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73112
兰克史学方法的认识论基础
1707573113
1707573114
一般认为，兰克的历史解释和表现概念大约在1850年前后基本成形，并且在以后的30年中再没有什么重要的变化或发展（事实上，它倾向于退化成一种机械式的应用体系）。1848——1851年革命和1870——1871年革命对兰克没有实质性影响；它们没有向兰克暗示，欧洲经过几乎两千年的斗争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那个社会和文化组织体系中存在什么弱点和根本缺陷。就像德罗伊森在1868年评价兰克时非常明显地看到的那样，他的喜剧式眼光仍然清晰明朗。
1707573115
1707573116
在1824年出版的《1495——1514年的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前言中，兰克说道，他的目的在于“以其统一性”（斯特恩，第56——57页）讲述各民族的历史。但是，他坚持认为，对这种统一性的理解只能通过对特殊性的理解而获得。他承认，他对“特殊性”的关注可能赋予其叙述一种“粗糙、不连贯、无趣和乏味的”样子。但是，他的著作渴望的那种“崇高理想”，即“以人们可以理解的、统一的和多样性方式存在的事件”只有经过从特殊到普遍的运动，而不是相反的过程才能获得（第57页）。稍后，他在19世纪30年代写的一些片断中，详细表述了对于纯粹世俗的人类意识而言，能够获得的“认知有关人类事物的知识”仅有的“两种途径”。他说道，第一种是历史的“方法”；第二种是哲学的方法（第58——59页）。另外，他指出了两种“品质”，他认为若没有这样的“品质”，就没有人能够获得史学家的位置，它们是“为特殊性本身”而热爱它，以及抵制“先入之见”的权威（第59页）。惟有通过“对特殊性的反思”，“普遍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才能“呈现出来”（同上）。
1707573117
1707573118
然而，这种发展过程不能依据哲学家通常运用的那些“普遍概念”来描述，“历史学的任务是观察这种不能被单一思想或单一词汇描绘的生活”（第60页）。与此同时，人们不可能否认，世界呈现出它通过一种精神力量进行统治的证据，以这种精神力量，历史的特殊性最终一定会发现它们作为整体中的部分而具有的统一性（同上）。这种“精神”的展现证明了历史不只是一种“非理性力量的”景观这种信念。其本质惟有运用宗教意识才能领悟，对于解决特定的历史问题而言，它是派不上用场的。可是，对于涉及到部分以及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的恰当评价而言，关于世界的这种宗教理解具有的崇高形式是有必要的。正如19世纪60年代，兰克在另一处写道：“对特殊性的研究，即使是对单个细节的研究，若是做得好，都有其价值。……但是……专门研究也往往要涉及更大的情境……最终目的，尽管尚未达到，总是保留了一种人类史的观念和构成。”（第61页）
1707573119
1707573120
当然，专业研究可能会模糊整体历史过程的一致性，但是兰克强调，没有必要“担心我们可能会以令前辈们满意的那些笼统的概括来结束”。事实上：
1707573121
1707573122
在对各个领域进行刻苦、有效地研究并卓有成效之后，就不再会提出这些笼统的概括了。我们也不能返回来用那些人们在不同时代习惯接受的抽象范畴。历史笔记的累积，以及对人类特征和德性的肤浅判断，恰恰同样不太可能导致全面的和令人满意的知识。［第62页］
1707573123
1707573124
这样，史学研究必须在两个层面同时进行：“探询历史事件中的有效因素和理解它们之间的普遍联系。”理解“整体”的同时“服从精确研究的规定”将始终是“理想目标，因为它将包含一种对全部人类历史进行的稳固而确定的理解”。他推断，历史研究将不致受“其与普遍性的联系之害”，因为若是没有“这种联系”，研究将虚弱无力。与此同时，“若没有精细的研究，普遍性概念将退化成一种幻觉”（同上）。
1707573125
1707573126
像这样的评论常常被引述，来说明兰克想象中的理念在多大程度上违背了在其研究中指导他的方法论原则。例如，冯·劳厄在“兰克史学的更大的结论、他的宗教色彩和理解历史之神意的哲学抱负”与他的“方法”之间进行了区分。在前者被拒斥了之后，后者却得以保存。冯·劳厄说，事实上，兰克“留下了一大史学流派，其中的史学家根本上都达成共同的客观性标准。各地的经院史学家现在仍然坚持要批判性地研究最原始的材料，理解所有细节，从基本的事实中达成概括和综合。他们依旧坚持客观性的理念，使史学家从属于所研究的材料”（第138页）。
1707573127
1707573128
这都是真实的，但是它并不足以表明，“客观性”、“批判性研究”、“理解细节”的观念，以及从思考“基本事实”中得出的概括性成果，这一切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以关于真实和实在的本质概念作为先决条件，只有在这种本质概念的基础上，兰克声称从他研究材料中得出的那种“更大的结论”才能得到证明。兰克的高产（他的全集超过60卷），反映出一种始终一贯的高超研究水平和叙事表现的天赋，这只有根据他带入材料思考中的那种信心，以及他对自己在材料中区分重要和不重要的历史证据时所用标准的信心，才可能理解。正是他对自己的标准存在的信心——他认为那是区别自己的历史研究与实证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历史研究的根本，正是这信心吸引了他那个时代（保守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职业的和业余的）史学家的想象，以至于使他成为了一种“实在主义的”历史意识理应如何的楷模。
1707573129
1707573130
兰克直观地认识到，如果新时代的历史学要服务于他的价值观要求它服务的那种目的的话，就不得不首先对转喻模式，以及它的机械论因果关系概念和它对价值与崇高理想的反讽式蕴涵进行初步的批判。这种批判并不是非得要得到有效的辩护，因为赫尔德已经为它做出了证明。此外，大革命与复辟已经确证，对社会实在的任何抽象研究都已破产，并且，浪漫主义已然证明人类的非理性冲动在其诗歌与艺术中的正当性。但是，史学思想对历史领域的描绘也不能回复到一种纯粹的隐喻模式而依然声称具有“科学”的头衔——兰克认为如果它要拥有比主观意见更大的权威，就必须有这种头衔。与此同时，它不能太突然地被推入鼓励在历史体系中寻求形式一致性的提喻式理解模式中，而又能免于被斥为唯心主义——这样的责难对它而言，就像对浪漫主义本身的责难一样本来都是致命的。因此，兰克以一种隐喻模式来构想历史领域，它鼓励在事件的个体性、独特性、生动性特点和多样性中对它们怀有一种初步的兴趣，随后，兰克暗示把它当作一种形式一致的领域进行一种提喻式理解，其终极的或最后的统一性可能通过与部分之本质进行类比而得以表明。这使兰克免于在历史中寻求普遍的因果关系和相关规则，无论这些东西是共时的（实证主义的）还是历时的（黑格尔式的）类型；不仅如此，它还令兰克相信，历史学可能期望的最高类型的解释正是对历史过程进行叙事性描述。兰克没有认识到的是，人们可能以客观主义之名拒斥对历史进行浪漫主义的研究，但是，只要历史被认为是运用叙事进行的解释，人们就必须将原型神话或情节结构带入叙事之中，只有这些东西才能使叙事获得一种形式。
1707573131
1707573133
作为喜剧的历史过程
1707573134
1707573135
对兰克的大多数历史著作而言，喜剧性主题充当了其中的情节结构，并且是一种框架结构，在其内，这些著作中的每一部都可以被构想成一部宏观世界的戏剧中的单幕。这种主题使兰克能够集中处理他叙述的场景中的个别细节，但又继续以他那种坚定的自信对大量的文献进行筛选，从重要或不重要的文献中挑出证据。对于在全部历史文献中遇到的冲突各方而言，兰克的客观性、批判原则、宽容和同情都应用在了这样一种确定气氛中，即历史领域被元史学式地构想成一组必然以和谐的结局告终的冲突，而在这种结局中，“自然”最终将由如同它那样稳定的“社会”代替。在他的论文《论列强》之中，兰克写道：
1707573136
1707573137
世界历史并没有呈现出初看之下这样一种国家和民族的混乱、骚动、战争和漫无目的。时常令人疑虑的文明进步也并不是世界历史惟一的意义所在。它还存在力量，真正精神的、赋予生命的和创造性的力量，不仅如此，还有生命本身。另外还有着道德精神，它的发展我们是看得到的。它们无法定义或者用抽象术语来概括，但人们能够领悟到、注意到它们。对于它们的存在，人们能够培养出一种同情。它们展现、捕捉这个世界，呈现多种多样的表述，相互之间进行争论、制约和压制。在它们的相互作用和演替中、在它们的生命中、在它们的衰落与复兴中包含了一种不断地充实的内涵、不断地增强的重要性和不断地拓展的范围，那里藏有世界历史的秘密。［冯·劳厄编，第217页］
1707573138
1707573139
此处，起作用的隐喻明显是有机论的，强调之处是过程本身。但是，所暗示的过程并不是指事物简单地在时间中，即在它们自身的时间中产生和消亡。时间本身被赋予价值，它依靠的是对朝向某个目标前进而存在的感知，即便目标本身仍是不确定的，并且只是作为形式一致性的成就而得到一般性描述。
1707573140
1707573141
然而，整体发展指向的终点和目标在兰克《关于政治学的对话》中有着详细说明。兰克先指出个体性民族国家经历了由中世纪晚期到复辟时期这么一段长时期而形成，之后，他使用了一种天体系统的隐喻来描述欧洲历史过程的结果。
1707573142
1707573143
这众多独立的、世俗精神的社会受道德精神的召唤而产生，不可抗拒地成长起来，在世界一切的骚动中朝着理想前进，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轨迹！看吧！看这些天体，它们自己的轨道、相互的引力和自己的体系！［第180页］
1707573144
1707573145
在这里，用来描绘成长和发展过程的有机式理解让位给了机械式理解，它更适合于表述一个系统的平衡。关于太阳系的想象有利于暗示这个体系中的连续性运动。在兰克自己的时代，历史并没有被想象成走向终结，但是，历史运动现在是有秩序地受规则支配。它是一种在获得的诸关系体系范围内的运动，而这一体系本身不再被认为是变化的。
1707573146
1707573147
兰克把法国大革命之前看作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努力朝着它们自身在该体系内的恰当位置运动；体系本身得以构成，或者正在通过冲突与协调的过程构成它自身。兰克想象他自己的时代，即后革命时代，把它当作该体系最终完成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该体系成了一种自我稳定的机制，它的适当的普遍形式已经成形。人们仍然认为运动、成长和发展会持续下去，但其基础已然不同于系统完全构成之前种种要素存在的状况。社会最终取代了自然而成为中介，历史必须在其中运作以实现它的内在目标，即达到一种充分的人道。
1707573148
1707573150
历史分析的“语法”
1707573151
1707573152
对兰克来说，历史过程与总体的世界过程不同，它本质上是一个极其稳定的领域（它的稳定性由上帝保证），充满了不相连的对象（人类，每一个人都是被上帝单独构成的）。这些对象聚集在一起并且结合成独特的实体（民族，也是被上帝单独构成的），这些实体又创造出了特定的制度（教会和政府）来实现他们作为民族的命运。作为个体和民族的人类，被认为是由自然性或者动物性欲望支配的，并且因而本质上是混乱的和破坏性的。但是，按照兰克的看法，在两种制度中，即在教会和政府中提供了各种手段，能够把民族的漫无目的的精力引导到有益于人类的计划中去。
1707573153
1707573154
兰克并没有令自己无益地思索教会和政府的起源，或者它们最初构成的方式。这两种制度一般性的有益特征在他看来是历史的事实，即不仅是通过历史反思，而且是通过日常经验确立的真实。他个人相信，这些制度是由上帝建立的，为的是赋予紊乱的人性以秩序；并且他认为，不带任何感情地研究历史会更有效地确定这两种制度在人类生活中起到的普遍有益的作用，这对虔信者可能意味着它们的神圣起源。然而，要欣赏它们在人类生活中的规范作用，并不必然要相信它们的神性。它们在历史的时间中构成了独有的秩序性原则；正是通过这些原则，一个“民族”能够把它的精神和物质力量贯注于作为一个“国家”的它本身的构成之上。
1707573155
1707573156
照这样想的话，在世界过程中构成其基本条件的秩序和无序力量一方面在教会和政府中，另一方面在民族中找到了它们的历史形式。这些范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因为教会和政府都是由人类掌管的，正如民族是由具有共同居住地域，并在语言、特定习俗、道德观念等方面具有共同文化禀赋的人构成。这一事实的结果便是，教会和政府并非总是代表着秩序与和平进步的原则发挥作用，而且有时也寻求超越其权威的正常范围。例如，教会人士可能试图篡夺政权，这时就会造成一个民族的政治力量衰落；或者政治家可能寻求篡夺一切精神权力，结果是民族的精神力量减弱，而公民的个人生活和道德一般会退化。在这样的时代，国家将受内乱的煎熬，并且招致邻国侵犯，因为那些邻国根据自身特定的国家“观念”，达到了一种更为充分的政治和教会权威的平衡，因此有可能为其扩大和扩张的内在冲动赋予一种单一的形式和方向，对这个被削弱的国家不利。并且，除非受此威胁的国家在此危难时刻能够唤起尚存的精神或物质力量，除非它能够开始革新，并且重建形成“观念”所要求的教会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否则灾难就会降临，而这个国家的人民将从历史中消失，再不会出现。
1707573157
1707573158
此外，某种特定的政府或教会观念可能获得了太多的力量，支配了所有地方人们的想象，并且可能扩张，超越它所适用的民族的界限，把自己构成一个“普遍教会”（如罗马天主教）或一个“普遍国家”（日耳曼民族的神圣帝国）。事实上，兰克相信，这就是中世纪出现的情况，结果正如他所认为的，“和平的进步”慢下来了，民族向国家的发展耽搁了，文化在一种优柔寡断、焦虑和恐惧的哥特式阴郁中枯萎。但是，最后，改革者在欧洲各个民族中出现，他们一同建构起欧洲文明，并且批评普遍教会和普遍国家的观念。而且，当这些改革者牢牢把握住基督教的根本真理和欧洲文化的根本统一性时，根据激励他们的国家“观念”，他们设计出了教会和政治的组织形式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形式，这些形式足以表达不同民族本身的特定需求。
1707573159
1707573160
这便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宗教战争时代的真正意义。在这期间，国家的“观念”作为欧洲不同民族自觉的统治原则形成了，那些民族组织成截然不同的国家，它们具有独特的历史命运，创立起来了的教会和政府适合于将它们的精力往有序的和于人有益的途径上引导。
[
上一页 ]
[ :1.70757311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