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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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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了能用来筛选党派意识的科学合法性之后，让我来说明一下合法性的党派意识是什么，这可以从科学或学术的层面来谈，也可以从学者本身的立场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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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者的说明要比前者来得困难一点儿，因为后者指的是，学者以其作为一个学者的身份，借助学者本身该做的工作，来进行立场的铺陈与推动。不过，事情也不总是如此。譬如基督教的信仰，不仅不需要科学的证明或学术的支持，甚至还反对有人对它的信仰与教条进行研究，因而两个层次都用不上。（通常会采用这种态度，都是为了要对抗世俗力量的入侵。）这不是要否认基督教的价值，相反，基督教也产生了学术研究的动力，如考证学与考古学。不过，我们也会怀疑，这些学问是否能使基督教巩固成一种社会力量。我们最多只能主张，这些学问是为了提供教会内部的服务而存在的，譬如透过对神圣经文的翻译，来彰显神，而其意义远超过科学的目的，或者是这些学问所提供的乃是宣传之用，或者是产生一种让社会崇敬的声望。同样，这些学问对教会事务的判断也同样是主观的。无疑，对摩门教而言，收集庞大的祖先系谱资料有着相当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个过程可以让后人更接近真理与信仰。对于非摩门教徒而言，这些数据之所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并产生价值，乃是因为它无意中提供了历史人口学最佳的研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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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有不少伪科学与伪学术在为政治与意识形态服务，但是光从真正的科学与学术研究中，政治与意识形态就已经能够获得使用的素材。我们都不能否认，民族主义运动是经由学者努力探索民族的过去而获得加强的，哪怕是幻想或赝品（这就跟学者无关了），都有助于运动的推展——甚至于比那些学术研究还有用。[16]除此之外，有一些运动——马克思主义是其中最突出的——认为自己乃是理性主义与科学分析的产物，运动的结果应该与科学研究的成果平起平坐，也应该有所谓的进步可言，或至少不该是与科学冲突的，不过这一切都必须要在学术研究与政治权宜不冲突下才成立。每一个国家研究科学都带有某种目的。政府需要真正的经济学（而不是什么护教学或宣传），来解决经济问题。政府抱怨的并不是经济学者不对它尽心尽力，而是经济学者没有办法解决它想解决的问题。因此，对于一个有立场的学者来说，问题已经不在于立场，而在于其能力根本不足以撼动现状，这也就是有立场的学者在追求他的目标时，仍可以担任学者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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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立场到底可以展现到什么程度呢？难道一个经济学者在解决经济问题时，其立场是保守或是革命，真的跟政府毫无关系吗？难道前苏联从一个比李森科（Lysenkoites）[17]更懂生物学但只是反对斯大林的生物学家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吗？（援引一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话：“管他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或是换个角度来说，一个笃信马克思主义的专家，难道他的研究所得对于他所反对的人来说一点儿帮助也没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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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很清楚：从某个程度来说，有的。但是，学者个人的党派意识还是有影响的，因为他可能会因为立场不同而无法援用其他学者的作品，这一点尤其以社会科学为最。1914年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几乎无法从当时清一色支持德意志帝国的学界中得到帮助、同情，乃至于中立也不可得。它必须依赖“自己的”知识分子。更有甚者，支持社民党的知识分子才会去研究社民党所关心的问题与主题（由于意识形态的关系），至于不支持社民党的人当然不会这么做。英国工人运动史，直到20世纪末为止，都一直是由同情工人运动的人来研究——从韦布夫妇（Sydney and Beatrice Webb）以降——因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正统历史学家对这方面毫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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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党派意识的学者或科学家愿意开创新局，这使我们可以来谈第二个论点：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党派意识到底在科学与学术纪律上有无正面的价值。在自然科学方面，这一点毋庸置疑，就算是党派意识非常浓厚的学者（尤其是在生物学上）也能做出许多贡献。但我们不能说哪一种党派意识贡献较大。譬如现代遗传学就分成两派，一派强调先天遗传的影响，另一派则强调后天环境的影响，两者激烈竞争，充分显露出这门学科所特有的精英而反民主的意识形态——从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到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以降。[18]不过这并没有让遗传学成为一门反动的学科，或是沦为意识形态操纵的工具，尽管我们知道晚期一些优秀的遗传学家［如霍尔丹（J.B.S.Haldane）］全都是共产党员。其实，在当代遗传与环境两派的论战中（可以溯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战），遗传学者都倾向于左派，而右派的支持者则主要是心理学家。[19]无论如何，我们发现到有这么一个自然科学领域，它的进步反而是通过从业人员在政治立场上所产生的党派意识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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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自然科学中的例子是如何（其实我也没有能力进行讨论），这个论证在社会科学当中是没有解答的。我们很难举出有哪个有名的经济学家是没有涉入政治的，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很难想出有哪个伟大的医学家从来没有致力于解决人类疾病问题。社会科学本质上就是设计来“应用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用来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或是解释为什么世界不需要改变）。更有甚者，时至今日至少在英美来说，经济理论家一般不认为自己是“知识”的生产者，生产出知识为人所用（如反法西斯的科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说服自己的政府，核武器是可行的），相反，他们以十字军自居——如凯恩斯与弗里德曼——或至少主动参与公共政策的辩论并表现得相当活跃。凯恩斯并不是从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中导出政策：他之所以写《通论》是为了要替他的政策提供一个更完整的基础（或者说是一种强有力的宣传）。相对来说，社会学大师与政策的联系比较少，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主题以及论述的方式比较难以清楚地转换成政府的政策——但是却可以当成宣传（或教育）的工具。实际上，社会学的几个创建者，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当鲜明，而且社会学在一开始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时，其从业人员早就充满了党同伐异的气势。说明至此，我想应该不用再从社会科学中再举例了吧，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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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科的发展无疑与党派意识脱不了关系——其实，没有党派意识就没有学科的发展。不过，有些人却认为学者只是一个单纯的真理追求者，但真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兴趣知道。这种想法之所以会为人所接受，可能是因为他们只从数字的成长来看科学，并且将科学跟社会区别开来，而只把学术当成职业；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因为学术总是在响应某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最后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把学术看得很神秘。在一个不存在专业经济学家的时代，没有人会去争论魁奈（Quesnay，医生）[20]、加利亚尼（Galiani，官员）[21]、亚当·斯密（大学教授）、李嘉图（金融家）或马尔萨斯（教士）是不是带有政治意图。专业受薪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阶层，发展越来越多元，日久便造成知识分子间的鸿沟，因此经济与政治的决策者就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专家”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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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如果某个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科学流派，其所呈现的方式，并不是基于政治导向，而是为真理而真理，不受阶级影响，并以制度来保障研究的无私与权威的话，那么“现状”（status quo）就会更加巩固。德国在帝国时期所培养出来的教授，是党派意识相当强的团体，他们并不涉足政治，但是在大学教席中的崇高地位，使他们所发表的看法成为“不可挑战的”。知识分子作为职业团体、社会阶层以及俗世神学家的一员，有充分的理由说自己是超然的（其实不然）。然而，就目前的讨论来说，要对这一个问题做更深入的讨论，不仅没必要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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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与党派意识分不开，但这并不表示党派意识对科学有利，它只是不可避免。党派意识有没有贡献，完全要看它能不能推着科学往前走。党派意识可以做到这一点，也已经做到了，它从科学的论辩之外提供了不同的思考方式、新的问题与新的解答模式（用库恩的话来说，就是“典范”）。大家都同意，来自专业研究领域之外的刺激与挑战可以丰富科学的论辩，因而能大大有益于科学的进步。现在，这种来自外在的刺激已经被视为一种来自其他学科的启发，因此，“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接触受到广泛的认同。[22]“外在”（outside）在社会科学，甚至在所有的科学中，都含有一种与人类社会有关的意义（也许不只是技术上的意义而已）；“外在”大体上、基本上讲是科学家身为一个人、一个公民、一个受时代影响的个体，所产生的经验、观念与活动。而带有党派意识的科学家，乃是最有可能运用那些“外在”于他们学院工作的经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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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一定牵扯到政治或意识形态的问题，不过在19世纪甚至时至今日，“纯”自然科学仍然对于传统宗教充满了强烈的恨意。这在“非政治”领域中如宇宙起源及分子生物学扮演着特定的角色，有些人的态度相当激烈，并且认为宗教是不可知的，因此力主要对宗教进行革命——例如霍伊尔（Hoyle）与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23]达尔文纵然不愿在公众面前表达他对宗教的立场，但是他的研究或多或少还是透露了一点儿信息。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有时也会强烈到能影响自然科学的理论发展。以左派来说，华莱士（A.R.Wallace）就是个例子，独立于达尔文而发现了自然选择：他一生在政治上都是激进派，组织了另类的欧文式的“科学馆”（Owenite“Halls of Science”）及宪章运动式的“机械学院”（Chartist“Mechanics Institutes”）[24]，而他所写的“自然史”理所当然吸引了具有雅各宾（Jacobin）精神的人。至于右派的例子则是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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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政治动机是如何影响着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举一个例子就已足够。奴隶问题在最近变成了历史分析与争论的主要领域。这是一个很能引起情绪的主题，因此历史的党派意识就很容易产生，而它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也受到注目。自1940年以来，《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68）关于“奴隶制度”所收录的文章目录有33条，其中有12条的作者有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不过有很多人现在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1974年以来，美国对于奴隶制度的热烈争论，其中至少有两位领导人物［福格尔与吉诺维斯（Genovese）[26]］在20世纪50年代曾是美国共产党成员。我们几乎可以说，关于这个当代的历史论战，一开始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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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表示所有的政治立场都能有创新科学与学术的效果。绝大部分具有党派意识的学术都是琐碎而无意义的（依附在正统教义之下），或者致力于证明教义中的独断真理。它们会问一种具有神学色彩的假问题，然后再试图去解答问题，根本不愿意在教义中考虑任何真实的事物。然而，这种做法其实也不局限于那些党同伐异的学者。除此之外，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也会让学者做出在科学上完全不合理的研究。西里尔·伯特（Cyril Burt）[27]教授晚年的例子，就证明了这种危险的存在。这位杰出的心理学家，相信环境对于人类智力的形成毫无关系，但他居然因此而假造数据来说服别人。[28]因此，党派意识对学术所造成的危险与不利相当明显，至于其所带来的利益则相对不那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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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党派意识的问题需要特别强调，因为学院职位史无前例地扩张与分化，形成学科之外还有分支学科，并造成了学院的思考逐步向内。之所以如此，是有社会学上的原因，也跟学科本身的发展有关。而这两个因素让大部分的学院人士自足于自己的小领域中当专家，至于那些敢超越自己领域发声的大概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鲁莽的，一种是心有定见的。随着时光流逝，各领域的人都不再有自信超越自己的领域来说话——因为他们只熟悉自己的工作——其他的领域自有其他的专家来照管，他们将知识与技术弄得深奥无比，让一般外行人无法接近。专业期刊、通讯与会议越来越多，每个领域中的论辩让此领域以外的人望而却步，没有长时间的准备与阅读，根本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进行讨论。令人疲乏的“文献”书目，只有正在写论文的人才会去接触，这更助长了学院的封闭性。1975年，有超过380篇的论文标题与“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ur）有关，渐渐地一般人对于“社会运动、暴乱与抗议”等现象也就不敢贸然地发表看法，而这个领域现在也逐渐变成了社会学中的一个分支专业“领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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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在专业上与技术上都不够格的入侵者被排除在外，那么学院内部的人反而会无法充分把握研究内容的真正意义。麻省理工学院的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30]曾举出一个计量经济学（经济学中的发展数学模型）的好例子。这些模型本来是要用来检验一个定义清楚的理论能不能用统计学来加以证明，但是理论与资料之间却出现有趣（这实在相当罕见）的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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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从检验理论的工具，变成了展示理论的工具。它变成了叙述性的语言……好的经济理论要强过数据——至少经济学家是这么想的——因此，理论必须要加诸数据之上。本来是用来加重与理论有关的资料的重要性的技术，如今却得到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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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认为，计量经济学的恒等式不可能在投资以及利率的移动中找到任何古典经济理论所主张的关系，也就是说，计量经济学无法证明古典经济理论是对的。于是，计量经济学转而寻找另一种比较合理的做法，也就是从数学上强行把利率导出关系来。“恒等式无法测试理论，它们只描述在假设理论正确的状况下，世界该是什么样。”简言之，计量经济学冒着使经济理论发展迟滞的风险，逐渐地将自己孤立于真实世界的冲击之外。对理论进行反省（与繁复地发展理论不同）的动机因此越来越弱。[31]这种孤立并不引人注目，或者说是可被容忍的，因为有一群专家欣赏——事实上也这么做——这种越来越深奥的学术运作，而他们的同事也越来越多，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也越堆越高，特别是从1960年之后尤其如此。就像大饭店中的贵宾一样，这个领域的专家可以一直待在研究大楼里研究；或者说，他们接触外在世界的方式是通过饭店。总而言之，如今在波士顿及其邻近地区工作的经济学家，其总数可能超过了英国从亚当·斯密《国富论》到凯恩斯《通论》两本书出版之间的经济学家的总和：他们整天都忙着读书以及批评彼此的作品。至于比较中庸，发展也没那么迅速的领域，经济史与社会史：英国皇家经济史学会的成员，于1960至1975年间增加了3倍。从1925年这个学会创立以来，有25%的论文集中出现于1969到1974年间；65%出现在1960至1974年间。[32]以1968年为基准，到当年为止共有43万篇数学论文，52.2万篇物理学论文，[33]至于经济与社会史只有2万篇文章，这当然不能算多。每个工作者都知道，这些文章中有许多并不是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而出现，而只是纯粹从另一本书中衍生出来的：他们也知道，经济史学家一辈子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待在这个设备、方法不断扩大、更新的大饭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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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状况下，政治上的党派意识反而可以制衡这种往内看的趋势，或者是更正一些更极端的例子，譬如以担任注释者为满足，或以展现自己的才智为目的，或完全与外界孤立。但党派意识也有可能造成灾难，譬如一个足够大但又孤立于外界的领域，领域之内的人完全充满了党派意识。哲学与社会学这两个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呈现出一种过度的新经院哲学，这等于是对我们的一种有益的警告。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由外而内，为科学注入新观念、新问题与新挑战的机制。而党派意识正可担当一个有力的机制，而且可能是目前最有力的一个。没有了党派意识，则科学的发展将会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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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如，克劳斯（G.Klaus）与布尔（M.Buhr）的《党派意识》（Parteilichkeit），收入《哲学词典》（Philosophisches Wörterbuch，莱比锡，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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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文的“科学”（Wissenschaft），原意不过是有组织的知识系统。在这个意义下，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也取得了与自然科学同等的知识强度，也就是它们都是“科学”的一环。但在英美两国，“科学”（science）一词则局限在自然科学，或至多是拥有与自然科学类似的理论模式的学科，如社会科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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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须进行哲学论证，历史学家就可以知道关于过去的陈述为“真”或“假”，譬如“拿破仑生于1769年”或“法军赢了滑铁卢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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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维坦》（Leviathan），第11章：“我并不怀疑‘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两直角和’这个说法，但是如果这个定理违逆了任何拥有统治权的人或违逆了这等人的利益时，那么只要这些人有能力，就会对这个定理予以压制，必要时烧光所有的几何学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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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摩尔（J.A.Moore），《加州的创造论》（Creationism in California），收入《代达罗斯》（1974年夏），第173~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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