尔维纳斯群岛划归阿根廷，或是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标成“中部德国”（Central Germany），那么他就不是个制图者，而是政客。他可能会为此辩护，宣称他是为了哲学的理由或科学的根据，但总之他绝不是出于地理的专业。如果我们不能对此做出区别，那么思想的沟通就会崩溃，而制图学将从描述事实的学问变成一种实用主义式的陈述，如此即造成制图学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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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由于我们现在要处理的范围，已经让空想的理论搅扰过一阵了，所以实用主义式的思考恐怕不容易影响我们的研究，充其量只是在边缘地带做一些教育与宣传的活动罢了。总之，如果我们叫飞行员把飞机降落在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10]就以为进入德国境内了，这将是愚蠢的想法：或者是在1989年以前，我们降落在舍纳菲尔德（Schoenefeld）或泰格尔（Tegel）机场[11]，行政的程序都将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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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式的党派意识[12]（这种方式当然不局限于斯大林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完全排除于科学论述之外。如果学者及科学家觉得他们的政治立场很坚定，他们的研究必须按照他们的立场来进行的话，这也无妨，但是要有一定的限制，而且他们还要坦诚地说明自己的立场才行，至少要对自己的研究忠实。对于科学研究，以及基于科学研究所形成的政治分析来说，要在这当中隐瞒事实或虚伪陈述并不容易，因此危险性也远比那些只单纯用信仰来决定的人来得低。同样，如果政治立场促使一个人或一群人一起放弃学术活动，这也无可厚非，只是他们应该理解自己在干什么。历史学家一旦成了某个党机关报的主编，负责撰写社论时，就算他的见解仍透露着历史的专业，但他的身份已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政治性的主编，而这个身份并不影响他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事情。饶勒斯（Jaures）[13]在担任法国社会党党首时，仍然写出了相当不错的（党派意识）历史；但是当他在党大会中担任协调角色时就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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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陈述与政治人物的陈述，之间的差异仍存有一块灰色地带，这对历史学家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历史学家经常会以历史来替政治人物进行担保（如政治传承与领土范围的问题）。而这块灰色地带也成了政治角力场。期望学者没有政治立场是不切实际的，学者进行研究之所以带有立场如爱国主义，并不只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有时还因为他们真的认为他们的研究具有有效性。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及希腊的教授们，不需要政府、党派及教会的驱策，就会拼了老命为马其顿问题辩护。也有例子是历史学家将党派意识视为自己的责任，而为自己的政府担保，主张本国对有争议的领土拥有主权，或是写一篇关于西尔达维亚（Syldavia）与卢里坦尼亚（Ruritania）[14]传统友谊的文章，说明两国人民都致力于改善外交关系。然而，虽然学院仍会有其立场，而在论辩中立场又不可避免（不管其中党派意识的状况有多严重），但至少我们要能认清楚这种带有立场的看法与科学的论述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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