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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什莱：按隐喻解释并按浪漫剧进行情节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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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斯当、诺瓦利斯和卡莱尔都明显地是“浪漫主义”思想家。他们对历史的思考也有赖于把历史领域当作“存在之混沌”，接着又分别理解为仅仅是一种混沌状态，一个充满着创造性力量的场合，以及一个英雄人物与历史本身之间斗争的场所。然而，这些理解与其说是获得的，不如说只是被断言为真理的，是在对它们的不同主张具有的诗性感受中凭着信仰来接受的。在浪漫主义运动之内，就历史过程的浪漫主义观念而言，法国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朱尔·米什莱代表了一种不同的观点。首先，米什莱声称找到了一种方式，它能将浪漫主义对世界的理解提高到科学分析的地位。对他而言，一种批判地自觉的诗性感受力提供了对世界的一种特殊“实在论的”理解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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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什莱明确否认自己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他曾在信中说，“浪漫主义运动”与他擦肩而过了。正当浪漫主义运动兴旺之时，他在忙于查阅档案、将自己的知识与思想融合成一种新的史学方法，对此，维柯的《新科学》可以说是一个榜样。米什莱把这种新“方法”描述成“聚集与反射”的方法。用他的话说，它为他提供了“一种火焰，它足以炽热地熔化一切明显的差异，在历史中将它们复原为曾在生活中存在的整体”。然而，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新方法不过只是将隐喻模式中的蕴涵解释出来，它被看成了一种准许史学家事实上在总体上认同、复活并重新体验过去生活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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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什莱避免反讽的努力始于抛弃转喻和提喻策略。他相信隐喻足够用来描述历史领域及其过程，因而直接采取了这种立场。米什莱否认有关历史领域的机械论（因果关系的）还原和形式论（类型学上的）整合具有任何价值。在其著作之中，对事物在本质上的同一性所做的隐喻式领悟要远胜于其他方面的考虑，这使他完全有别于卡莱尔或其他推崇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者。正是这种对同一性的认识，米什莱得以宣称自己满怀热情描述的历史具有科学真理的地位，这就像维柯在为自己本质上是“诗性”的历史学观念要求一种科学的地位一样。他为之努力的是一种历史领域中不同实体的象征性融合，而不是一种用来将它们描述为个体象征的手段。无论历史中具有怎样的惟一性，在米什莱看来都是整体的惟一性，而不是构成整体的部分的惟一性。部分的个体性只是表面上的。它们的价值在于充当了万事万物（在历史中和在自然中一样）都努力成就的统一体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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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世界中存在着努力这一纯粹的事实显示出，统一体是要达到的目标，而不是一种加以描述的情形。这对米什莱而言有两种含义。其一，史学家必须以推动万事万物努力成就的统一体实现的方式来写作其历史；其二，历史中显现的任何事物最终必须根据它对于实现该目标具有的贡献，抑或它阻止其实现的程度来进行评价。因此，米什莱依靠浪漫剧的情节化模式作为从历史过程中获取意义的叙述形式。这种历史过程往往被视为一种本质上的美德对抗极端的（但终究是暂时的）邪恶而进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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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叙述者，米什莱运用了二元论的策略。对他而言，在历史领域中存在的单个实在确实只能置于两种范畴之中。就像在所有二元论的思想体系中那样，在米什莱的史学理论中，绝对没有将历史过程想象成朝着所期望的目标发展的一个辩证乃至渐进的过程。在此，只有罪恶与美德势力之间的互换——专制与正义、恨与爱之间的互换，伴随偶尔相交的特殊时刻，法国大革命的第一年就是如此——这维持着米什莱的信念，相信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上帝的最终统一完全是可能的。在人类期望的极限之处，米什莱憧憬着发现终极象征，即诸种隐喻的隐喻，它可能在评述之前被理解成了自然、上帝、历史、个体，或是总体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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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什莱的史学中，隐喻模式与浪漫式神话的作用如何，能够从他的《法国大革命史》中看到。米什莱对大革命头一年法兰西精神的描述表现为一系列隐喻式标识。其中，法兰西精神的特征由作为黑暗中呈现出的曙光，转变成“本能的”欲望超越了长期与之对立的“人为”力量，而趋向于博爱的胜利图景，最后又被想象为一种纯粹象征化的符号。他写道，法兰西“勇敢地跨越［1789——1790年］黑暗寒冬，迈向一个充满着希望的春天，它为世界带来了一种新的见解”。然而，米什莱问道，这种“见解”是什么？他回答道，它不再是“对自由的茫然爱慕之情”，而是“祖国的统一”（第440页）。人民就像“迷途的孩子……最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第441页）。米什莱断言，1789年11月，随着地方阶层的瓦解，男人与男人、男人与女人、父母与孩子、富人与穷人、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切区别都将瓦解。那么剩下的会是什么呢？“博爱将消除每一个障碍，所有的同盟都会联合在一起，联邦将趋于统一。——不再要什么联邦了！这些都毫无用处，现在只有一个是必需的，那就是法兰西；看来，它在光荣七月中已经被理想化了。”（第441——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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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什莱随后问道：“所有这些是一个奇迹吗？”自然，他回答道：“不错，这是一个最伟大而且最简单的奇迹，是［人类］向自然的回归。”因为，既然“人类本性的根基是社会性”，以前就“需要整个世界的反自然的创新来阻止人们在一起生活”（第442页）。对于人们相互联合的本能欲望来说，整个的旧制度被当成了一种人为的障碍。整个习俗、义务、税费、律法、规范、度量衡和货币的复杂结构，整个在“城市、乡村和团体”之间“谨慎鼓励和维系对立状态”的腐朽体系——所有这些障碍、这些传统壁垒“在一天之内崩溃、粉碎了”（同上）。而当它们粉碎之时，“人们相互注视着，感觉到他们都类似，都惊讶相互之间会漠视如此之久，都为令他们相互隔绝这许多个世纪的愚蠢的仇恨而懊悔，最后，他们相聚在一起相会，以相互间发自内心的拥抱来弥补那些过失”（同上）。米什莱说道，此处别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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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全心地热爱着统一的东西存在……地理本身消失了。人们之间的任何山脉、河流或者屏障都不复存在……这便是爱的力量……时间与空间，这些令生命受其支配的物质条件不复存在。现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生命在法兰西出现了，这是一个杰出的灵魂，它使法兰西的整个大革命成了一个梦境，时而令人愉悦，时而令人恐惧。它既不分辨时间，也不分辨空间……一切旧的象征变得苍白，而努力使用的新象征又没有多少意义。无论人们在领圣餐前的旧神坛之上怎样信誓旦旦，抑或在抽象自由的冷傲形象之前如何宣誓，真正的象征都是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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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喜庆场合的华丽、庄严及永恒的魅力就在于其象征是活生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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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类的象征正是人类。［第444——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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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米什莱转换成一种既是他自己的，同时也是那时相信大革命的人的语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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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些崇拜未来的人，将自己的信仰寄托于希望之中，期待着东方黎明；我们是被日益变得不能忍受、丑陋和扭曲的过去逐出每一座殿堂的人；我们因为它的专制，被夺去了圣殿与神坛，并经常在我们彼此单独的思想交流中深感悲伤。在那一天，我们拥有一座圣殿，那是前所未有的圣殿！它不是人工打造的教堂，而是覆盖全法兰西的普遍的教堂；从孚日山到塞文山；从阿尔卑斯山到比利牛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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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有传统的象征！只是整个的自然、整个的心灵、整个的真理！［第450——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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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道：它便是一切，即“最完美的统一体中最庞大的多样性”（第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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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什莱将他的历史情节化，撰写成精神的力量奋力使自身从黑暗力量中挣脱出来而进行的揭示与解放的戏剧，即一部救赎的戏剧。并且，他设想自己作为一位史学家的职责在于充当被救赎之物的保存者。在1846年的《论人民》一书中，米什莱阐述了有关历史表现的观念：“那是我将来的份内之事，我达不到、却可以标识出来历史的目标，我给它一个别人没给过的名称。梯叶里说它是叙述，基佐说是分析。我称之为复活，而这个名称将会留传。”（转引自斯特恩：《历史的多样性》，第117页）这种作为“复活”的历史观念适用于米什莱所写的各式各样的历史意在勾画的情节结构，同时也适用于其中运用的各种解释策略。它决定了米什莱所著历史的形式，也决定了其中的内容。其“意义”就在于它们既是解释又是表现。但是，由于米什莱将宏观的历史性转折点设定在大革命期间的这样一个时刻，即“人民”通过消解一切与之对立的抑制性力量而实现彻底亦即自由和统一，因此，当大革命英雄时期的理想在于最初培育它的社会各阶级与政治精英中变得不再重要时，其历史著作的语气必然变得更加忧郁、更加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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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月王朝时期，米什莱主导着历史学界；他的《近代史纲》（1827）直到1850年，都还是法国学校中关于欧洲史的权威论述，这时，一轮新的反动浪潮将自由主义推入自身的保守阶段，并且断送了米什莱正激情迸发的大学教学生涯。他的《法国大革命史》（七卷本，于1847——1853年间法国各派人士激发的情感高潮时期出版）前言中有一段话语气哀婉，这与他纪念父亲去逝的情感有关联，与此同时，他也正百般痛苦地目睹大革命的理想慢慢消逝。他写道，自己的历史反思是在“人生可能遇到的最糟糕的环境中，死亡与坟墓之间”进行的，“幸存者（他自己在某些方面也已死亡）在两个世界之间做出判断”（米什莱：《法国大革命史》，第14页）。米什莱对法国历史直到大革命之前所进行的浪漫主义情节化，就这样被置于一种感到它随后烟消云散的更大的悲剧意识之中。这种对自己时代的悲剧本质的认识赋予米什莱被称之为实在论者的另一种理由。他认为，这恰好与18世纪80年代法国存在的情形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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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纲》写到了大革命的前夕，他将那个时候整个的法国社会描写成陷入了一种支离破碎的情形中。米什莱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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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世界都在关注人民，热爱人民，提笔为人民立传；善举虽好，但人们行小善，纵大乐。［第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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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上流社会”尽心演完一部“感情喜剧”，这个“世界上的伟大运动”继续朝着迅速改变一切的方向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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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真正的红粉知己，博马舍[7]的费加罗日渐悲伤；它从喜剧转变成了讽刺剧，又由讽刺剧变成了悲剧。皇室、最高法院、贵族阶级，全都弱不禁风，整个世界就像喝醉了酒一样。［第395——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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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梭和吉尔伯特的刺激下，哲学本身已呈病态。“对于宗教或反宗教，再无人虔信；然而，每个人都愿意相信点什么；于是，勇敢的精神隐姓埋名到卡里欧斯特罗[8] 幻术和梅斯梅尔[9] 的催眠术中寻求信念。”可是，法兰西和欧洲其他部分一样，吸引她的是“理性怀疑论无止境的对话，即与休谟的极端怀疑论相反，产生了康德那种明显的教条主义；并且，在任何地方，人们都能听到歌德伟大的诗性之音，它悦耳、无视道德，还冷漠异常。法兰西心烦意乱、忧心忡忡，对此毫不理解。德意志上演了科学的史诗，法兰西演出的则是社会戏剧”（第396页）。旧制度最后时日里喜剧式的悲哀是对比了伟大的承诺与承诺者的彻底无能之后造成的，“当时的政府官员都软弱无能，他们只会说，不会做。”（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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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割裂情形之下，大革命本身正是喜剧的解决方式。使得大革命突如其来的挑战被展现为“（旧的和新的）两种原则、两类精神之间”的斗争（米什莱：《法国大革命史》，第22页）。“新的”精神，即正义精神，它“意在实现，而非废弃”（同上）。旧的精神，即非正义精神仅只是作为正义精神实现的对立面而存在。并且，这种激进对立的原则为米什莱用一个短句描述大革命提供了基础：“大革命不过是正义反对特权政府和神恩宗教而姗姗来迟的反应”（第27页）。大革命是一种逆转，是以理想中的正义替换绝对专制。但这种逆转更多是被简单描述成那样，而没有加以说明。大革命是人民的“救赎行动”，米什莱始终以深感同情的方式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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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什莱用以描述大革命的另一种想象是一种诞生过程。但其诞生被想象成更像剖腹产而不是顺产。他写道，在旅行中，他漫步山间，想到山峰“从大地深处”耸然而出，于是陷入了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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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表层之下潜在的地壳运动是什么呢？其内部争斗不可胜数的力量是什么？那样它们才能聚集起来搅乱山峦、穿透岩石、粉碎岩床冲出地表。是多么强大的震撼、多么剧烈的挣扎，使得从地球内部迸发出如此巨大的呻吟啊！［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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