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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社会：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模式 从鬼脸到幽灵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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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抵抗都是由个人发起的。亚当·哈维想出了一个最具创意的防御措施：在他的网站“CV Dazzle”上，他介绍了能够误导人脸自动识别程序的发型和妆容。遗憾的是，这些发型和妆容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是难了点。有一种发型包含了至少三种颜色，还有一缕以深蓝色为主、又长又密、一直垂到下巴的头发，此外脸颊上还要补上一条又粗又黑的黑线。其他还有垂在脸前的某种由头发编成的网格，或是卷成蜗牛壳状、盘在鼻子周围的发髻。哈维将这些作品称为鬼脸。无疑，这样的方法不是很实际，这或许也和哈维是个艺术家有关，他并不太在意常规。他更想做的是用他的行动，让人们注意到无时无处不在的监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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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CV Dazzle”的原则是最受欢迎的掩护方法之一：通过错误或是偶然的信息进行误导。让自己隐身的一种可行的方法是，制造尽量多的数据——无关紧要的数据。我们中的更多人或许是从电影《偷天游戏》中的小偷那里得知这种方法的。在影片的结尾，穿西服戴礼帽、打扮不俗的小偷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偷走了一幅珍贵的画作。他之所以能逃脱，是因为（小心剧透）他雇了上百个和他装扮得一模一样的人进入博物馆——警方在一众嫌疑人中生生错过了真正的作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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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小程序TrackMeNot的工作原理也是类似的。它会自动不定期地向搜索引擎如谷歌发送随机提问。它的目标不是使数据量最小化，而是相反，它要使数据膨胀起来，而将用户真正的提问隐藏在由“幽灵提问”制造的问题云中，以此掩盖用户的数据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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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使用连锁超市或百货商店顾客卡的消费者也采取了类似的处理方法。他们互相交换卡片，由此形成了一张复杂的、覆盖全德的交换网，在这个网络中顾客们互相寄送卡片。这样一来，他们一边能享受卡片带来的好处——低廉的价格，同时又能通过别人的购买行为模糊自己的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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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的一个策略则寄望于阻断某些数据流。从尽可能少地使用数据服务的劝告，到同样被安装在浏览器中阻断所谓“tracking cookies”（网站经营者或在网站插入广告的第三方公司放置在用户电脑中的小文本文件）的附加程序如Ghostery和DoNotTrackMe，都属此类。流行的还有遍及全球的网络反监控软件Tor-Netzwerk，它可以使电子邮件往来和上网时产生的连接数据匿名化。然而，即便是这样的软件也有了已被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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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而隐秘地进行着的还有日常生活中许许多多的阴谋破坏行为。有一段时间，伦敦证券交易所门前的GPS信号每天都会忽然消失约10分钟。车内的自动导航系统会失灵，证券所里的交易商们则会担心他们金融交易的时间戳，因为其运行全赖GPS系统。调查表明，阻断信号的或许是一位邮车司机，他想以此获得10分钟摆脱雇主监控的时间。这些GPS干扰发射器（大部分都是非法的）只要几欧元便可买到，却通常可以阻断几百米范围内的信号，大概已被大部分的邮车司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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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卡车司机也采取过类似的做法，他们在行驶途中也会受到不间断的监控——卡车司机追寻自由的梦想，受到了强大的数据中心以分钟为间隔的监视。然而抵抗的精神一直蠢蠢欲动：一些司机将系统“黑掉”，在上面玩起扑克。他们称其为“玩弄系统”，即戏耍强权。在未来，将会有更多这样对付系统的把戏——以及“系统”强有力的对策。监视者与被监视者之间的军备竞赛，早就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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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小而松散的团队如Cypherpunks或Anonymous则有另外的抵抗形式。它们使网页瘫痪（比如在万事达卡和维萨禁止了对维基解密的支付以后，它们的网页就被弄瘫痪了），攻击伊朗和津巴布韦的政府网站，或是以抗议占领为名、用自动提问淹没网页的方式封锁法兰克福的城市官网。这类事情会使我们认识到，黑客们无疑已经存在于数据世界当中，并且不在少数。而另一方面，这样的举动几乎只能通过媒体的放大器作用才能为我们所感知。就其自身而言，它们能起到的作用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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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而广泛的抗议形式，微粒社会至今还未发展出来，不过这或许不难想见。一个对数据量需求极大的物流商，如果在圣诞期间碰上顾客大量撤单，那么他将不得不承受压力（据说已经有在线贸易商在以这种方式互相斗争了）。搜索引擎的服务器对数据进行的处理是可疑且不透明的，搜索器会完成这些工作。哪怕只有一个反对社交网络的集体抗议日，都能引发巨大的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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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奇怪的是，这样的情况至今都未出现。网络好像——这只是初步的估计——更容易使人单体化，而非使人集体化。它虽使人连接，却不使人行动（虽然连通，却不移动）。相应地，集体行为在微粒社会中的未来也就看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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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也与在网络中的组织形式还没有被广泛研究有关，甚至连一个明确的概念都还不存在。虽然存在产消合一者和人群、蜂群和电子社区之类的说法，但这背后的真正含义，我们还不清楚。清楚的只是这些新的社会形式“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其赖以产生的技术的基础结构紧密交错在一起。微粒化的技术孕育生产着微粒化的、尚未被理解的组织形式，而这些组织形式同时也体现了目前存在的不足之处：单体化的混乱抵抗虽然是目前民众针对数字化追踪的最好办法，但缺乏保护用户免于监视伤害的有效制度也是事实。为此必须有国家的参与，然而目前的国家并不怎么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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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社会：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模式 微粒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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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年纪尚轻，却已经有了一段悠长而错综复杂的历史。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互联网带给人们的兴奋感最强的时期，约翰·佩里·巴洛在他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中强势地对国家机器喊道：“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困倦臃肿、肉与钢的庞然大物们，我来自虚拟空间，新的精神家园。我以未来之名劳烦你们这些明日黄花，别来打扰我们。你们在我们这儿不受欢迎。在我们的地盘，你们没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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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开始赞美这个自由的、不受审查的、由非实体的位与字节组成的世界的优点，人们在这里相聚，“不用害怕被噤声或被强求一致”，没有对种族、宗教和地位的尊崇。而后他以向往的语句结束：希望这个我们创造出的世界，“比那个政府们建立起来的世界，更加人性、更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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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预言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人们的确在这个虚拟的空间相聚，他们找到了新的交流途径，偶尔种族和宗教在这里也确实变得不再重要。但是恐惧没有退去。政府也并未让网络中的人们自由自在。完全相反，政府才是数字化最大的受益者。工业社会的老东家也是微粒社会的新东家。这些“困倦臃肿、肉与钢的庞然大物们”养得肥肥的，清醒地在虚拟空间里四处游弋，张着血盆大口吞食着数据。它们找到了一种新的食物来源，以满足它们对民众信息的饥渴。虚拟空间降格成了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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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的空间里，各个国家无理地要求着过度的特权，以民主管理的名义派出了许多间谍。对这种推测的最后一丝怀疑也随着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美国、英国以及众多其他国家的特工组织正在广泛地监视着所有的数字化交流而不复存在。最大的数据丑闻以及对隐私最严重的侵犯至少不是出自公司（即使它们当中的许多也令人恶心），而是来自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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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这个简单的真相，对许多人来说非常困难。比如在2014年夏天过世的《法兰克福汇报》的主编弗兰克·施尔玛赫，他就一再地作为对国家忠心耿耿的保守派而出头，将责任推给数据公司。他在一篇文章中列出了特工组织的一些不当行为，之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强调特工组织的特殊制度权力的确很重要，同等重要的，是认识到它们自身也只是全球化和集中化的监控市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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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国家的罪行就变成了市场的过失：好像是马克·扎克伯格而不是奥巴马领导着美国国家安全局；而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肯定也乐于撤回他的特工，但是市场将恶行强加给了他。数字化的侦查就这样被权势者高明的道歉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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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将国家视作微粒社会的核心危害至关重要。在与国家权力打交道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传统问题，如今披着最新的技术外衣再次出现：比如美国国家安全局对全地区的监视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民众进行窃听和控制的尝试，它从根本上说并不新颖，只是采用了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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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们在此利用了大型数据公司如谷歌或脸谱网的基础设施，并和这些公司一起成长为数据工业社会中的复杂怪胎。无须深入了解数据公司，你也能看出其与国家机器的巨大差异：谷歌的员工不会在午夜3点去敲嫌疑人的房门，押走他或者未经审判就将其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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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核心问题在于，只有政府才能有效地保护民众免于监视的伤害，但政府对此的关注度有限。这种盛行的双重标准也在欧盟于2012年公布的针对数据保护改革和协调的建议中体现出来。建议对于加强数据保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同时国家被视作例外。与预防、调查、说明和惩戒犯罪行为稍微沾边的机构，都和“国家安全”工作一样被略过不提。令人惊奇的还有，欧盟数据保护机构以及欧盟委员会不必遵守数据法，而它们却将其加之于所有其他人。此外，建议中的欧盟数据保护机构不受宪法约束，并且可以施行并无合法依据的惩罚。联邦宪法法院法官约翰内斯·马辛分析称，这或许会取代德国数据保护法的建议，“基本法里的基本权利……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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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将这些举措和明显的数据渗透计划联系在一起看。欧盟正在建造两个巨大的个人数据存储器，即全欧范围的警方数据库以及出入境管理系统，这二者都不受数据保护规定的限制。智能预警系统如INDECT的开发也在推进当中，这套系统将公共摄像头、社交网络、互联网上发表的内容和许多其他来源的信息搜集到一起，对之进行分析，如果发现对公共安全的威胁，它将自动发出警报。此外，许多国家也在致力于其他侦查系统的开发，例如Mautbrücken，其能获取汽车牌照、车主和其他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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