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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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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在此打住，先来探讨这样的发展对动植物和人类有何影响。近年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对于这片土地上的蚯蚓和黄鱼来说显然是坏消息，那么对中国人而言又有何影响呢？发展的结果是让中国人付出经济和健康两方面的代价，以及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下面就对这三方面进行举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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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经济代价而言，让我们先从小处说起，再来谈大方面。从巴西引进的空心莲子草原本用来做猪饲料，后来蔓延到田圃、番薯地和柑橘园。每年单单是为了阻止这种杂草的扩散，政府就得花费7200万美元，而这还只是一笔小数目。光是西安一个城市因缺水导致工厂停工造成的损失，每年约有2.5亿美元。至于沙尘暴，每年要刮走5.4亿美元；而深受酸雨侵害的作物和森林则要花去7.3亿美元。为了使北京免遭沙尘暴之苦，政府计划耗资60亿美元建立起“绿色长城”。此外，除了空心莲子草外，外来有害物种每年造成7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至于洪灾造成的损失更是惊人。1996年，一次洪灾造成的经济损失为270亿美元（而1998年的洪灾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年因荒漠化带来的直接损失达420亿美元，每年因水和空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高达540亿美元。中国每年由于水和空气污染付出的经济代价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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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个例子即可说明环境恶化对人体健康所造成的影响。中国城市居民平均血铅浓度几乎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两倍，严重威胁人体健康，同时也影响到儿童的智力发展。中国每年因为空气污染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大约为30万人，而为此的医疗支出高达54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烟民人数也为全世界之最（中国抽烟人口为3.2亿，占世界总抽烟人口的四分之一，每人每年平均抽1800根）。在中国，因抽烟致死的人数，每年大约有73万人，而且人数还在不断上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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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然灾害频繁，数量和损失都很大。有些自然灾害，如沙尘暴、泥石流、干旱和洪水大多与人类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冲击密切相关，而且随着冲击的加剧，自然灾害出现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例如，沙尘暴愈演愈烈，这是因为滥伐森林、过度放牧、土壤侵蚀以及部分人为造成的干旱，引起越来越多的土地变成光秃秃的不毛之地。从公元300年到1950年间，中国西北部平均每31年才遭受一次沙尘暴的袭击；从1950年到1990年间，每20个月就出现一次沙尘暴；自1990年以来，沙尘暴几乎每年都要光顾。1993年5月5日，爆发了一次巨大的沙尘暴，有数百人因此丧命。滥伐森林还影响到自然界的水循环，加剧干旱的发生。此外，过度利用湖泊和湿地，排水辟田，导致可蒸发的水面减少，这也是引发干旱的动因之一。目前中国每年饱受干旱之苦的田地大约是60000平方英里，是20世纪50年代的两倍。滥伐森林导致暴发洪水的概率大大上升，1996年和1998年是近年来洪灾最严重的年份。干旱和洪水交替出现的情况也越来越频繁，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因为先是干旱破坏地表植被，紧接而来的洪水侵袭光秃秃的地表，以至于造成更为严重的土壤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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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与外界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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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中国不与外界来往，停止通商与旅游，鉴于中国辽阔的面积和庞大的人口，光是排放到海洋与大气层的水和空气就会影响到其他国家。20年来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往来、投资和外援之频繁几乎呈指数形式增长，在1980年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微乎其微（现在每年的贸易额达6210亿美元），而外国投资则到1991年才起步。中国出口贸易的长足发展是导致环境污染日益加重的因素之一，过半的出口商品均由高污染、低能效的乡镇企业生产加工而成，货轮将成品运往世界各地，却把污染留给中国。1991年，中国已成为外国投资金额仅次于美国的国家。到2002年，跃居世界第一，外资达到530亿美元。从1981年到2000年，中国接受的外援包括来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1亿美元，这对国际非政府组织而言已是大手笔，但与其他外援相比则小巫见大巫，如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日本国际开发署提供100亿美元，还有亚洲开发银行的110亿美元和世界银行的24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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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钱加剧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也使中国的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世界其他地区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如何做出回应。当今这种相互作用被安上一顶时髦的帽子，即“全球化”，这一名词对于本书的主旨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今世界，所有的人类社会相依相存，因此和复活节岛、马雅和阿纳萨兹等过去社会相比，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大有不同（我们将在第十六章探讨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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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其他地区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危害，除了上文提到的由于外来物种入侵造成经济损失外，另一种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有害物竟然是垃圾（参见图27），这可能会让许多读者大吃一惊。有些第一世界国家为了减少堆积如山的垃圾，向中国支付一笔费用后，将未经处理的垃圾运往中国，有的废弃物内含有有毒化学物质。中国正在不断扩张的制造业经济和各个产业也愿意接受这些垃圾，以此作为便宜的原材料回收利用。举个例子，据浙江省海关资料显示，2002年9月从美国运来重达400吨的一船“电子垃圾”，里面都是些废弃的电子设备和零部件，如故障或老旧的彩色电视机、电脑屏幕、复印机和键盘等。关于这些进口垃圾数量的统计并不完整，只知道从1990年到1997年，这类垃圾由100万吨增加至1100万吨。从1998年到2002年，每年从第一世界国家经由香港转运到中国的垃圾从230万吨上升至300万吨。这意味着第一世界国家把污染问题直接转移给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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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比进口垃圾更为糟糕的问题。虽然很多外国公司把先进技术带给中国，帮助中国解决环境问题，但有些公司却是把污染密集型产业迁往中国。有些科技产业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已被禁止，所以就转至中国等不发达国家。例如，1992年日本将17年前就已在本国禁止生产用以对付蚜虫的农药福雅满的技术，卖给福建一家中日合资公司，毒害了许多人，并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在广东，外资把破坏臭氧层的含氯氟烃大量进口到中国，光是1996年就进口了1800吨。这一切使得中国减少对臭氧层破坏的进程更为艰难。例如1995年，中国有16998家污染密集型企业，生产出价值500亿美元的工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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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完中国的进口品，现在让我们广义地来看中国的出口品。中国丰富的本土生物多样性意味着许多具有侵略性的物种很可能输往其他国家，而这些物种在中国丰富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属于物竞天择的胜利者。例如，三种常见的对北美洲林木造成大面积侵害的病害均来自中国或东亚地区，它们是栗疫病、荷兰榆树病和光肩星天牛。美国本土的栗树由于感染栗疫病已然全部消失，而荷兰榆树病则使我小时候生活过的新英格兰地区的榆树大面积死亡，在60年前，榆树曾是这里的标志之一。至于光肩星天牛，在美国最早是在1996年发现的，在枫树和白蜡树内，估计给美国带来的林木损失高达410亿美元，比栗疫病和荷兰榆树病加起来造成的损失还要严重。此外，近年来中国的草鱼也在美国45个州的河流和湖泊中安家落户，与美国本土鱼类竞争，给水生植物和浮游生物带来巨大的影响。另外，中国向外移民的人数也越来越庞大，对生态和经济产生重大的冲击。在澳洲的合法移民中，中国人的数量已位居第三（参见第十三章），而跨过太平洋前往美国的合法或非法移民也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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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昆虫、淡水鱼和移民有意或无意地，通过轮船或飞机前往世界各国，还有一些出口物则纯属无意识，经由大气层抵达其他国家。例如第一世界国家在1995年淘汰了含氯氟烃这种会破坏臭氧层的物质，而中国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含氯氟烃生产国和消费国。二氧化碳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元凶，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世界的12％。按照当前的趋势来看，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增无减，美国保持不变，其他地区则在逐渐减少。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到2050年，全球排放的二氧化碳预计约有40％来自中国。此外，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氧化硫生产国，其产量是美国的两倍。另外，强风将中国的沙漠、退化的草原和休耕农地上被污染的沙尘和泥土向东吹到韩国、日本和太平洋岛屿，并在一星期内穿越太平洋降落到美国和加拿大。这些空气微粒是由中国的燃煤经济、滥伐森林、过度放牧、土壤侵蚀以及不当的农业生产方式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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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项中外交换，中国的进口数量是出口量的两倍，那就是中国从其他国家输入木材的同时，把滥伐森林问题输出到其他国家。中国是世界第三大木材消费国，农村能源的40％来自柴薪，造纸业和纸浆业所需的原材料也几乎都用木头，还有建筑业所需的板材。中国对木制品的需求量和国内能供给的木材数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1998年洪灾之后，政府开始禁止砍伐森林。此后，中国的木材进口量翻了6倍，主要是从热带地区进口热带木材，如马来西亚、加蓬、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巴西等。中国目前的木材进口量仅次于日本，而且很快就会超越。中国也从温带国家进口木材，主要从俄罗斯、新西兰、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进口。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木制品的关税从15％至20％下调到2％至3％，所以中国将进口更多的木材。实际上，这意味着中国与日本一样，保护本国森林，将砍伐森林的问题转移给其他国家。在一些国家（如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滥伐森林的问题已经到非常严重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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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方面鲜有人提到，那就是中国人民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一样，希望能达到第一世界居民的生活水平。对第三世界居民而言，这意味着购买房子、家用电器、生活用品、服装等通过消耗能源大量生产出的消费性产品，而不是那些手工制品。同时也能享受现代医药和高水准、高消费的医疗服务；食用大量以人工化肥高效种植出来的作物，而不是用动物排泄物来做肥料，或用植物护根；食用工厂加工食品；以汽车代步（最好是私家车），而不是走路或是骑自行车；购买在外地生产通过物流运输过来的商品，而非只是本地货。我知道的所有第三世界居民，甚至包括那些努力维持或再现传统生活方式的人，对上述第一世界国家生活方式的一些特征都持认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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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数量位居世界第一，经济高速增长，最能说明全球居民对第一世界国家生活方式的向往。一个地区的生产或消费总量等于人口数乘以人均生产或消费率。由于中国人口总数庞大，因此生产或消费总量相当高，但人均生产或消费率还是偏低。例如，就主要的四大工业金属（钢铁、铝、铜和铅）而言，其人均消费率在中国只有9％。当前中国的经济正朝着第一世界国家方向突飞猛进，如果中国人均消费率达到第一世界国家居民的水平，即使世界其他地区都保持不变（人口数量和生产／消费率都不发生变化），那么把中国的人均消费率与人口总数相乘以后，工业金属领域全球生产或消费总量就会增加94％。也就是说，当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第一世界国家水平之后，全球人类的资源利用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将会倍增。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当前地球上的人类资源利用和环境能否承受这样的冲击。人们必须有所放弃。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问题自动变成了全世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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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中国领导人有“人定胜天”的信念，认为环境破坏的问题只会影响资本主义社会，而不会影响社会主义社会。现在中国的环境问题迫在眉睫，领导人也对此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们的思想转变始自1972年，那年中国派遣代表团参加第一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然后于1973年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1998年（中国发生了前所未遇的特大洪灾）该小组升级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1983年，中国政府在理论上将环境保护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政府虽然在尽力控制环境恶化，但实际上仍以经济发展为重，并以此作为考评官员的标准。政府虽然出台了许多环境保护法规和政策，但是贯彻执行仍不够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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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在问这一问题：虽然环境问题在不断加剧，解决方案也在推陈出新，孰败孰赢尚未有定论。中国的环境问题迫在眉睫，不仅由于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更是因为中国历史的特色之一就是“摇摆不定”。对此，我曾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讨论过，中国的海岸线相对平直，没有像意大利和西班牙／葡萄牙那样的大型半岛，也没有不列颠和爱尔兰那样大的岛屿，主要的河流大多平行排列，由西向东。因此在公元前221年，中国核心疆域已经实现了大统一，此后大部分时间维持统一局面。而地理上支离破碎的欧洲从未达到政治的统一。中国的政治统一使得统治者能够在广大的疆域内自主地改弦更张；对此，欧洲只能望洋兴叹。当然，改革可能马上带来转机，也可能让事情一下子变得更为糟糕（因此，我用“摇摆不定”这个词来表示）。中国的统一局面和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中国能够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就派遣世界上最先进、最庞大的远洋船队访问印度和非洲；也会因为皇帝一声令下而解散船队，并将海外殖民地拱手让给微不足道的欧洲国家；对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当时的工业革命的萌芽会遭到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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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局面给中国带来的优势和风险持续至今，在环境和人口问题的重大决策上，中国仍采取摇摆不定的态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解决问题的魄力是欧美等国的领导人们无法比拟的，例如减少人口增长的独生子女政策和1998年发出禁止砍伐森林的命令。而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也可能比欧美领导人会造成更大规模的混乱，诸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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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目前环境问题的后果，有一点确凿无疑，即所有事情在好转之间将变得更为糟糕，这是因为时间差和环境破坏不断加剧的缘故。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关税减免，汽车、纺织品和农产品等商品的进出口量增加，使得国际贸易更加频繁，这必然对中国造成或好或坏的巨大影响。中国的出口工业将制造成品运往国外，污染物则留给自己，这种现象正在变本加厉。一些进入中国的商品，如废品和汽车，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而这种现象也在有增无减。与此同时，几个严格遵守环保标准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强制要求中国采用他们的国际环保标准，并以此作为商品出口到他们国家的条件。中国大量进口农产品可使其降低肥料、杀虫剂的用量，并减少对生产率低下的农田的利用。此外，进口石油和天然气也可减少燃煤带来的污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利有弊，一方面，增加进口，减少国内生产，但这仅仅只是把环境破坏的问题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而且这已经发生在木材进口上。中国由国内砍伐木材转变成从国外进口，从而让那些木材出口国承担森林消失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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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主义者会注意到中国存在大量危险，其一是对经济增长的重视程度高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其二，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低下，这一部分是因为教育投入不够多，中国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及第一世界国家的一半。中国的人口总数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0％，但教育经费只是全世界教育经费的1％。子女的高等教育费用对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都非同小可，一年的学费大约是一个城市工人或是三个农民一年的收入。中国目前的环保法规不成系统，缺乏有效的贯彻执行和长期结果评估。比如正在急剧消失的湿地，虽然政府已出台相关法规，但缺乏一个总体框架对其进行保护。此外，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地方官员由地方政府任命，而非总局任命，因此地方政府经常阻碍环保法规的施行。重要环境资源价格过低变相产生鼓励浪费的结果。例如用于灌溉的一吨黄河水只值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瓶矿泉水，因此农民没有节约用水的意识。再则，土地归政府所有，然后租赁给农民。一块土地在短期内可能由不同的农民耕种，因此农民不会在土地上进行长期投资或爱惜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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