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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的“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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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欧洲诸民族使自身组成为国家，而教会和政府独特地适合于他们特定的精神和物质需要，并且在欧洲有着某种共享的宗教和文化特征的一般情境下，欧洲文明进入了一个根本上的历史发展新阶段。欧洲诸民族构成为不同的民族国家，为完全自治的、进步的和自行调节的文化组织体系创造了条件。一旦不同国家的不同“观念”显现在欧洲不同民族的意识中，调控便会按照一种调节关系自动建立起来，这种关系一方面存在于国家之内的人民、教会和国家之间，另一方面存在于由此构成的不同国家之间。几近三个世纪，该体系没有完全创建出来，并且，在它完成之前，必须经受来自陈旧的、中世纪的、普遍主义的社会组织概念的世俗对应力量的攻击，抵制查理五世、菲利普二世、路易十四、雅各宾派和拿破仑这样的政治领袖们寻求欧洲甚至世界霸权的努力。但是，这些寻求政治霸权的努力都因为寓多于一原则的运作而归于失败。兰克将此原则当作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独特的社会组织模式。这种模式在呈现的作为国家差异之必然结果的权力均衡原则中，找到了公开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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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一个国家在它的“观念”中发现了用以调节人民、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内在关系的机制，欧洲“观念”也充当了一种支配性机制，用来调节脱胎于中世纪混乱和异质世界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外部关系。兰克与众多只看到法国大革命的罪恶的好古保守派不同，他认为从大革命产生了诸多好处。例如，国家进入了自觉性的最后阶段便是大革命的结果，列强在借助所有别国维护自身之中找到了共同的目的，而欧洲文明最终开始了它的太平盛世，在其中，“和平的进步”能够无限地继续，没有对于来自底层的革命或对于导致亡国的外来战争的现实恐惧。这样，兰克在他的论文《论列强》的导论中写道：“如果法国大革命前数百年的主要事件是在捍卫欧洲独立之中列强的兴起，那么，自此以后的时期最主要的事件是国民性得以恢复、复兴和全新的发展”（第215页）。他曾说，他自己的时代“获得了巨大的解放，这并不完全是在分裂的意义上，而是在一种创造性的、统一的意义上。光说它促使列强建立起来还不够，它也更新了所有政府的基本原则，即宗教和法律的原则；并且为每一个体国家的原则赋予了新的生命”（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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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兰克而言，看上去，在一个自我调节的力量关系构成的更大共同体中，联为一体的自我调节的民族国家具有的构架表现出一种历史的终结，人们到那个时代为止所认识的历史的终结。简言之，对他来说，历史在现在终结了；随着19世纪中叶欧洲框架的确立，所有未来发展的基本形式已经确定。该体系表现出几近完美的均衡；有时也会要求进行调整，就像牛顿的体系也需要带着神性的钟表匠偶尔介入加以调整，这些调整将以偶尔的市民骚乱或国家之间的有限战争的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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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兰克有关欧洲历史发展的概念能够和他总体的世界观赋予的假设分离开，并且根据它自身的价值判定为建构欧洲历史研究的一种解释或一种规划。另外，通过运用他本身有关材料批判和客观确定事实的方法，别的史学家可能就历史领域的组成成分和它们之间可能的关系模式对兰克提出质疑。兰克本人对其著作的批评家宽宏大量，他们将他的注意力不仅引向兰克在描述特定时期、政府、个人、观念等等时没有注意到的“事实”；而且引向整体的事实类型，如经济事实，这些是兰克的体系原本不考虑的。但重要的是，必须承认在他的历史解释体系中有一个要素，它不只是充当一种纯粹的材料：这就是他的“国家观念”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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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释的“语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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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国家观念”这个概念再三描述，这是此概念在兰克的体系中所起作用要求的，因为“国家观念”不纯粹是人们对于组织人类社会的方式可能持有的诸多观念中的一种，它是为了实现“和平的进步”而组织社会的惟一可能的原则。简而言之，对兰克来说，“国家观念”不仅是一种论据，还是一种价值；更有甚者，它是一种原则。借助这种原则，历史中的任何事物都能被赋予一种肯定的或否定的意义。当他认为永恒不变是“国家观念”的特征时，兰克同样揭示了一种有关上帝的思想。他承认，民族有来往、教会有组散、政府有兴衰，而史学家的职责在于编纂它们的演替过程，或者事后以其个体性和独特性重构这些过程。但是，要把握住它们的精髓，认识到它们的个体性和独特性，就要牢牢抓住形成它们、赋予它们作为特定历史存在性质的“观念”，并且找到使它们是此非彼的一致原则。仅仅因为国家的“观念”是永恒的，这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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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原则上，仅当它在某一特定的历史形式中实现，也就是说，仅仅在人们实际上成功地形成了一个特定国家的情况下，这种“观念”才能被认识到。这意味着，尚未达到以民族国家为表现的自我完成阶段的所有民族和文明，在真正的历史降临到16世纪近代欧洲历史之前，处于一种史前时期的黑夜中。若把这种日与夜的隐喻推到它的逻辑结论，人们便会注意到，历史的正午位于兰克自己的时代，即，在摆脱了大革命的创伤之后，全面建立起来的欧洲民族国家的自我调节体系获得了一种最终的形式。简而言之，兰克把他自己所处时代的现实当作一切时代的理想。他承认，真正的转变、革命和动乱的可能性仅仅存在于在他以前的时代；而未来对他来说不过是他自己所处时代的无限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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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兰克来说，自我调节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创造是任何事物趋向的目的，是一切运动指向的最后的平衡；因此，他必然要求将每一个其他的社会组织形式看成一种不全面的尝试，为的是实现他认为实际上是在他自己所处的现在才全面实现的状态。于是，他不得不因此而主张，一旦现在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经形成，就不会再有其他形式出现了。就像黑格尔、托克维尔和马克思那样，他能够设想的惟一另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便是基于世界主义的或普遍原则的国际间或跨国的形式。这种普遍形式在中世纪就以普遍教会和普遍国家的方式尝试过，最后发现不行；因此，它们被永久地取代了。兰克承认，在未来存在着尝试复活这些普遍主义社会形式的可能性，并且他在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里看到了这种努力。然而，兰克认为这类运动就像战争本身一样，对于加强和进一步阐明永久可行的国家“观念”而言仅仅是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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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历史观念中的保守主义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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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政治学的对话》中，兰克认为，战争并不能决定“国内政治组织的形式”，而只会是“它们的调整”。在《论列强》中，他把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希腊化时期相比。他写道，希腊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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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自己的时代提供了诸多相似性，一种高度发达的共同文化、军事科学，以及复杂外交关系的作用和相互作用，还有极其重要的贸易利益和金融、工业竞赛，并且有基于数学的昌盛的精密科学。但是，这些［希腊化的］国家由于出自于一位征服者的雄心及其后继者之间的纷争，它们既不具备也不可能获得任何个体性的存在原则。它们只是奠基在士兵和金钱之上。正因为如此，它们迅速地分崩离析，最终整个地烟消云散了。［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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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兰克自己的时代因为具有“道德力量”和“民族性原则”的创造性力量而生机勃勃。他问道：“如果我们的这些国家的政府没有从其奠基的民族性原则中获得新的生命，它们会是怎样？”“没有它而任何政府能够存在，这是不可想象的。”（同上）兰克暗示，正是如此，可以想象，只要民族自我认同原则能够保持，自我调节的民族国家体系也就能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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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曾明言，他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以增强民族性原则的方式撰写历史，这一原则是防止人类堕入野蛮时代的惟一保护措施。另外，他在一段以后编辑《文集》时删掉的文字中明白指出，对他来说，一种民族国家体系就像一种众神之间的交谈那样能够永远维系。对于民族国家体系会不会阻碍一种世界共同体的发展这个问题，兰克的回答是，文明本身依赖于多样性和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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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同的文献要让它们的个体特征相混并融合在一起，其结果将只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单调。不，一切的联合必须依赖于每一个体的独立。这样，它们才能够以踊跃的形式相互激励并永远如此，而不会令某个成为主宰，或伤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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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府和国家也是如此。确实，一方绝对盛行将促使他者灭亡。大家都合并在一起将损害个体的本质。分离和独立发展将令真正的和谐呈现。［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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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兰克并不欢迎可能有新的共同体形式让人们可以在政治上联合起来，并且游离在民族国家和教会施加的约束之外。这同时是兰克保守主义的实质与形态。由于“国家观念”在他的历史理论中充当了一种绝对的价值，普遍性和个体自由的观念被视为历史本身的两种选择；这两种观念正如后来在加缪[10] 那里那样，一方面被认同为专制主义原则，另一方面被认同为无政府主义。同样，“国家观念”的作用阻碍任何（社会科学）寻求人类联合与一致的普遍规律。这样的研究必然提起国家所赋特征的价值问题，简而言之，它将揭示出国家特征纯粹的历史本质，并且会要求视“国家观念”本身不过是一种观念。换句话说，它将要求“国家观念”被当作事实上它所是的那样，即本是一种联合的概念，在特殊的时间和空间中，脱胎于世界历史的某个特殊时期而形成；它在16到19世纪之间假定了一种确定的制度和文化形态；并且，它因此而可能令人信服地让位于其他某种人类联合的概念，例如阶级、种族，抑或仅仅是在未来把人类的破坏性能力进行创造性升华的人类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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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认为，人类的问题只有在国家的情境中以及为了抑制那些冲动而形成的制度中才可以解决。他认为那些冲动在它们直接的表达形式中不可避免地是破坏性的。他把任何威胁到教会（如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威胁到政府（如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或自由主义），或者威胁到国家（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全球宗教）的东西，都视为对文明本身的威胁。在他看来，任何把信念赋予一种被解放了的人性的运动都和感伤性的人道主义没有什么差别。并且，假设任何这样的运动试图通过革命的方式确立自身，兰克都把它们视为政府和教会已然确立要抑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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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兰克在他的体系中，一方面把教会和政府，另一方面把民族作为既定之物，作为可观察和可确定特征的分离实体，并且告诫史学家要推想使这些实体聚合在一起形成有着个体性国家“观念”的国家共同体的方法，以此作为他们令人鼓舞的原则。就此而论，他那种“客观的”历史研究理想是极为令人满意的。但是，在历史文献中的任何地方，只要像政府、教会、人民和国家这样的实体构成的是“问题”而不是“材料”，他的经验方法就不可能起作用。在兰克式方法的基础上历史研究若要能够继续，前提是社会机构要已经稳固得足以确定下来，以至于它们能够提出自己有关人、政府和教会的真正本质由何者构成的观念，并以此作为未经批判的确定规则来指导史学家的研究。在这样的社会结构还没有成形或者开始衰落和摇摇欲坠的地方，在社会组织原则不再是自明性地赋予专门机构的地方，以及在构成人类共同体的最佳形式是什么这个问题产生的地方，就需要呼唤既研究现在也研究过去的其他方法，和用来描述历史过程的其他概念范畴。探寻这些其他的方法和概念范畴产生了新的社会科学，它形成于19世纪的后三十年。通常，这些新的社会科学涉及到历史问题，但它们毫不例外地对那个时代被称为历史方法的东西表示出敌意。因为此刻，历史方法是兰克式的方法，这不仅仅指它的朴素归纳主义，而且首先指它的前提假设，即国家是社会组织惟一可能的单位（也是惟一值得注意的单位）；另外还有它的信念，即由此，民族集团便构成了历史研究惟一可行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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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喜剧进行情节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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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注意到，在某种意义上，兰克比米什莱更容易概括描述，可是，在另一种意义上，他又没有米什莱那么容易。这是因为按喜剧模式编纂的历史，其情节结构就叙事的故事层面而言，在形式上要比浪漫主义历史可能做到的更为连贯。米什莱关于法国史的情节描述了参与者（法国人民）逐渐获得自身本质的全部意义，以及达到其内在统一的完整实现（尽管为时不长），以对抗试图挫败其成长与自我实现的模式化人物、制度、传统。但是，这一上升直线的纯粹性因为其各构成点的隐喻特征而模糊不清——为了让人们想象参与者以其连续的胜利而达到了更高阶段，每个点都必须更加炫目、更为极端、更加广泛而激烈。此外，由于米什莱是从远离这一上升过程顶点的位置来撰述它的历史的，他知道到达顶点之后，由于对大革命理想的背叛而开始衰落这样的结果，描述大革命高潮时刻的纯洁、光辉和圣洁的努力，在事件本身消退的情况下，便只有通过最迂回的诗意筹划才有可能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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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什莱和兰克一样也是一位复辟时期的史学家，尽管他以一种正好和兰克相对立的方式来体验他所写的那个时期。米什莱遭遇的是一种理想的消逝，就像高潮之后的失落，而兰克则感受为一种圆满，但这是在字面意思上的那种圆满。它并不像在米什莱的革命时刻的概念中那样，它不是清除了禁止人民自身联合的人为障碍而实现联合，而是原来和自身以及彼此间都不一致的诸要素在更高的共同体形式之内的真正综合。而这种共同体就是民族国家和国际体系，其中的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位置，并充当整体的一个必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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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提供的那种有关历史过程的有机论理解在兰克的著作中仍然作为隐喻呈现出来，该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是可藉此理解的。但是，它升华成了喜剧的情节结构。借助于这种结构，就欧洲历史讲述的故事将被理解成一个表述了特定意义的故事。这种情节结构本身要比为米什莱的浪漫主义历史提供思路并赋予一种次要意义的结构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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