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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不仅仅是种族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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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种族屠杀事件通常被形容为自私的政客为了自身利益不择手段煽动早已存在的种族仇恨。就像人权观察组织出版的一本叫《故事无人讲述：卢旺达的种族屠杀》里所总结的：“种族屠杀并非是远古的种族仇恨引发不可控制的暴民动乱……而是现代特权阶级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他们通过煽动仇恨和恐惧来巩固其地位与权力。为了阻止卢旺达内部日益壮大的政治反对势力，这一小簇特权阶级首先让大多数人来反对少数人。然而当他们面临卢旺达爱国阵线在战场和谈判桌上节节胜利时，这一小簇当权者将原先分而治之的策略转变为种族屠杀。他们相信种族灭绝行动可使胡图族人在他们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赢得战争的胜利……”有确凿证据证明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卢旺达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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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证据显示其他因素的存在。卢旺达境内还有第三个少数族群，即熟知的特瓦人或俾格米人。他们只占总人口的1％，位于社会规模与权力结构的底层，对任何人都不会造成威胁，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未能在1994年大屠杀中幸免于难。1994年暴动不仅仅是胡图族与图西族的冲突，还有许多复杂的派系斗争：胡图族内部就被分为三派，胡图族总统被杀害可能就是派系斗争的结果；有一些胡图族人则加入了由图西族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胡图族人与图西族人之间的差异并非如通常描述的那样鲜明，这两个族群讲同一种语言，在相同的教堂祈祷，去同一所学校、同一间酒吧，住在同一个村子，由同一个酋长领导，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互相通婚，而且（在比利时人引进身份证之前）有时还会改变自己的种族身份。通常，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在长相上会有差别，但许多人无法单从相貌上将这两个族群区分开来。大约四分之一卢旺达人的曾祖父母中会有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事实上，对于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不同根源这一传统看法的准确性存有争议，有些人认为他们本是同根生，只是各自在卢旺达和布隆迪经济与社会中有所差异而已。）在1994年大屠杀中，族群混合造成了数以千计的个人悲剧。比如胡图族人试图保护自己的图西族配偶、亲戚、朋友、同事和顾客，甚至用金钱去贿赂那些刽子手。1994年，卢旺达社会中这两个族群的冲突是如此错综复杂。医生杀死病人，病人杀死医生，老师杀死学生，学生杀死老师，还有与邻居、同事互相砍杀。胡图族人在保护自己身边图西族人的同时又对其他图西族人进行屠杀。对此，我们不得不自问：“这些卢旺达人如何受到极端派领导人的蛊惑，从而以最血腥的方式相互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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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如果我们相信种族屠杀不过是政客煽动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种族仇恨的产物，那么如何解释发生在卢旺达西北部的屠杀呢？在那里除了一个图西族人外，其他都是胡图族人，然而，大规模的屠杀还是发生了——胡图族人杀胡图族人。虽然其死亡人数“只占总人口的5％”，低于卢旺达总体死亡人数比重（11％），但我们仍需要解释为何胡图族社区会在缺乏种族仇恨的动机之下，仍杀戮了至少5％的同胞。随着1994年种族屠杀的持续，在卢旺达其他地方，图西族人口开始减少，胡图族也开始自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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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这些事实表明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寻找除种族仇恨外的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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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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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来看上文提到过的卢旺达人口密度高这一问题。在19世纪欧洲人到来以前，卢旺达（和布隆迪）就已经有稠密的人口。因为这里降雨适中，较高的海拔又导致疟疾与孑孓蝇难以生存；最重要的是与相邻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一样，新大陆作物的引进、公共健康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和边境稳定也导致了人口数的上升。其后卢旺达的人口持续增长，尽管有所起伏，但年平均增长率仍超过3％。到1990年，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杀戮和大规模的流放，卢旺达平均人口密度仍达到每平方英里760人，该数字高于英国的610人，接近荷兰的950人。但是英国和荷兰使用的是高效的机械化农业生产方式，农民比重虽然只占几个百分点，却能够生产供应给所有人的食物。相形之下，卢旺达农业效率低，机械化程度为零，农民使用的是锄头、十字镐和镰刀。所以大多数人只能务农，产量又低，很少有余粮可以供应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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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独立以后，人口增长很快。农民们却仍然采用传统的耕作方式，没有实现现代化，没有引进产量更高的作物种类或扩大农业出口，国家也没有实行有效的家庭计划政策。相反的是，为了容纳日益增长的人口，森林被成片砍伐、沼泽地被抽干以获得新的农地；同时休耕期也被缩短，农民们又试图在同一块田地上实行一年两作至三作。在20世纪60年代和1973年，大量图西族人逃到国外或被杀害，他们的农田被重新分配给胡图族人，使后者有了足够的农田养活全家。1985年，除国家公园外，所有的耕地都得到利用。由于人口和农业产量都在增加，从1966年到1981年，人均粮食产量呈上升状态，但其后又下跌到1960年代早期的水平。这就是名副其实的马尔萨斯困境：虽然有了更多的粮食，但人口也多了，因此人均粮食占有量并没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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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几个朋友在1984年造访卢旺达时就预感到一场生态灾难正在酝酿之中，整个国家看起来就像一个花园和香蕉种植园，陡峭的山坡从上至下都被用来耕种。但是，他们连最基本的可减少水土流失的方法都没有采用，比如梯田耕种应当按山势地形来犁耙，而非用垂直上下的方式；在作物之间应当种一些用于覆盖休耕地的植物，而非任其空留。因此卢旺达的这些农田土壤侵蚀相当严重，河流冲刷走大量的泥土。有个卢旺达人写信告诉我：“农民们早晨醒来发现整片农田（或者至少是表层土壤和庄稼）在一夜间被冲走，而与他们相邻的农田和石头则冲下来覆盖了自己家的田地。”大规模的森林砍伐致使河流枯竭，降雨也更加不规则。20世纪80年代后期，饥荒再次出现。1989年，由于干旱、区域或全球气候变更，以及当地滥伐森林的影响，卢旺达出现了更加严重的粮食短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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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比利时经济学家凯瑟琳·安德烈和让·菲利普·普雷特曾对卢旺达西北部一个只有胡图族人生活的地方（卡那马地区）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探索环境与人口变化对该地的影响。安德烈是普雷特的学生，于1988年和1993年两度造访卡那马，总共在那里待了16个月，当时局势已经开始恶化，但大屠杀尚未爆发。两年中，她采访了该地的大多数家庭，查明每户人家的人口数、拥有的土地总面积，以及除农业外的其他收入数，又将土地买卖、转移和经调停解决的纠纷制成图表。1994年大屠杀以后，安德烈又对幸存者的下落进行追踪，试图搜寻任何胡图族人自相残杀的情况。安德烈和普雷特其后对这些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寻求当中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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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那马有肥沃的火山土壤，因此该地的人口密度高过卢旺达的平均人口密度。1988年每平方英里有1740人，到1993年则上升到2040人（这个数字甚至高于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农业国孟加拉）。高人口密度意味着人均农田面积相对减少：1988年，该地一个中等面积的农场为0.89英亩，到1993年则下降到0.75英亩。每一个农场又被（平均）分成10块地，农民们就在这些小得荒唐的农地上耕种，其中1988年为0.09英亩，1993年为0.07英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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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地所有土地都已经被占用，年轻人在结婚、离开家庭、获得农地和建立新家庭方面遭到困难。因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推迟结婚，继续和父母住在一起。比如在20岁至25岁年龄层中，滞留在家中的年轻女性比重由1988年的39％上升到1993年的67％，而年轻男性则由71％上升到100％：在1993年，没有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男性离开父母，自立门户。这自然导致了致命的家庭压力，并在1994年全面爆发。下面我将解释这一情况。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滞留在家中，每户家庭的平均人口数由4.9人上升到5.3人（在1988年和1993年间）。因此土地短缺现象比上文提到的农场面积由0.89英亩下降到0.72英亩更为严峻。当每户家庭将日益减少的农场面积分给日益增多的人口时，他们会发现1988年每人有五分之一英亩，到1993年则下降到七分之一英亩。那些每日摄入卡路里低于1600（即低于饥饿线）的人口比重在1982年为9％，而在1990年上升至40％，之后还有一些未知的更高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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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文引用的所有卡那马地区的数值都为平均数，因此无法显示差距。一些人会比其他人拥有较大面积的农场，这种差距在1988年和1993年间处于上升状态。如果我们将大于2.5英亩的农场定义为“非常大的”农场，将小于0.6的农场定义为“非常小的”农场（在评价这些小得可怜的数字时请回顾一下第一章：在蒙大拿40英亩大小的农场也被认为难以养活一家人）。在1988年和1993年间，非常大农场的比重由5％上升到8％，而非常小农场的比重也由36％上升到45％。由此，卡那马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愈拉愈大，处于中间的群体则愈来愈少。年长的一家之主变得越来越有钱，拥有越来越多的土地：那些处于50—59岁年龄层的人平均拥有2.05英亩的农场，而处于20—29岁年龄层的人则只有0.37英亩。当然，对年长的一家之主而言，家庭成员多，因此所需的土地也就更多；但他们拥有的土地比年轻的一家之主还要多上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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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矛盾的是，大农场主却有并不相称的非农收入：一般拥有1.3英亩农场的人才有这一收入，而只拥有半英亩农场的人却一无所有。这一差异充满悖论，照理拥有较小农场的家庭由于养活自己的人均农田不足，所以需要更多的非农收入。非农收入集中在较大农场这一现象拉大了卡那马贫富悬殊的差距，使得有钱的人更有钱，贫穷的人更贫穷。在卢旺达，小农场主出售自己的土地属于违法行为。但事实上，这还是会发生。土地买卖调查显示拥有最小农场的主人卖地通常是因为需要救命钱去买粮食、看病、打官司、行贿、洗礼、结婚、办丧事或是酗酒。相形之下，大农场的主人卖地则是为了提高农场的生产效率（比如卖掉距离较远的一块地，然后买进离家较近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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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农场主的额外非农收入使他们有能力从小农场那里购买土地，因此导致大农场买进土地后变得更大，而小农场卖掉土地后就变得更小。几乎没有大农场在卖地的同时不买地的，但在1988年35％的最小农场在卖掉土地的同时并没有买进新的土地，到1993年，这一数字达到49％。另外只有13％的无非农收入的农场购买了土地，他们中的65％只卖出无买进。所以，已经极少急需更多土地的农场由于在紧急突发事件中将土地卖给大农场，因此其面积就变得更小。值得注意的是，我在这里提到的“大农场”仅仅指大于卢旺达一般的农场面积：“大”意味着“大于1或2英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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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卡那马，大多数人都一贫如洗、饥寒交迫和走投无路，其中有些人的情况比大多数人还糟糕。虽然也有少部分人过得顺畅，但绝大多数人还是越来越绝望。所以，这种情况频繁引发严重的冲突便不足为奇了。矛盾双方如果无法自行解决，要么依循旧例找村里的调解人员，或者（不是很经常地）上法院。每年卡那马地区平均有多过一起的严重冲突需要外人来调停。安德烈和普雷特调查了266起冲突的起因，有些来自调解人员，有些来自当事人的描述。根据两种信息渠道，土地争议是大多数严重冲突的本源：有些直接由土地引起（占43％），有些是土地纠纷引发了丈夫、妻子、家庭或个人的争议（我会在以下两个段落中举例说明）；还有一些是因为赤贫的穷人偷窃造成的争执，这在当地被称为“饥饿偷窃”，那些几乎没有一点土地、没有非农收入的人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靠偷窃谋生（这在所有纠纷中占7％，在全部家庭中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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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土地争议破坏了卢旺达社会传统构造中的和谐度。传统上，有钱的地主会帮助贫穷的亲戚，但这一形式被中断，因为即使是相对有钱的地主也没有能力援助穷亲戚。这种保护的丧失严重伤害了社会的弱势群体：分居或离异的妇女、寡妇、孤儿、年幼的半同胞兄弟姐妹。如果前夫不再照顾他们分居或离异的妻子，这些妇女以前会回到娘家寻求资助，但如今她们的兄弟反对她们回来，因为这会使兄弟和兄弟的孩子更加贫穷。妇女们可能只带女儿返回娘家，因为卢旺达在传统上由儿子继承遗产，这样这些妇女的兄弟就不会把侄女们当作自己孩子的遗产竞争者。妇女会把儿子留给离婚的丈夫，但他的亲戚们可能会拒绝将土地分给她儿子，特别是当孩子父亲过世或不再保护他们时。同样的，寡妇可能在丈夫家族或自己娘家都得不到资助，因为他们视她的孩子为自己孩子的土地竞争对手。孤儿传统上由祖父母来抚养，但是当祖父母过世后，孤儿的叔叔（他死去父亲的兄弟）会设法剥夺他们的继承权或将其赶走。一夫多妻家庭的孩子或父亲离异后再婚又育的孩子，也会被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剥夺继承权或驱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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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争议中最让人痛心疾首的社会分裂为父子反目。传统上，父亲过世后，他的土地就由长子继承，后者管理整个家族的土地事务，负责分给弟弟们足够用以糊口的农地。由于土地日益稀少，父亲们逐渐将习俗改为生前就将土地分给所有的儿子，以避免他死后出现窝里斗的情况。然而不同的儿子对土地分配方式各自勾心斗角。年长的儿子如果先结婚，他就能分到相对大份的土地，对此老幺自然不甘心，因为等他结婚时，父亲必定又卖掉了一些土地。所以，那些年幼的儿子们要求父亲在分配土地时采取严格平分标准，极力反对父亲在哥哥们结婚时拿土地作为礼物送给他们。老幺在传统上被视作父母年老时照顾他们的人，因此需要额外的土地来行使这一传统责任。兄弟们相互排挤猜疑，若有姊妹或弟弟受到父亲的土地馈赠，他们便要求弟妹们必须在父亲年老时照顾父亲作为回报。还有些人抱怨父亲在年老时无视儿子们对土地的需求，而是死守着大片土地不放；反之，父亲则担心如果自己手头剩下的土地太少，年老后会无依无靠。父亲告儿子、儿子告父亲、姊妹告兄弟、侄子告叔叔等等，所有这些冲突都由调解人员和法院来解决。这些冲突破坏了家庭的纽带，使原本亲密无间的关系沦为竞争对手和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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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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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积月累和不断加剧的矛盾冲突是1994年大屠杀爆发的背景。虽然在1994年之前，卢旺达内部暴力和盗窃事件已经开始升级，作案的大多是那些饥肠辘辘、没有土地和非农收入的年轻人。将卢旺达不同地区21—25岁年龄层的犯罪率做个比较，大多数区域差异与人口密度和人均卡路里供给有关：高人口密度和饥饿往往与高犯罪率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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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大屠杀以后，安德烈试图打听那些卡那马居民的命运。在获得的消息中，她发现5.4％的人死于战乱，而这还只是一个保守估计，因为有些人已经下落不明，所以我们无法得知死亡率是否接近整个卢旺达平均死亡率的11％。可以肯定的是，在基本上是胡图族人生活的地区，其死亡率是胡图族与图西族混居地区死亡率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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