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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艺术和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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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时常忽略了，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全书》和《美学》中讨论历史作品以及整个的历史学（与历史哲学相对的历史学）问题，比他在《历史哲学》讨论的更为充分。他在《历史哲学》中意图建立的历史“科学”，用他的概念化方式来说，是一种后历史意识的产物，是对实则由“反思的”史学家所写的著作进行哲学反思后的产物。然而，在《美学》中，黑格尔详细阐述了他的历史写作自身的理论。他把历史写作看成言语艺术中的一种，因而认为它受到审美意识规则的影响。这样，思考一下黑格尔在其文本中就历史写作和历史意识说了些什么，藉此作为阐明其“历史撰述理论”中特定内容的一种方式，这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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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格尔《美学》第三部分中，他探讨了言语艺术。一开始，他描述了一般诗歌表达的特征，随后在诗与散文之间划出界线。他认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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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采用精致散文艺术形式的言语更为古老。它是对真理最初地富有想象的领悟，是一种至今还不能在特殊客体中将普遍从其活生生的存在中分离出来的知识形式。这种知识形式迄今为止没有对比规律与现象、目的与手段，抑或在服从人类理性的过程中将此者与他者相互联系起来；而是完全在他者之中并依靠他者理解了此者。［IV，第22页（德文版，第240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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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作为知识形态的这种特征恰好与维柯说的一样，也就是说，它把诗视为一种对世界的隐喻式理解，其自身之中包含了一种潜能，能分别产生其他比喻性的还原和扩充模式，如转喻、提喻，以及反讽。稍后，黑格尔说：“这种理解、修饰、表述模式的特征自始至终都是纯粹理论的（rein theoretisch）。诗歌的对象不是事实本身及其冥想之中的存在，而是建构（Bilden）与言说（Reden）”（同上，［第241页］）。他继续说道，在诗歌中，被表达的事物只是简单地被使用，从而实现言辞“自我表达”的理想。随后，他以希罗多德写的押韵文字作为对事件进行诗意描写的例证，该文中，希腊人为了纪念铁尔摩披莱战役这一历史事件中的死难者，在碑铭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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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四千人来自伯罗奔尼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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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thousand here from Pelop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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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与三百万敌人搏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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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st three million once did 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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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历史》，第七卷，第228节，第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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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指出，这对押韵句的内容是个简单的事实，即四千伯罗奔尼撒人和三百万敌人在某个确定时间和空间进行战斗。然而，这对押韵句的关键之处在于碑铭的“写作”，它“向世人及子孙后裔传达历史事实，再无其他目的”（《美学》，第23页［第241页］）。该表达模式是“诗化的”，黑格尔说，这是因为铭文“向自己证实了一种创造［a poiein］”，它以其朴素性传达了内容，并且同时“带着一种明确的目的”表达这一内容。黑格尔继续说，体现这种观念的语言“有了这种增加了的价值”，以至于“尝试着与日常言说区分开来”，于是“我们就有了一对押韵句，而不是一个普通句子”（同上）。这个句子较之以简单散文体对发生在某一既定时间与空间的事件而进行的表述，其内容的呈现要更生动，更富于即时性地自我表现。对同一事件进行一种“散文式”的表述将使内容如旧，但不会形象地为那种内容与形式的紧密联合，而人们承认那种联合正是一种确定的诗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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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论证，散文式的言说预先假定了一种“平淡无奇”的生活模式，应该假定这种模式是在经过了言说是“诗意的而又没有［自觉的］目的”的人类意识阶段之后发展而来（同上）。散文式语言先假定一种后隐喻意识的演进，它“通常思考的是有限的环境和客观的世界，即科学或认知的有限范畴”（第24页［第242页］）。散文式表达形成时的世界应该假定为这样：其经验都成了原子式的并与其理想性剥离，失去了能够即刻被领会的意义，毫无丰富性和生动性。为了抵制这种原子事实与因果决定的威胁，意识建立起理解世界的第三条道路，即“思辨思想”，它“不再满足于理解的概念与推论特有的区别和外在联系”，而是“将它们连贯成一个松散的整体”（第25页［第243页］）。这样，提喻设计了一个“新的世界”，这就和依靠转喻词汇理解的世界正相对，并且也成了它的对立面。但是这个新世界只存在于意识中，而不是现实里（或者至少不能触摸到它的存在），因而意识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将这个新世界和具体事物的世界联系起来。黑格尔总结道，通过用特殊来描述普遍，以及用具体来描述抽象，以使存在于思想中的世界与具体事物的世界和谐一致，这是诗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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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诗性表达试图在散文式世界中恢复关于其内在理想性的意识。以前，即当诗与散文的区别还未随着科学与哲学的进步显现出来时，诗人还有一项更容易的任务，即简单地将所有“以日常意识的形式存在的重要的、一目了然的内容”加以深化。然而，在更高级的文明出现之后，也就是“生活的平淡在其想象的模式内已经占据了全部意识生活的内涵，并在意识生活所有及每一部分都打上了它的封印，这时，诗歌艺术被迫承担起再次将它们熔化并重铸一个全新世界的任务”（第26页［第244页］）。这意味着，它不仅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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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从吸附在日常意识上的一切平淡的和偶然的东西中脱身出来，并且……将对事实宇宙的科学理解提升到理性的更深层次，或者……将思辨思想转换成富有想象的词汇，在智力自身范围内赋予它形体；它进而还必须以多种方式将日常意识共有的表达模式转变成适合于诗的模式；并且，尽管这样一种对比和过程要求所有这些缜密的意向，但还要做得好像一切此类目的都不存在，并确保一切艺术所必需的最初的自由。［同上（第244——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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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想出诗性意识的内容与形式之后，黑格尔接下来开始把诗性意识本身“历史化”。在《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和《历史哲学》详细阐述的历史意识的普遍框架内，黑格尔为诗学意识设定了兴衰的不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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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诗歌诞生于意识从其对象中分离，以及再次实现与之统一的需要（和尝试）。这种根本上的区分产生了两种主要的诗歌类型，即古典的和浪漫主义的类型。它们分别强调普遍与特殊，客观表达与主观表达。再者，这两种诗歌类型之间的张力又产生了三种基本的诗学写作风格：史诗的、抒情的和戏剧性的。前两种将外在性和内在性说成是两种关于世界的有效而稳固的看法，后一种则表现为努力以一种诗意想象来正视那种消解张力、实现主客体之间统一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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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曾经说，史诗“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外部世界的更为广阔的图景；它甚至游离在某些逸闻趣事中，藉此，整体的统一由于部分之间的分离增加了而显得更趋渺茫”。抒情诗“顺着其类型的波折而改变，使自身适合于极为多样化的表现模式：它一时是毫无遮掩的叙事，一时是情感与沉思天马行空般的表白，一时又对自己的想象加以限制”，等等。与史诗和抒情诗相比，戏剧性诗要求外在现实与内在现实之间“有一种更为紧张的关联”，尽管在一种特定的体现之中，它可能采用古典的或浪漫主义的观点作为它的创作原则。（第37页［第256——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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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黑格尔关于诗的讨论，就以讨论言语作为人们在其意识及其生活的世界之间进行调和的工具开始；接下去区分在理解世界时可以有的不同模式，随后讨论诗与散文之间的区别、二者的古典形式与浪漫主义形式之间的区别，以及这些形式的史诗风格与抒情风格之间的区别；最后讨论作为艺术形式的戏剧，它被想象为这种割裂情形得到了愈合的运动形态。意味深长的是，黑格尔接下去立即就在讨论中把历史当作一种与一般所说的诗歌最为接近，尤其是与戏剧性诗接近的散文形式。事实上，黑格尔不仅将诗与戏剧历史化了，他也将历史本身诗化和戏剧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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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诗和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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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将关于历史写作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正式讨论置于他对诗与演说的讨论之中。这两种形式，一种涉及现实中理想如何表达，另一种与语言工具的实际运用有关。在这二者之间的位置暗示着历史与戏剧相似。戏剧如前所述，是艺术中包含的一种在史诗的和抒情的感受力之间调和张力的形式。历史是一种外在与内在之间（实际的）辩证转换的散文性表述，恰如戏剧是（想象的）这种转换的诗性表述。并且实际上毋庸置疑，在黑格尔思想中历史表述与戏剧性表述的形式方面是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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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谈到，“关于历史，毫无疑问，我们在此为某种真正的艺术行为找到了大量的机会”，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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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生活在宗教与市民社会中的演进；那些通过自己的行为在每一个领域内（即在宗教和市民生活的领域内）浓墨书写生命的、名声最为显赫的个人与民族的活动和命运；所有这些都预先假定了编纂这样一部作品中定然含有崇高的目标，或者它蕴涵的东西将彻底失败。对这类主题和内容的历史表现容许真正的差异、全面性和偏爱；无论我们的史学家必须花费多大力气来重现实际的历史事实，对他来说，凭借他自己的天赋，将这种混杂的事件内容与人物展现在我们想象的图景之中，使得同样一件事在我们的理解中得以再创和激活，这都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第38页（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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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意味着史学家不能“对特殊事实的空洞文字心满意足”，而是必须争取“将这种材料编入一个和谐的整体之中；他必须在统一的概念之下，构想并接受单独的特性、事件和行为”（同上）。这些内容与表现形式适当地结合在一起后，它们之间的联姻将允许史学家建构一种叙述，其情节正是由特定人类生活的两种具体表现之间的张力促成的，这些表现既特殊又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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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历史叙事，就像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塔西佗，“以及其他一些人”撰写的那类作品，描绘了“一幅清晰的画卷，它涉及到民族、时代、外部条件，以及个人在真实的生活与性格中精神上的伟大与软弱”；与此同时，它从这些具体的实体中断言了一种“共生的联合”，在其中，“［该］画卷的不同部分”都被转化成了一个易于理解的“理想历史意义”统一体（同上，［第258页］）。这就意味着，历史分析既是转喻式的，也是提喻式的。它将主题分解为因果作用力的诸种具体显现，即它们必须被假定为结果；同时，它又探寻那种一致性，以便将这些实体粘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种不断进步的精神化统一体的等级结构。然而，史学家若具有纯粹的诗人可能要求的那种“自由”，或是演说家的那种目的性，他就不可能继续工作下去。诗人们只要觉得合适，便自由地创造“事实”，演说家则为了他当前演说的特定目的而有选择性地运用事实。历史处在诗歌与演说之间，这是因为，虽然它的形式是诗学的，它的内容却是实实在在的。黑格尔这样说道：“使历史成为散文的因素并非撰写历史的方式是专门的，而是其内容的性质所致。”（第39页［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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