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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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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对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进行分析之前，先有一篇方法论性质的导论。在其中，我试图以明白而系统的方式，阐明这项工作赖以确立的解释原则。在阅读代表19世纪欧洲史学思想的经典著作时，我发现很显然，要想将它们看成是历史反思的表现形态，就需要一种有关历史作品的形式理论。我在导论中便尝试提出这样一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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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理论中，我将历史作品视为叙事性散文话语形式中的一种言辞结构，正如它自身非常明白地表现的那样。各种历史著述（还有各种历史哲学）将一定数量的“材料”、用来“解释”这些材料的理论概念，以及用其来具象表现假定在过去时代发生的各组事件的一种叙述结构组合在一起。另外，我认为，它们包含了一种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一般而言是诗学的，具体而言在本质上是语言学的，并且充当了一种未经批判便被接受的范式。每一种特殊的“历史”解释都存在这样一种范式。在所有比专著或档案报告范围更广的历史著作中，这种范式都发挥着“元史学的”要素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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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绘一种历史记述展现的不同层面，以及构造一种历史编纂风格类型学时，我用的术语可能令人眼花缭乱，但我首先确定了历史作品的显性——认识论的、美学的、道德的——维度，随后才进入这种理论工作所发现的历史作品隐性的、未经批判而认可的更深层。我与其他分析历史著述的人不同，我不认为历史作品“元史学式”的基础结构明显地由理论概念构成，史学家用这些概念赋予他们的叙述一种“解释”的模样。我相信，这些概念涵盖了作品的显性层次，因为它们表现在文本的“表面”上，并且通常比较容易辨认。不过，我区分了三种策略，史学家可以用它们获得不同类型的“解释效果”。这三种不同的策略我分别称之为形式论证式解释、情节化解释和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在这每一种不同的策略中，我又识别出四种言说模式，史学家可能用它们来获得某种特殊性质的解释效果。就形式论证而言，它们是形式论、有机论、机械论和情境论四种模式；就情节化而言，它们是浪漫剧、喜剧、悲剧和讽刺剧四种原型；而就意识形态蕴涵而言，它们是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四种策略。种种模式的一种确定组合包含了某一特定史学家或历史哲学那种我称为历史编纂“风格”的东西。我在对19世纪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研究中，将设法说明这种观点。我研究的历史学家有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历史哲学家有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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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这种种不同的风格彼此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史学思想的单一传统的诸要素，我不得不假设一种深层意识，在此层面上，史学思想家选择了概念性策略来解释或表现他的史料。我确信，在这个层面上，史学家表现出一种本质上是诗性的行为。他预构了历史领域，并将它设置成施展其特定理论的场所，他正是用这种理论来说明在该领域中“实际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这种预构行为可能采用许多形式，这是一些用它们得以形成的语言模式来描述的类型。循着上迄亚里士多德，下至晚近的维科、近代众多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解释传统，我用四种诗性语言的比喻名称来称呼这些预构类型，即：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既然这种术语很可能使多数读者感觉陌生，在导论中，我会说明为什么要这样用，以及我将如何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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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鉴别和说明19世纪欧洲历史意识的主要形式之外，我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要在历史学和历史哲学中确定那种任何时代都在使用的独一无二的诗学要素。人们常说，历史学是科学和艺术的一种混合物。但是近来，当分析哲学家成功地澄清了在何种程度上历史学可能被视为一种科学时，对历史学艺术成分的关注却不多见。通过揭示出一种特定的历史学观念赖以构成的语言学基础，我试图确定历史作品不可回避的诗学本质，并且具体说明历史记述中令其理论概念被悄然认可的那种预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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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具有赋义作用的预构（比喻性）策略基础之上，我假设了四种主要的历史意识模式，即隐喻、提喻、转喻和反讽。这些意识模式中的每一种都为一种与众不同的语言学规则提供了基础，以此来预构历史领域，并且，在此基础之上，能够用特定的历史解释策略来“说明”它。我认为，对于19世纪公认的史学思想家们而言，通过阐明充当其作品基础和指导的不同比喻方式，他们就能被人理解，并且，作为一种共同研究传统的实践者，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能建立起来。简而言之，我的看法是：占主导地位的比喻方式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语言规则，构成了任何一部史学作品那种不可还原的“元史学”基础。并且，我认为，在19世纪史学大师著作中的这种元史学因素构成了种种“历史哲学”。这些“历史哲学”暗中支撑起这些著作，若没有它们，大师们绝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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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要说明的是，19世纪主要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的著作，与他们那些被称为“正统史学家”的同伴（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的著作相比，只是侧重点不同，而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只不过在史学家那里始终是暗含着的东西，在历史哲学大师的著作中则呈现在外，并得到了系统的论证。最重要的历史哲学家也是（或近来被发现是）一流的语言哲学家，这并非偶然。因而他们能够多少自觉地领会19世纪史学公认的“科学”理论源头处那种诗学的，或至少是语言学的基础。当然，这些哲学家设法使自己免于遭受语言决定论的批评，他们也以此声讨其反对者。然而，在我看来，无可辩驳的是，他们都理解我试图论证的精要之处，即，在任何尚未还原（或提升）到一种真正科学地位的研究领域中，思想依旧是语言模式的囚徒，在这种模式中，它设法把握住栖息在其感知领域的对象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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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对19世纪历史意识的研究，可以得出的一般结论大体如下：（1）既是“正统历史学”，则同时必定也是“历史哲学”；（2）史学的可能模式与思辨历史哲学的可能模式相同；（3）这些模式实际上分析起来又是先于它的诗性领悟的形式化，并且是对特殊理论通常赋予历史记述某种“解释”模样的认可；（4）没有哪种确定无疑的理论基础能使某人正当地宣称一种权威性，从而认定某种模式比其他模式更具有“实在性”；（5）以上的逻辑结果便是，我们反思一般性历史的任何努力都被约束在彼此竞争的解释策略中选出的某一种中；（6）由此推论，选择某种有关历史的看法而非选择另一种，最终的根据是美学的或道德的，而非认识论的；（7）最后，对史学科学化的要求仅仅表达了对一种特殊的历史概念化形态的某种偏好，其基础要么是美学的，要么是道德的，而它在认识论上的论证仍然有待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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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按19世纪史学思想大师的著作出现的顺序进行分析时，我努力指出，他们的思想展现了在一般诗学语言中对历史领域进行比喻性预构的各种可能性。在我看来，对这些可能性实际上的阐发将欧洲史学思想带入精神上的反讽情形中。19世纪末，这种情形感染了史学思想，人们有时也称其为“历史主义的危机”。以这种“危机”作为其现象形式的反讽依然长盛不衰，从此成为职业历史学的主流模式，也深植于学术界。我认为，这可以解释以下两个现象：其一，现代学院历史编纂学的优秀代表在理论上的迟钝；其二，20世纪的文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对一般历史意识的不可胜数的反抗。我期望本书的研究既能澄清这种理论迟钝的原因，也能说明这些反抗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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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不可能注意不到，本书正是采用了一种反讽模式。但是，点明反讽的反讽却是有意识的，由此它代表了一种针对反讽自身的反讽意识的转向。如果它成功地证明了当代史学思想中如此之多的怀疑论和悲观论都根源于一种反讽式的精神结构，并且，这种精神结构仅仅只是人们在见到历史文献之前就能够采取的诸多可能姿态中的一种，那么，人们就能为拒斥反讽自身提供一些理由。于是，重构历史学的道路也将得到部分的清理，重构后的历史学作为一种学术行为，它所关注的东西将同时是诗学的、科学的和哲学的，这就如在19世纪历史学的黄金时代中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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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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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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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19世纪欧洲的历史意识史，它也是为当前有关历史知识问题的讨论而作。这样，本书既提供了史学思想演进过程中一个特定时期的发展报告，也提出了一种被称为“历史的”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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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思考指什么？另外，研究所采用的特定历史方法，其独特性又是什么？整个19世纪，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一直都在争论这些问题，但争论假定的情形通常是他们能够获得明确的解答。“历史”被视为一种经验的特定模式，“历史意识”是一种思想的独特模式，而“历史知识”则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范围内的一块自治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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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20世纪，思考这些问题是在一种多少有点缺乏自信的心情下进行的，人们担心这些问题不可能得到最终的回答。欧洲大陆的思想家，从瓦莱里、海德格尔到萨特、列维——斯特劳斯和米歇尔·福柯，都严厉地质疑这种特定“历史”意识的价值，强调历史重构的虚构特征，并且挑战历史学在科学中争取一席之地的做法。[1] 与此同时，英美哲学家就史学思想的认识论处境与文化功能进行了大量论述，这些论述总体而言，是要证明历史要么是严格的科学、要么是纯粹的艺术这一说法很值得怀疑。[2] 这两条研究路线的结果给人造成了这样的印象：自19世纪伊始，西方人引以为荣的历史意识可能不过是意识形态立场的一种理论基础。据此，西方文明不仅能评论自身与先前的文化和文明的关系，也能评论自身与时间上同时代、空间上相毗邻的事物之间的关系。[3] 简而言之，我们有可能将历史意识视为一种确切的西方人的偏见，现代工业社会的假定的优越性依此而可能得到回溯式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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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对19世纪欧洲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所做的分析，意在为当前有关历史知识的性质与功能的争论提供一种新视角。它在研究的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方面，力求分析19世纪欧洲公认的史学大师的著作；另一方面，则分析同一时期主要的历史哲学家的著作。其大致目的是，确定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实际出现过的不同历史过程概念的家族特征。另一个目的是，确定那个时期历史哲学家可能用来证明史学思想的各不相同的理论。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我将把历史作品看成是它最为明显地要表现的东西，即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一种言辞结构。它声称是过去的结构和过程的一种模型或具象，意图通过描绘来说明它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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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来，我的方法是形式主义的。我不会努力去确定某一个史学家的著作是不是更好，它记述历史过程中一组特殊事件或片断是不是比其他史学家做的更正确。相反，我会设法确认这些记述的结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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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个过程将证明，集中研究具有杰出成就的史学家和哲学家非常有益。他们在构思历史的可能方式这一方面始终是公认的榜样。这样的史学家有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与布克哈特；哲学家有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在研究这些思想家时，我对哪一位的做法表现出历史研究最贴切的方式不下定论。作为历史表现或概念化可能的楷模，这些思想家获得的地位并不依赖于他们用来支撑其概括的“材料”的性质，或者用来说明这些“材料”的各种理论，它依赖的不如说是思想家们对历史领域相应的洞见中那种保持历史一致、连贯和富有启迪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驳不倒他们，或者也无法“撼动”他们的普适性，即便求助于随后的研究中可能发现的新材料，抑或确立一种解释构成他们表述和分析之对象的各组事件的新理论，也都无助于此。作为历史叙述和概念化的楷模，这些思想家的地位最终有赖于他们思考历史及其过程时，那种预构的而且是特别的诗意本性。所有这些，正是我设想对19世纪的史学思想研究做一种形式主义考察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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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情况立即显示出，这些思想家撰写的著作，就历史过程的同一个片断和史学思想的任务这两方面而言，表现出了一些可以选择的，甚至表面上互相排斥的概念。若将他们的著作纯粹视作言辞结构，这些著作似乎就具有迥然不同的形式特征，并且是以根本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解释着同一组材料的概念术语。例如，在最表层，一位史学家的作品本质上可以是历时的或依次进行的（强调历史过程中的变化和转换），而另一位史学家的著作则可能是共时的或形式上是静态的（强调结构上的连贯性）。再者，某位史学家可能认为他的使命是以一种抒情的或诗意的方式，重新激发起往日的时代“精神”；另一位史学家则可能认为其任务在于透过事件本身，发现某个特定时代的“精神”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的或现象的形式，从而揭露出它的“规律”或“原则”。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另外一个根本的差别。一些史学家首先将其作品设想成对当代社会问题和冲突具有启发性的作品；而其他人则倾向于压制这种现实主义的关注，而是努力确定过去已知的某个时期与他们自身所处的时代在多大程度上有所不同，这看起来像是一种常见的“好古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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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若将19世纪史学大师所著的历史纯粹看成是形式上的言辞结构，就“历史作品”应该包括什么这一问题，它们会展示出极为不同的观念。这样，为了鉴别19世纪产生的史学思想不同类别的家族特征，首先必须弄清楚“历史作品”的理想类型结构可能包括些什么。一旦明白了这种理想类型结构，我就有了一个标准来决定，在任何一部特定的历史著作或历史哲学著作中，我若致力于辨别其独特的结构要素，哪些方面必须加以考虑。史学思想家描绘这些要素，并且将它们置于一种确定的叙述中，以便获得一种“解释的效应”。通过追踪这个过程中的变化，我将能够依次说明研究的这个时期中历史想象深层结构的根本变化，进而，这又会允许人们根据该时期不同史学思想家的共同身份，将他们描绘成一个与众不同的话语世界中的参与者。在这个话语世界中，不同“风格”的史学思想都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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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著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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