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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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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限制并不会减损历史学家对于大众的责任感。这是因为（第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历史学家乃是原始数据的主要制造者（之前已有提过），而这些原始数据却又可以转变成宣传品或神话。我们必须对此有所警觉，特别是在保存过去的其他方式都消失的时候——口耳相传的传统，家族的记忆，每一件事都得靠代代之间沟通的有效与否，而这种方式到了现代社会已经解体了。无论如何，大集体的、国家的或其他的历史，已经不仰赖民众的记忆了，而是仰赖历史学家、编年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所写的过去，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学校教科书；仰赖老师用教科书来对学生传授；仰赖作家、电影或电视制作人及录像带制作人来传达这些资料。即便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是从丹麦编年历史学家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Saxo Grammaticus）[14]的作品中加以增删并引申而成的。历史学家应该永远记住这一点。我们在我们的领域中所耕耘收成的东西，最后可能成为人民的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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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与政治及意识形态的无法分割——正如克罗齐（Croce）[15]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造成了历史的误用。历史学家不该也不能脱离自己的研究主题，而以为自己可以当个客观的旁观者，并且只用单纯的因果律来分析。我们全都置身于现在的时空里，就算我们所做的事可以远离群众的热情也一样，如编辑古代文本。我们许多人就像《史学评论》的创立者一样，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对他人有用。所以，我们容易因为这个目的而做某种解释。我们也因此容易避开不合于这个目的的主题。对于痛恨共产主义的人而言，他们很有可能研究前苏联强制人民劳动的问题，但对于支持共产主义的人就不太会这么做。我们在看到不利的资料的时候——如果我们刚好发现到它的话——很有可能保持沉默，不过这样的确是有违学术良知。毕竟，“隐瞒事实”（suppressio veri）跟“虚伪暗示”（suggestio falsi）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只要我们还是历史学家，我们就不能放弃我们专业的标准。我们不能说那些我们认为不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与那些在这个地方不够严谨的论述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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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险的其实并不是说谎，因为说谎绝对禁不起其他历史学家的检验，不过这只局限在自由的学术共同体中，至于那些有政治压力或权威的共同体则反而保障了说谎者，即便是在一些立宪的国家也一样。最危险的问题其实是将某一群人的历史——历史学家自己的历史，受自己的出身与偶然的限制——完全孤立于整个外在脉络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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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内在以及外在的巨大压力逼迫着人如此行事。我们的热情以及兴趣驱使着我们走上这条道路。例如，每个犹太人，不管他或她的职业是什么，都会直觉地接受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是几个世纪的威胁下，犹太人这个小族群面对外在世界的一种方式：“这对犹太人好吗？这对犹太人是不是有害？”在受到歧视与杀害的年代里，这些问题无疑为我们这个散布各地的族群，提供了个人行为与群体行为的指导——虽然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对于一个犹太历史学家来说，却绝不能依此行事，即便他写的是自己民族的历史也一样。即使是研究小历史的历史学家，也应该追求普遍性，这并不只是忠于史学理想的问题，而是因为不如此，我们就无法了解人类的历史，当然也就无法了解人类历史中任何一个特定的小环节。这是因为人类各个群体的历史，都只是更大更复杂世界的一部分。一个只为犹太人设计的历史（或非裔美国人，或希腊人，或女人，或无产阶级，或同性恋者）不会是个好历史，它只能对于写这种历史的人产生自我安慰的作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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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从这个世界到20世纪末为止的大部分状况来看，坏历史并不是完全无害的，它是危险的。从明显无害的键盘所打出来的字句，其实可能是死亡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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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莫诺（G.Monod）及法涅（G.Fagniez），《序言》，《史学评论》第1卷第1期（1876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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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詹姆斯·麦克弗森（1736~1796），苏格兰人。他翻译了许多“盖尔人”（Gaelic）的史诗，实则他本人对盖尔文不熟悉，而且也并没有盖尔史诗的数据，所谓“翻译”，其实是他自己的创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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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都灵裹尸布：相传是耶稣的裹尸布。不过科学检验的结果并不一致，一派主张介于1260到1390年间，另一派甚至认为是在公元8世纪前。由于布料之上沾染了太多成分，因此难有定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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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史密斯（Michael Smith），《后现代主义、都市民族学及民族认同的新社会空间》（Postmodernism,Urban Ethnography,and the New Social Space o Ethnic Identity），《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21期（1992年8月），第4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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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斯蒂芬·泰勒（Stephen A.Tyler），《不可言传》（The Unspeakable，麦迪逊，1987），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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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斯蒂芬·泰勒，《后现代民族学：从研究神秘的文献到神秘文献》（Post-Modern Ethnography：From Document of the Occult to Occult Document），收入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与马库斯编的《书写文化：民族学的诗学与政治学》（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纽约，1986），第126、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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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史密斯，《后现代主义》，第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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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阿克拉：加纳的首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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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莫诺与法涅，《序言》，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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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罗米拉·撒帕尔（Romila Thapar），《宗教社群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Communities），《研讨会》（Seminar）第365期（1990年1月），第27~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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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修订版，伦敦，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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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斯科普里：马其顿首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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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萨罗尼卡：现属希腊。——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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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生存年代约在1200年左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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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及历史学家。他的思想受维柯影响，而后接触马克思主义，但随即采取反对的立场。克罗齐最后转向研究美学，他影响了罗宾·柯林伍德（Robin C.Collingwood）及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美学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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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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