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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社会：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模式 平等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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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谱网于2014年年初在其英文网页中废除了传统的、只有男或女的性别划分。因为这种划分太粗略了。脸谱网现在为用户提供56种可选的性别：从“雌雄同体”“无性别”到“跨性别”，种类繁多。女性使用者可以勾选“Cis Frau”，它表示的是自我感觉性别与生物性别一致，都是女性。用户还可以勾选“neutrois”，即他们拒绝将性别归类的做法或者称自己为“性别变化者”。脸谱网这样做的理由是，“真正的、真实的自我描述会让你感觉自在舒服”。这在今天意味着，人们能够准确地阐明并选择自己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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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平等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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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职场中也已经体现出来了，它与韦伯是否使用“社会测尺”测试员工没有关系。每个部门都有不断增长的独特性。工业社会中那些纪律性强、循规蹈矩的、可替换的组织员工正步入退休，给那些具有创造性与自律性的雇员腾出了位置。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还能够确定地说：“在工业企业中，权力是强制地并且不容撤回地向群体转移。”但这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个体再次登上权力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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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仅仅完成定额工作已经不够了，受欢迎的是个体的主动性。绩效社会要求与个人有关的关注，这种关注不是针对群体的，而是将个体化品质作为量化酬劳的标志。这绝对是有弊端的，因为这类工作不再允许精神层面的疏远，不再允许按照规章的服务，而是作为自相矛盾的命令出现：实现你自己！成为你自己！这种愉悦的、超个体的高绩效往往隐藏着一种令人不快的强制。谁不参与其中，谁就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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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皮埃尔·洛桑瓦隆观察到一种相似的趋势——“从整体的个人主义到个人化的个人主义的过渡”。之前，整体的个人主义与平等的思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人们就发现，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关注只有在一种基本的平等中才可以被转移。19世纪末，德国社会学家乔治·西摩尔将这种现代的个人主义称为“平等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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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桑瓦隆认为，这种个人主义现在正在远去。其实这早已发生，如今，“人类的解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渴望的是彻底的个人化的存在”。现在的人们更多地因为他们亲身经历的故事而非其社会地位被肯定。即使人们来自相似的环境，拥有相似的教育培训经历，他们的生活经历还是可能产生巨大的差异，而且其影响比以往社会出身作为决定一切的因素时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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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改变世人对于成功和失败的观念：如果谁在今天作为“单体化的人”而失败，自己要负全责；对社会条件导致失败的谴责将越来越难以被接受。相应地，人们取得的成功也应该完全记在个体的头上。洛桑瓦隆认为，如同“有一种不成文的法律，个体将被作为明星、专家或者艺术家被观察”，而且“个体的思想与判断将受到尊重，并且会被作为重要的、有意义的思想和判断得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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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在现代史开端，即在法国大革命之时，仍会遭到抨击和谴责的“寻求差异是残忍的疯狂”的想法，现在正逐渐成为生活的前提。那种确实存在的差异将再次成为社会的基础。我们在封建社会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当时，贵族认为自己享有特权，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特殊的存在，是“不可以混淆的”。到21世纪初，这种特权才被民主化了。我们希望一切都是独特而不可混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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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生是独特的，连死都是。这在那些大受欢迎的犯罪电视剧诸如《识骨寻踪》或者《犯罪现场调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特写镜头中充满了摆放诡异、令人恶心的尸体，还有可怕的剖尸方法，以及令人愤慨的犯罪手段。为什么还有上百万的观众观看这些电视剧呢？因为他们每晚都可以享受那种独特的人类身体——即使是作为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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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者的艺术在于，通过最细微的证据重现死者的生活。这些证据与尸体有关，它们越过死亡讲述了被害人的单体化生活。比如几乎无法辨认的单侧肩关节的磨损表明死者生前是一位网球运动员，体内含有某种稀有矿物质表明受害者来自异国他乡，某种谋杀工具上异乎寻常的印迹表明施暴者从事某种极端稀有的职业——身体会作为日记，记录人的生活。人将不再拥有共同的历史，躺在解剖台上的将不是一般的人，而是那种独一无二的人。从这些死者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自己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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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通常会被处置得令人作呕并且损坏到无法辨认，这样做只不过是想强调，单体的痕迹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毁灭的。我们能够辨认的并非只有外在形象，那些隐藏在我们的生活中的细节，往往只能用高级的方法破解。这也是微粒社会的一个标志：在微粒社会中，我们只能借助机器解释自己。那种由文化保守者提出的人与机器之间的对立早已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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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社会：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模式 新型社会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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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新的技术手段，我们不仅能够解释自己的身体，还能解释我们的语言、社会和历史。享誉世界的英国社会学家罗杰·巴罗斯和迈克·萨维奇在2007年曾提到过一场“经验社会学的危机”：“在解释社会现象时，我们将丧失作为社会学家的权威”，而将之拱手让给脸谱网、谷歌、保险公司与移动电话供应商。比起由财政供养的、躺在故纸堆里的社会学家们，这些大集团拥有更好的数据用来分析社会上正在发生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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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意调查研究者相似，社会科学家目前也几乎只依赖三种方法：民意调查、一年更新一次的政府统计数据，以及针对个别人物、地方或者事件的研究。社会科学家据此编织起来的认知网络非常粗略，但他们知道该怎么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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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今的社会将遭到完全不一样的解析，研究者们必须把他们一直运用至今的工具扔在一旁，发明新的、精度更高的研究工具。从数以十亿计的数据中可以提取出哪些结论？到底该如何处理这些数据？由此得出的结论又有多可靠？大学以及企业中的数据狂人目前正在摸索前进，试图探明新的社会轮廓。他们的摸索有时会取得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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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以及历史学家也可以利用新的微粒化的方法。最新的例子发生在欧洲大屠杀研究基地，在这个基地中，人们试图从电影、视频记录、纳税表单以及驱逐名单中重新整理被纳粹杀害的600万名犹太人的名字。目前仅有大约1/3的受害者的名字是我们知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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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经济学家前不久分析了超过4亿美国人以及他们的父母过去30年的纳税数据，以此研究美国的社会晋升机会是如何发展的。这项研究既有宏观把握又有微观深度探究，并且对孩子们的社会晋升机会做了非常细致的计算。研究显示，地区之间差异巨大，而且晋升机会尤其受制于种族隔离、收入不平等、所受教育的质量，以及孩子是不是在双亲家庭中成长。这些大量的微粒化的研究将会构成未来社会科学启蒙的基础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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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开始对文学作品进行量化研究。文学研究专家弗朗哥·莫雷蒂曾经在一篇不是很受欢迎，也没有引起很多讨论的文章中向他的同行指出，他们研究的不是所谓的“世界文学”，甚至连“西欧小说”都算不上，只是文学作品中极小的一部分而已——经典目录中的1%。除此之外，还隐藏着被人遗忘的黑色内容，那些伟大的、未曾被人阅读过的内容。莫雷蒂建议，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开发这个未曾被人阅读的世界，这种方式，他称之为“远程阅读”。从此，人们不用将书拿在手中，只需浏览它们的电子版本就可以了。这虽然和靠在舒服的椅子上进行的阅读不一样，却同样具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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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团队曾利用这种方式分析了1800年以后出版的超过500万种的英文书籍。他们另外查明，英语的词汇量在1950—2000年间有超过70%的涨幅：人们通常将文化和语言的衰落归咎于电子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虽然实际上那是最具创造性的时代（当然也因为许多新发明，从激光唱片到滑板鞋，都需要新的名称）。但是概念统计学家也发现，词语在语言运用中消失的速度再次加快：词语的突变与衍生速度因此提高了，这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证明语言粒度化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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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场革命发挥着权威影响的研究人员之一，也在推动大学的“解析—解体”。不管怎样，位于麻省理工学院的亚历克斯·“桑迪”·彭特兰的“实验室”看起来就是这样：这是一间摆放着巨大黑色皮质沙发的起居室，周围摆放着桌椅、电子器件、写着公式的活动挂板、干枯的植物，还有一条没有名字的狗。这家著名的、位于更加著名的“媒体实验室”旁边的“人类动态实验室”像一个世界大企业一样拥有预算，里面居住的是行为像15岁的书呆子一样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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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彭特兰的约见是模糊且集体性的，在采访期间，这个满头灰色卷发和满脸胡子的家伙还在和一些博士研究生或者其他的来访者进行若干私下的交谈。沙发旁边的微型办公室内坐着雇员，他们用自己的计算方式重新创造着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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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手机的数据中计算出使用者的运动模式和朋友圈，是彭特兰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还和韦伯一起开发了“社会测尺”）之一。“数据都是经过严格匿名处理的。”他强调说。这些研究改变了他对社会的看法。“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都错了，或者至少他们都只说对了答案的一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谈论的是关于市场和阶级的概念，而这些概念都是集合，是平均值。”它们对于彭特兰来说是没有价值的。他看到的是一个“社会物理学的新时代”的兴起，多达百万或者数百万种行为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些行为造成了“阿拉伯之春”或者股市崩溃。“我们必须转向这些新的行为模式，这些微型模式，因为它们不再简单地像社会传统理解中的那样被视为一种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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