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7572418e+09
1707572418 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1707571556]
1707572419 历史、诗和修辞
1707572420
1707572421 黑格尔将关于历史写作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正式讨论置于他对诗与演说的讨论之中。这两种形式,一种涉及现实中理想如何表达,另一种与语言工具的实际运用有关。在这二者之间的位置暗示着历史与戏剧相似。戏剧如前所述,是艺术中包含的一种在史诗的和抒情的感受力之间调和张力的形式。历史是一种外在与内在之间(实际的)辩证转换的散文性表述,恰如戏剧是(想象的)这种转换的诗性表述。并且实际上毋庸置疑,在黑格尔思想中历史表述与戏剧性表述的形式方面是同样的。
1707572422
1707572423 他谈到,“关于历史,毫无疑问,我们在此为某种真正的艺术行为找到了大量的机会”,因为
1707572424
1707572425 人类的生活在宗教与市民社会中的演进;那些通过自己的行为在每一个领域内(即在宗教和市民生活的领域内)浓墨书写生命的、名声最为显赫的个人与民族的活动和命运;所有这些都预先假定了编纂这样一部作品中定然含有崇高的目标,或者它蕴涵的东西将彻底失败。对这类主题和内容的历史表现容许真正的差异、全面性和偏爱;无论我们的史学家必须花费多大力气来重现实际的历史事实,对他来说,凭借他自己的天赋,将这种混杂的事件内容与人物展现在我们想象的图景之中,使得同样一件事在我们的理解中得以再创和激活,这都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第38页(第257页)]
1707572426
1707572427 首先,这意味着史学家不能“对特殊事实的空洞文字心满意足”,而是必须争取“将这种材料编入一个和谐的整体之中;他必须在统一的概念之下,构想并接受单独的特性、事件和行为”(同上)。这些内容与表现形式适当地结合在一起后,它们之间的联姻将允许史学家建构一种叙述,其情节正是由特定人类生活的两种具体表现之间的张力促成的,这些表现既特殊又一般。
1707572428
1707572429 伟大的历史叙事,就像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塔西佗,“以及其他一些人”撰写的那类作品,描绘了“一幅清晰的画卷,它涉及到民族、时代、外部条件,以及个人在真实的生活与性格中精神上的伟大与软弱”;与此同时,它从这些具体的实体中断言了一种“共生的联合”,在其中,“[该]画卷的不同部分”都被转化成了一个易于理解的“理想历史意义”统一体(同上,[第258页])。这就意味着,历史分析既是转喻式的,也是提喻式的。它将主题分解为因果作用力的诸种具体显现,即它们必须被假定为结果;同时,它又探寻那种一致性,以便将这些实体粘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种不断进步的精神化统一体的等级结构。然而,史学家若具有纯粹的诗人可能要求的那种“自由”,或是演说家的那种目的性,他就不可能继续工作下去。诗人们只要觉得合适,便自由地创造“事实”,演说家则为了他当前演说的特定目的而有选择性地运用事实。历史处在诗歌与演说之间,这是因为,虽然它的形式是诗学的,它的内容却是实实在在的。黑格尔这样说道:“使历史成为散文的因素并非撰写历史的方式是专门的,而是其内容的性质所致。”(第39页[第258页])
1707572430
1707572431 无论是从共同的宗教信仰来看,还是从由强迫国民遵守共同价值观的法律、制度和暴力工具构成的政治制度来看,历史面对的都是“平淡生活”,即那种确定的“共同生活”(Gemeinwesen)的材料(同上)。黑格尔说道,在这种共同生活之外,产生了那种导致共同生活“要么维持现状、要么变革”的力量,为此,我们必须假定个体的存在适合于该两项任务。简言之,历史过程是在共同生活方式的情境之内,或者跨越一整套此类共同生活方式时,由冲突制造的杰作。这些冲突出现在既有形式与试图改变它的力量之间,或者既有权力与某些为了自己所理解的自主和自由而反对它的个人之间。也就是说,在此,它是一种古典悲剧和古典喜剧具有的经典情形。
1707572432
1707572433 人们的社会生活不仅仅是一种史诗般的生活,即虽然不乏运动、风采与行为暴力,但生活自始至终在实质上都保持一致。伟人们在普通人分享的共同生活的背景之下走上前台,并且将这种史诗般状态转变成一种悲剧式冲突。这不只是美德或力量的胜利,而是两种相互斗争的正义、两种同样合理的道德原则在一起进行较量,要确定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化身中,人类的生活形式可能如何。为此,黑格尔在历史戏剧中设想了三种基本的参与者:伟人、普通人和堕落分子(英雄、普通人和罪人)。
1707572434
1707572435 伟人和杰出人士是那些通过积极的个性、为了共同目标[准备]协作一致而表现自己的人,其目标正是他们面对身处之环境而生发的理想观念的基础;普通人是那些无法达到对他们能力要求的人;那些并非作为那个时代实际需要的斗士出现,而仅仅满足于放纵个人精力,任性随意,以至与所有那些共同目标背道而驰的人便是堕落分子。[同上]
1707572436
1707572437 这个“历史”人物类型的分类,是对诗歌分析类别自身的一种扼要重述,不过,这是以一种转喻模式,即因果效验实现的。但是,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的,历史领域不能被仅仅设想成一个强力横行的场所。因为,若在哪里这种强力占据优势,在哪里它不与更普遍的原则——即集体的“共同生活”相冲突,那么也就没有真正的历史冲突,因此缺少特殊的“历史事件”。在前引段落接下来的那一段里,黑格尔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上述开列的三种情况中任何一种成了普遍情形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人的专制、习俗的专制(即普通人的专制),或混乱的专制的地方,“我们也就不存在一种真正的[历史]内容,不存在一种像我们在研究的第一部分中作为诗歌艺术的本质而确定的世界的条件”,它正是所有特定的人类创造力的条件(同上),因为:
1707572438
1707572439 即使在个人的伟业中,它所致力于的真实目标多多少少都是被赋予、预定或强加于其上的东西;并且,就此而言,排斥了个性的统一,那其中普遍性——即全部的个性都要自我认同,且仅只为了它自身的目的,简而言之,就是一个独立的整体。这些个体无论凭自己的智慧发现多少自己的目的,构成历史[研究]对象的都不会是个体的心灵与智慧之中有的自由或缺少的自由,而是已然达到的目标,以及它在已经存在的真实世界中发挥作用的结果,对象基本上独立于这些个体。[同上]
1707572440
1707572441 此外,黑格尔又补充说,在历史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多样性、偶然性和主观性出现在对情感、命运和主张的表达之中,“这种生活的散文模式中表现出来的离奇和变化,远远超过了诗歌那种令人惊叹的程度,因为诗歌在其千变万化之外,必须经常保留那些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有效的内容”(同上[第259——260页])。
1707572442
1707572443 最后,历史与特定个人或集体实践其计划和目的相关,它要求为寻找适合这一任务的方式进行枯燥乏味的工作,由于其功利性,工作本身是一种平淡无奇的行为;而该行为的证据必须在史学家的解释中加以说明。实际行为中的细节必然出自于对历史文献的研究,而不只是史学家以要么是诗学的风格,要么是思辨的风格预先假定的,对这种细节的关注,将令史学家的作品远比诗人或哲学家的作品更平凡如实。
1707572444
1707572445 依黑格尔看,史学家因而无权“抹杀其内容平淡无奇的特征,或是将它们转变成其他更有诗意的形式;他的叙述必须符合呈现在他面前的实际情况,符合他发现的样子,而没有过分解释[ohne umzudeuten]或至少是诗意转化”(第41页[第260页])。无论史学家的思想如何尽可能地去把握他认识到的无数事件之形式的理想意义,他也不能令“呈现在他面前的环境、特征或是事件完全服从这样一种结果”,即便他可以“在研究中除去那些完全是偶然的和没有重要意义的东西”,也是如此(同上)。简言之,史学家“必须允许它们以其客观的偶然性、依赖性和神秘的任意性出现”(同上)。这意味着,史学家的想象必须从两个方向同时展开:其一是批判的,这种方式允许他确定哪些东西不必考虑(虽然他不能创造或在已知事物上增加点什么);其二是诗性的,这种方式以其生动性和个性特征来描述混在一起的事件,好像它们就摆在读者的眼前。在批判的功能中,历史意识只是作为一种排除的行为方式发挥作用。而在其综合功能中,它只是起一种包容能力的作用。即使史学家像哲学家那样,在其解释中添加上他自己的反思,“从而试图把握住这些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可是,就事件的实际构造而言,他也不得拥有诗歌的这种特权,即将这种独立存在的分析当作最重要的事实来接受的权利”(第42页)。这样,即使史学家可以思辨式地理解使那种元史学式的综合性想象成为可能的基础,他也不会落入元史学之中,因为:
1707572446
1707572447 惟有诗是自由的,它不受材料的限制。这些材料呈现的方式是,它变得与理想的真理一致,甚至在外在条件方面被看成是一致的。[同上]
1707572448
1707572449 在这点上,演说比历史具有更多的自由。因为,既然演说的技艺是作为一种达到实际目的的手段而发展形成的,它就允许演说者以自己愿意的方式,即选择性地以与这种想象的目的相呼应的方式来使用历史事实(第43页)。
1707572450
1707572451 这样,黑格尔重新提到他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就“原始性”历史与“反思性”历史之间所做的区别,这种区别的基础在于前者本质上是诗学性质的,后者则是不断增强的散文性质的。另外,在反思性历史之中,有着普遍性的、实用性的和批判性的诸种类型。他写道,普遍性历史是最具诗意的,它将整个已知历史世界作为其主题,并通过隐喻,在与已知的理想形式相适应的情况下,将它塑造成一个具有一致性的诗性整体。实用性历史是出于为某种理想或实际目的服务的冲动而写作的。既然它是从一种诗性的模式转向一种雄辩的模式来构想其工作,是从有关整体的理想想象转向知晓一种整体的想象所能发挥的作用,它也就超越了普遍的多样性。勾画出这样一类相互冲突的历史过程景象导致了对历史写作自身进行一种“批判性”反思,它反过来借助于提喻模式进行的反思,允许关于整体的可能理想性的意识增加。这就为黑格尔自己的哲学性历史铺平了道路,它意在详细说明思想的某些先决条件和形式,依据它们,史学家本质上的诗性理解能够被纳入意识之中,并转化成一种有关整体过程的喜剧式想象。然而,这是一种历史哲学家的工作,而不是史学家的工作;就如同修昔底德,史学家必须始终更为贴近理解的诗学模式,更接近于用隐喻方式将他的研究对象联系起来,但同时又更具有自我批判意识,更能意识到另一些理解形态,它们的作用是将诗性的洞见转变成一种更为理性的知识内容。
1707572452
1707572453 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1707571557]
1707572454 可能的情节结构
1707572455
1707572456 由此,我进入了黑格尔的历史情节化理论。当我研究这个主题时,我不再考虑历史作为一个对象、一种内容,其形式将被史学家认识到并转变成一种叙事,而是考虑在历史之中,给定的形式、实际产生的叙事都成了内容,成了一种反思的对象,由此,有关普遍历史的真理能够在合理的根据上得到确认。这就产生了真理的可能内容是什么,以及确定这种真理应该采用何种形式的问题。黑格尔解释该问题的方法如下:在最高类型的历史叙述中描述的真理都是悲剧的真理,但这些真理在此只是被诗性地描述为历史表现的形式,其内容是在特定时间与空间中,由个人或集体的真实生活上演的戏剧。因此,它需要进行哲学反思,从而提取出包含在历史记述呈现的形式中的真理。就像艺术哲学家以世界历史中出现的种种艺术作品作为其研究对象那样,历史哲学家也以历史自身发展的过程中由史学家实际写作的种种历史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他把这些历史理解成各种形式体系,它们可能以下述四种形式中的任意一种发展成一种生活的记述,即史诗、喜剧、悲剧、讽刺剧,或者它们任意组合的形式。
1707572457
1707572458 不过,黑格尔认为,史诗并不是一种适合于历史学的形式,因为它没有预设实质上的变化。同样,讽刺剧也是如此,因为尽管它承认有变化,但没有认识到能够对已知的变化进行衡量的真实基础。对史诗而言,万物皆有变化的认识依赖的是对事物本质上并无变化的基本理解;对讽刺剧而言,万物皆无变化的认识则是依据对事物实质上易变的理解(参考黑格尔关于伏尔泰所作《亨利亚德》的评论,第131——132页)。因此,(近代)浪漫主义悲喜剧的混合类型对历史学也不适合。它设法在喜剧的和悲剧的世界图景之间进行调和,但这种调和仅仅是形式上的,也就是说,它在同一个情节中表现出两种观点的典型形式,又不使其结合或统一起来,而是让世界就像人们最初看到的那样分离,它也没有赋予世界更高的统一原则,可让意识将其变成一种思考的对象,以提升人们关于世界在其自身之内如此分裂的认识。所以,只剩下喜剧和悲剧是历史过程情节化的适当模式,而问题是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此作为自觉对意识与世界的关系进行反思的不同阶段。
1707572459
1707572460 黑格尔坚持认为,哲学的智慧施之于历史,与历史的智慧施之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喜剧图景与悲剧图景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哲学在特定历史之中表现的人类历史存在之间进行协调,把这种人类的历史存在当作一种内容,努力寻求一种适合的表现形式和情节化模式。最后,它在喜剧图景之中找到了。在反思吸收了悲剧的真相之后,喜剧就成了它采用的形式。
1707572461
1707572462 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1707571558]
1707572463 作为一般性情节结构的悲剧和喜剧
1707572464
1707572465 黑格尔写道:“戏剧性情节并非限于简单并且稳定地执行某种明确意图,而是始终有赖于人类情感与性格冲突的情形,由此造成了情节及其反应,接着又要求进一步消解冲突和分裂。”(第240页)于是,戏剧性情节与历史行为正好有着同样的形式特征:
1707572466
1707572467 眼前我们看到的……是在生活着的个人中体现的有限目的和孕育着冲突的情境;我们看到这些得到肯定与支持,在协作或对立之中起作用——都在一种瞬息万变的表达交流之中;最终的结果也已经与此一同预先假定了,它产生于人类生活、活动与成就的这种互相交织、互相冲突的事件整体,而这种整体仍然不得不谋求平静的结局。[第249——250页(第475——476页)]
[ 上一页 ]  [ :1.70757241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