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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社会：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模式 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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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年左右，美因茨的金匠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活版印刷术，这是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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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与人们普遍认为的活字印刷术带来了很多好处的想法完全相悖。普遍的想法是：活字印刷术使得知识的传播成为可能，人们开始阅读和受到教育，书籍为科学的普及铺平了道路，并有利于打破教会的垄断。最后启蒙运动开始了，并将人类从他们“咎由自取的不成熟”中解放出来。这是人类夏天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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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不错，但是有些太悦耳了。首先，活字印刷术把社会推入了一场巨大的危机之中，并且强迫它重新描述基础概念和人类形象。这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古腾堡的发明在今天又重新重要了起来：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场新的媒体灾难，所以短暂地回顾一下历史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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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古腾堡发明的活字的帮助，中世纪的社会明显可以产出更多的观点、更多的宗教见解、更多的矛盾、更多的争论、更多的分歧，这些已经超出了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书籍、论战性的小册子、传单、论文、讽刺作品组成的洪流滚滚而来，到达了一个无法估量的地步。在50年的时间里，有30 000本书被印刷了1 000万次——这些书被投入了这样一个社会：在那之前，这里仅有少量的手抄作品，整个社会依赖于一套约定俗成的标准。在这个社会中也有过争论、分歧和多样性，但是在规模和深度上，这些争论和印刷革命之后充斥整个社会的意见分歧的浪潮是根本无法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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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基础架构没有做好迎接这些新的改变的准备工作。社会学家们提到交流和意义供应的“过剩”，当时每个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过剩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信息和新的知识太多了，对所有人提出了苛求；二是出现了一种新的信息形式——突然间所有之前沉默的人都发出了声音，由教会和贵族组成的等级制度陷入了困境。所有人都可以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是因为他可以使用一台廉价的印刷机。此外，所有的一切突然变得可以比较了：人们只需要将书放在一起。人们可以相信哪一本书？可以驳倒哪些？依据哪些标准？有了这些不知疲倦的权衡，不久，一个概念变成了现实——“批判”。从此以后，为了得到一个有意义的评定，每个人都必须“批判地”追问所有的意见。社会被这种批判淹没了，被由此产生的战争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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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几百年之后，过剩的问题才被解决。新的机构，例如议院、大学、宗教团体出现了，但更重要的是，人的形象有了改变。人现在被要求在过剩的思想里掌握主动权。批判是主动权的一部分，还要有一定的复原力，目的是使人能够忍受社会持续的不稳定，并且在喧闹躁动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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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我稳定的一种形式我们已经了解了，那就是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因为我一直在思考克服过剩的问题，所以我保证了自己的存在。这是一种聪明的形式：把问题作为解决方法的基础。第二种自我稳定的形式是理性主义：它将思考称为“理性”，从此以后要求每个人都要成熟起来，也就是负起责任，在混乱的观念里进行理性的选择。人类改变了对自己的解释：从此以后，人类会在批判的洪流中不断成长，成为主动思考的、自由的存在。印刷术革命诞生了一种新型人类，这种新型人类知道如何应对这样的改变，因为他本身就充满了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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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我们正在经历另外一场媒体革命。我们再次需要一种新的人类形象。社会学家迪尔克·贝克尔理智地写道：“就像活字印刷术要求一个修订版的人类一样，计算机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也会被过剩的交流纠缠，这一次参与其中的不仅是所有人，还有机器。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交流过剩。它使用隐藏的算法进行那些我们无法理解的论证，不断给出可以决定我们生活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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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的沟通无处不在。网上的每篇文章，在被我们读到之前都被搜索引擎读过。机器将每个在脸谱网上发布的消息分类在不同的时间轴里。编程人员所做的，也只是明确地为机器设定好程序。机器一直在分散和改变我们的交流沟通，并对其分类。它们也在产生额外的沟通。很久之前，机器就在以超出人类交流总量的数量等级进行沟通：不久后将有大约500亿台技术仪器发出和接收数据，这些仪器会发出我们听不到的巨大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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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现代理性主义如今帮不上什么忙了：理性的测试过程持续的时间太长了，太浪费了。“批判”的前提是对方也“具有批判能力”——数字化设备是这样的吗？传统意义上的教育也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它是以知识的稳定性（一种规则、一种教育标准）为前提的，然而这一特点在粒度社会中被模糊化了。理性主义和现代的策略与方法不再起作用了。我们又站在了中世纪印刷机开动时我们曾经站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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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在该怎么办呢？人们可以以哲学的方式应对，就像布鲁诺·拉图尔以及“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和“延展心灵论”的思想者所认为的那样。人们也可以十分实际地应对。这种情况已经大量出现了，但是大多没有像在变革中心出现的那样具有启发性。或者，就像很多人认为的一样：更具代表性的变化发生在邪恶的中心——谷歌、脸谱网和其他的高科技公司。人们最好从这些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开始，因为在那里能够得知一个充满机器的世界需要哪种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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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兹洛·博克在数年前就开始了这种计算。为此，这位谷歌人力资源总监遵照谷歌的哲学，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构建了一个能够显示理想雇员特点的数据模型。而这些特点和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所认为的优秀雇员应该具备的特点是非常不一样的。例如博克放弃了至今为止评判求职者质量的最重要的标准：大学毕业成绩。博克说，大学毕业成绩是不重要的。“大学学业的成功和工作中的效率毫无关联。”不仅成绩是不相关的，大学学习本身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至少，谷歌的非大学毕业雇员的数量一直在增长。这意味着拥有5万多名雇员的、世界上要求最高的技术公司越来越多地放弃了正规的教育。博克的部门每年会收到250万份求职申请，在这之中有5 000—7 000人会被聘用，也就是每周大约会有100个新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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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甚至专业知识对博克来说都不是决定性的：“它对我们来说是最不重要的因素。”因为非专业人士往往能够更好地找到新的解决方法，而且这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脸谱网的做法更加激进：这个拥有将近6 500名雇员的相对较小的公司在聘用雇员时从不考虑雇员的专业领域和求职意向。他们寻找的只是聪明人——之后再为他们匹配合适的工作。另外，所有的软件工程师最迟在一年半后都要进入另外一个团队，接手新任务，包括他们不了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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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传统专业领域的轻视有一个简单的原因：这些公司正在寻找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东西，而那是没有专业领域的。博克说：“我们需要的是乐于回答没有明显答案的问题的人。”就像在现代社会中，将已知的知识串联起来，在此基础上创造出解决方法——这不再是重要的了，重要的是抓住机会回答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所以公司想要的不是具备知识的人，而是没有知识的人；不是那些只会动用已有的认知资源的人，而是那些按照情境重新排列这些资源的人。“具有决定性的，”博克说道，“是不断学习新知识的能力，是将不同类别的信息颗粒联系在一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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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能力其实是微粒化的。它不仅要求更多的知识，也要求更多的应激性，以使自己能够受到事物和情境的启发，拥抱各种可能性。能够在沟通过剩的情况下将这种应激性保持下去，有创造性地将其转向，这才是新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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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领域都需要这种能力。文学家史蒂芬·拉姆齐在他的专业领域发现了一个类似的现象。在文学研究者中，传统的原则依然存在，按照这些原则，人们必须阅读几百本伟大的书籍才能成为专家。人们必须在脑袋里记住所有时代中最好的100本书，这就是原则。但是如果我们根本没有读过其他书，我们怎么能确定选择的这100本书就是最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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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拉姆齐问道，是不是遵循“Screwmeneutical Imperative”的原则更聪明些呢？这是一个具有多种含义的文字游戏，中心意思是：阅读很多的新书并弄清楚怎样把它们联系起来，要比阅读少量的、规定好的书更有意义。“我们能否想象一个这样的世界，”拉姆齐问道，“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不指望从其他人那里得到标准的知识，而是会相互询问‘嘿，我找到了这些书，你找到了哪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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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听起来非常随意，却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知识的积累速度和规模合乎逻辑的结果，也是微粒化的结果。此时的规则就像拉姆齐说的那样：“书太多了，可我们的时间太少了。你的责任不是去读所有的书，而是承认每一条穿越书籍档案的道路都是重要的——把这条路作为对其他人的邀请，与他们取得联系。去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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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具有决定作用的不再是一个知识点是不是对的，或者它是否归属于一个系统，而是它是否有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微粒化的要求：寻找联系，继续前行——虽然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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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理性的计划和现代的理想关系不大。我们被迫“在没有坚定的决策基础的前提下不断行动”，媒体哲学家温迪·楚这样写道。这或许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都感到不踏实的原因之一，虽然他们的“客观”情况要比以往更好，福利国家至少保证了基本的物质供应。如今，像“不稳定”和“不安全”（我们甚至不清楚这样的不安全感来自哪里）等的概念传播开来。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概念是和物质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其背后往往隐藏着沟通的缺乏或者对沟通产生苛求的情况。我们很乐意谈到知识社会，但这是一种美化的说法。实际上，我们必须提到一个非知识社会。汉斯·乌尔里希·古姆布莱希特是一位斯坦福大学的德国学者，他这样描述这个结果：“人们不再提前计划，而是快速反应，相信自己的直觉，持续地对环境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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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在挑选员工时特别注重这种能力，这个过程不像以前那样麻烦，之前每个候选人都要通过11轮面试，虽然现在仍需经过4轮具有挑战性的面试。作为补充性的才能，拉兹洛·博克还提到那种能够快速投入一件事同样也能快速从中走出来的能力，以及谦恭。“我们这里最成功的是那些意志坚定的人，还有为他们的信念奋斗的人。但是他们也要在改变了的信息环境下修订他们的判断。一个人身上同时需要一个很大的和一个很小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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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多方面来讲一个应激性很强的人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生物。他应该同时是艺术家和死板守旧的人，他要有天马行空的头脑，还应该是可以信赖的典范。这在谷歌也有所体现。因为在实现所有的创新渴望的同时，这个搜索引擎还必须像发条一样运转，每天为60多亿条询问提供有用的回答。博克说：“谷歌的成功既在于创造性的混乱，又在于精确的产出。”这两者应该由同一群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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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机器的交流要求能够不断地面对新的惊喜，将知识颗粒不断地重新组合起来并且在不能预知的情况下做好准备——目的是“为没有明显答案的问题寻找答案”。但是机器同时要求一种近乎“非人的”精确性，一种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操作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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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高空走钢丝般的行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失败。失败不再是例外，而是肯定会发生。因此来自硅谷的一种对于失败的积极态度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就不是偶然的了。数字化公司的企业家们在会议上报告他们的失败，而人们在这些会议上欢庆这种面对失败的积极态度。一个由韩国人和芬兰人组成的团队想要将每年的10月13日设为国际失败日。此外，还有失败研究所和失败联欢会，甚至世界银行都举办了内部的失败展览；书籍以“更加聪明地失败”或者“失败的力量”命名；私人教练致力于使人们积极看待其所遭遇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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