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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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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兰克有关历史过程的思想中遭遇的观念标示出，它们与某些文学浪漫主义的首要前提存在着明确断裂。兰克的历史学实践中隐藏的浪漫主义冲动当然不容否认；在青年时期，他本身便证明了浪漫主义激励着他的思想。这些浪漫主义冲动表现在兰克对个体事件的惟一性和具体性存在的兴趣中，也表现在他那种以叙事为历史解释的观念中。此外，在专注于进入历史戏剧角色的意识内部，以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观察他们，并且重构他们在自己的时空中面对的那个世界时，兰克也表现出了这些浪漫主义冲动。然而同时，兰克始终不渝地与那种以“形式的狂欢”而自豪的冲动抗争，它使历史文献看上去代表着不加批判的眼光。在兰克看来，尽管历史表现出那么混乱的性质，它确实在具备适当条件的历史意识前显示出一种意义和可理解性，不过，它们在历史的终极意义方面缺少总体上的确信，那是能够以宗教感受性反思历史而获得的。前述“意义”在于理解历史过程的有限片断具有的形式一致性，理解这些有限片断彼此相连而更全面地整合人类生活和社会的结构。简而言之，对兰克而言，历史学显示给意识的意义是纯粹有机论的。可是，它不是诺瓦利斯在整个过程中声称看到的那种整体的有机论，而是部分与整体关系的有机论，它允许观察者在微观世界中看到一种暗示，它与包含在总体中的更大的一致性相关。兰克把正确理解这种更大一致性的本质归诸那种确定的宗教感受性，并否认历史意识能对它进行正确说明。但是，就史学家来说，他承认那种产生某种意义或某些意义的洞察力，它一方面能够克服贡斯当经历的那种绝望，另一方面克服诺瓦利斯主张的那种朴素信念。找到历史实在在不同的时空中、在实现人类共同体的各种族的努力中处置它本身的形式，这便是兰克观念中的史学家的任务。并且，这种有机论学说构成了兰克在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正是借助于兰克的理论，人们把历史学建构成了一门自律性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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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那些介于兰克与黑格尔的弟子海恩里希·利奥之间的争论，取决于理解是由特殊到一般还是由一般到特殊这样的问题；但是，这些争论都是从他们共有的假设之内延伸出来的，这个假设就是：在历史领域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相遇并融合成整个历史过程的场所。真正的问题涉及的一方面（黑格尔代表的观点）是对概念化之中严格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洪堡和兰克代表的观点）对一种有关历史知识基础的严格概念化加以抵制的可能性。在有机论的解释概念中，分析中有些地方的含糊性具有一种毫无疑问的价值，这是必然的，因为历史领域被领会成这样一个场合，即在本质上是不可认识的条件和冲动下，根本上新奇的事物强行地闯入了。这是在兰克及其弟子的史学研究中称为“经验主义”方法的真正内容。但是，这种“经验主义”的源起与其说是一种对特例的严格观察，不如说是一种决断，它把某些类型的过程视为本质上是抵制分析的，而把某些种类的理解视为具有根本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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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历史事件最终具有神秘（如果愿意的话，或者可说是不可思议）的本质，这种理解自然有蒙昧主义倾向，但又并未堕入其中，那是因为有一种在根本上是喜剧式的情节结构的信念，认为可能以宏观维度讲述的与历史过程相关的每一个故事中都表现了这种喜剧式情节结构。这种对于历史过程最终具有喜剧性质的理解，构成了对所谓的历史主义世界图景怀有的乐观主义的基础。兰克式历史主义的“乐观”成见所弄模糊了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在对其真理性的信念没有得到理论推导而证实的情况下，某种纯然的乐观主义态度是会被视为幼稚之见的。在洪堡和兰克的提喻意识之中，这种理论基础是一种先入之见，它本身严格说来是不可分析和证明的，但是被简单地断定成了一种态度，即人们如果不想陷入绝望的话，他们在精神上就不得不如此来考察历史。可是，信任它的理由出自世界过程的实际表现，在其中，将总体过程按喜剧方式进行的情节化经受住了看似合理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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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义看上去容易受到的威胁并非理论上的，因为有机论的解释概念不可能受到它自身前提假设的范围之外的攻击。需要用来破除这些假设的并非要说明历史文献能够以机械论的、形式论的或情境论的解释模式来理解，而是说明由某位史学家作为一个喜剧表现的同一个历史过程，也能够由另一位史学家表现为一个悲剧的或荒诞的过程。一旦将这种可选择的情节化赋予公众，而他们再没有信心为自己在其中扮演主角的戏剧提供喜剧式结局，那么，对于历史进行有机论解释的兴趣就可能让渡给那种对机械论或情境论解释的要求。这便是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学术界多数领域发生的情况，其中一方面出现了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出现了唯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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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并不必然要抛弃有机论；需要做的不过是将表现出的一种喜剧性历史过程转变成一种荒诞剧的历史过程，以此反映出某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在他们确信自己按科学方法理解实在的能力耗尽后造成的沮丧。这正是布克哈特采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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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那篇文章的价值并不在于他的历史解释观念，该观念在逻辑和科学基础之上都有所不足，其价值在于它对于按有机论的方式研究历史具有的适当性表现出的信心。它暗示着，如果历史表现有对整个历史过程最终的形式一致性抱有的信心支持，历史思想便能够一方面避免浪漫主义的“存在之混沌”观念，另一方面避免唯心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提出的这种状态能够获得全面理解的观念。简而言之，它表现出对于提喻式理解模式的一种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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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喻的神话乃是喜剧的梦想，也就是要了解一个世界，在其中所有的奋斗、竞争和冲突都消解在一种实现了的完美和谐之中，在所成就的那种环境中，一切的罪行、邪恶和愚蠢最终都被呈现为建构剧终所成就的社会秩序之手段。但是，喜剧式结局可能采用两种形式，其一是主人公超越阻碍他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的社会而获得胜利，其二是重申集体权利要胜过挑战它作为社会权威形式的个人权利。第一种喜剧式情节化或许可称之为愿望式喜剧，第二种则可称为责任和义务式喜剧。米什莱以第一种模式将他的法国史一直写到大革命；兰克则是按第二种模式来写作他的欧洲各国史。作为19世纪第二个25年间新型的或“实在论的”历史学代表，他们由一种共同的信念联系在一起，即以一切特殊性和多样性对历史过程进行的简单描述，都将描绘出一部成功、圆满和理想秩序的戏剧，于是讲述一个故事便是说明事情何以如此的方式。支撑着他们，使其愿意沉迷于历史文献包含的混乱材料和事件的是一种这样的信念，即根据事件的特殊性所做的准确描述得出的不是一幅混乱的图景，而是一种形式一致性的想象，它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哲学能够理解的，更不是它们用一种言语表现能够把握得住的。米什莱和兰克都力图在历史发展过程的核心中把握住“观念”的精髓，这最初是他们在叙事性散文中想要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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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托克维尔：作为悲剧的历史实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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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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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什莱史学思想的连贯性，源自他始终不懈地对自己在历史领域中看到的个人和过程这两者进行隐喻式描述。米什莱对于充斥着历史领域的对象所进行的形式主义的领会得到了浪漫主义神话的支持，他用这样的神话把在1789年大革命达到高潮的事件序列情节化了。在其思想中，主要矛盾在于从一种根本上是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历史过程概念中得出了确定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蕴涵。兰克的思想和作品中不存在这样的矛盾。他的知识理论是有机论的，情节化模式是喜剧式的，意识形态立场是保守主义的。因此，当我们阅读兰克的作品时，无论我们对其学识以及作为一位叙事者的能力有多深的印象，我们意识到，在他写的任何东西中，都缺少那种我们往往和伟大的诗歌、文学、哲学，甚至伟大的史学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张力。这或许是为什么人们有时会对米什莱这样的史学家再感兴趣的原因，某种程度上，这几乎不可能出现在兰克这样的史学家身上。我们钦佩兰克的成就，但是，我们会直接地和感同身受地就米什莱的斗争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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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转向以大尺度来描绘人类和社会的历史时，可能不会允许任何人怀有看上去激活了兰克著作的那种确信。知识是一种斗争的产物，不仅是与“事实”的斗争，还是与自己的斗争。在有关实在可供选择的景象并不存在真正可能性的地方，思想的产物倾向平淡与不相称的自信。我们对兰克做出的反应相当于我们倾向于对歌德做出的，两位思想家都没有被驱使去尝试任何他内心中确实还不知道自己能够完成的东西。在兰克的意识当中我们直觉到的那种平静是一致性的作用，即他的想象和他作为一名史学家将这种想象运用到作品中这两者之间的一致。米什莱试图从他的历史想象转移到他自觉承诺的意识形态立场，而后者与该想象本身是矛盾的。在这个层面上，米什莱缺少的正是这种一致性。因此，米什莱的作品对我们而言更为动荡，更充满激情，也更直接。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其中道德自信倘若不是不可能的，至少看上去它的危险与价值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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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米什莱那里感悟到的那种激荡，类似的也存在于他同时代的一位伟大同胞的作品中心，此人便是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这种激荡来源于托克维尔与米什莱共有的两种情感，即以超乎一切的容纳力同情与他自己不同的人，以及担心他认为过去或现在最有价值的那些事物遭到破坏。至少在米什莱看来，理想的民族统一在1789年的喜悦中已然实现，当法国政治生活远离了这样一些情形时，我们注意到了米什莱是怎样倾向于那种与日俱增的反讽式一般历史概念。当法国历史的高潮消退而成为历史，米什莱习惯于表达和形容的迄至1789年法国历史的浪漫主义神话便逐步被理想化、被抑制，并被当成了一种暗示。这种暗示指的是，倘若史学家能够成功地实践其重构和复苏过去的工作，使过去恢复完整性、多姿多彩、生动性和生命，它终究会是法国历史的成果。在托克维尔史学思想的演变中，当我们从《美国的民主》（1835）到《回忆录》（他1859年去世前几年所著），循着他关于历史以及一般性法国史的思想发展，我们看到一种类似的反讽指向。但是，托克维尔走上这条道路的起点与米什莱不同。米什莱的思想开始是浪漫主义的，历经对背叛他史学家奋斗理想的各种命运的悲剧式理解，之后，他的思想停止在一种混合状态，即理想化的浪漫主义与明显的反讽相混合的状态，以此看待1789年以后法国历史；托克维尔不同，他一开始努力保留一种特定的悲剧式历史图景，然后逐渐弱化，最后面对那种令他感觉到解放的前景迟早会落空的情形，他落入一种反讽而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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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对于托克维尔的学术研究全面揭示了其思想的学术和情感基础，他的前辈和同时代思想家对他产生的“影响”，以及他在奥尔良派治下的法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位置。这些研究也奠定了他作为近代社会思想主要先驱的地位，并且，他对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这两者的贡献现在都得到了承认。我在此并不是想要增进读者对于托克维尔的思想、工作和生活这些方面的了解，令我感兴趣的是分析他那种作为历史反思特定风格模式的历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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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某种给定的意识形态标签（如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或者某种特定的学科标签（如“社会学的”），这种风格并不能描述得详尽无遗。事实上，我的观点是，托克维尔作为一名史学家，其作品真正的逻辑蕴涵是激进主义的。由于他研究历史是为了确定支配着历史过程的因果律，托克维尔隐约承认这样一种概念，它以其现代的唯物主义的形式来看待我们将其与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对于社会过程的操纵。这种暗含着的激进主义表现在悲剧性主题中，该主题为托克维尔两部主要著作《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下文简称《旧制度》）提供了宏观历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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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部作品中，社会实在的知识采用的明显是类型学的形式，它可能暗示了，托克维尔的目的最终是对以实际建构起来的类型辨识出来的那些过程和力量或者是进行形式主义的条分缕析，或者是进行有机主义的统一。但托克维尔既不像米什莱，也不像兰克，他既不喜欢沉迷于形式，也不愿综合那些彼此竞争的力量，以此作为欧洲的未来真正具有的可能性。在他看来，未来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和解的前景渺茫。历史是无法逃避的冲突的舞台，其中起作用的力量无法调和，无论是在社会中，还是在人的内心之中都是如此。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人们留连于“两道深渊的边缘”，一道是由社会秩序构成，少了它，人将不人；另一道则是由他内心中阻止他成为完人的魔鬼本性构成。人总是在每一次努力之后返回到这种存在于“两道深渊边缘”的意识，虽然他努力是要促使自己超越动物性，使栖息在他内心中被压抑、束缚、无法在万物间处于优势的“神性”兴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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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所有思想的根本是理解一种原始混乱，他明白在历史、社会和文化中发现的秩序就像神恩那样是个谜。托克维尔就像其同时代的伟大小说家巴尔扎克，他对于人们“具有”一种历史这一神秘事实狂喜不已；但是，他关于黑暗深渊的观念，认为人们由之而生，并且与之相对而把“社会”作为一种阻挡总体混乱的屏障，这观念除了有时让托克维尔适当地得到一点与最终支配世界行程的力量相关的知识外，并不担保他能期望到任何其他东西。因为对他而言（和马克思不一样），存在本身是一种神秘之物，托克维尔无法使其思想陷入那种有关真正历史科学的沉思，而他关于历史现象的分类组织形式看上去是允许他这样做的。这种神秘的无法消化的残渣阻止他将过程规律概念化，这些规律本来有可能准许他说明为何历史本身看上去分解成了相互排斥的，不过也是循环的社会现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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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启蒙时代那些早于他以及19世纪后期那些紧随其后的纯粹反讽论者不同，托克维尔不允许自己相信历史根本不存在普遍的意义。悲剧性冲突一次次揭示出，历史的奥秘无他，不过是人类永无休止地与自身争斗并返回自身。这样，历史的神秘性时而可以用一种埃斯库罗斯式的方式，时而用一种索福克勒斯式的方式来设想，它首先支撑着一种代表着更美好未来而作用于现在的自信行为，然后提示危险，这危险来自于过早排斥可能性，或者突然执行不完全了解的社会或个人计划。这种对于历史的双重看法是托克维尔自由主义的基础。只是在其晚期，他反思历史的风格和情绪才流于欧里庇得斯式或莎士比亚后期那样的反讽式确信，即确信生活本来毫无意义。当这种信念出现时，托克维尔出于道德理由而压抑它，因为他害怕这种信念使得那些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劳作，从而使其生命摆脱由命运赋予的邪恶本质的人们变得软弱。他甚至抨击他的朋友戈比诺，因为他以真实性为名，自行其事地传播那样一种只会有助于增加恐惧的历史观，而消除这种恐惧却是哲学家和史学家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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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托克维尔要么声称历史根本毫无意义，而且也不为希望提供任何基础，要么反之而声称历史有意义，并且这种意义能够被人们充分认识到，那么，他便会趋向于或者具有类似于其后继者布克哈特那样的反动立场，或者具有类似于他的同时代人马克思那样的激进立场。然而，他既想相信历史有意义，又想相信这种意义要到人们自身中的神秘本质中去寻找。正是托克维尔赋予该神秘之物的价值，使得他成了所谓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的代言人——纵使他对于历史过程的规律性本质的观念有可能导致他在那时的大多数重要社会问题上采用一种激进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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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科学”研究历史的结果是把历史事件排列到各种类型、种类、部属、式样等等之中。当材料陈列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现象的限定类型中，并受到影响，它们便转变成了知识。例如，托克维尔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社会：民主制社会和贵族制社会。而他关于上迄中世纪晚期下至他所处时代的这种近代西方文明史概念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两种社会是如何在该文明之中产生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的本质如何，以及它们未来各自的前景大致如何。托克维尔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是：这两个根本上没有变化的社会的产生、相互作用并互相冲突，这一过程的实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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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并没有真正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他意在辨明具有政治、社会和历史文化性质的长期趋势，这种趋势通过托克维尔的角度指示出一种社会类型（贵族制的）的衰落和另一种（民主制的）的兴起。并且，他指出，贵族制类型的衰落正是民主制兴起的作用，这意味着他把整个历史过程看作一个闭合系统，它包含了有限的可资利用的能量，在任何成长的过程中无论获得了什么，系统其他部分都要失去些东西来补偿。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也被视为一个过程，因此它是按机械论的方式来认识的，而部分之间的关系则是以机械式因果关系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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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托克维尔是一位唯心论（或有机论）思想家，他本应该努力把这种能量交换看作人类意识总体上积极成长的场合。这种成长本来是可以感觉到的。在他身处的时代中，就黑格尔和兰克而论，思想和表述日趋复杂远胜于以前任何时代。但是，托克维尔于该过程中看到的成长与其说是在意识的总体发展中，不如说是在单单受益于贵族制衰落与民主制兴盛的诸种力量的势力中，这种势力一方面是集权国家的，一方面是群众的。并且，在他看来，这两种力量聚合的方式将不仅对他认识的文明和文化，亦对人性本身造成一种严重的威胁。此外，这些力量的增长在他看来并不是一个零星的或偶然的过程，而是宝贵的人性资源，即智慧、道德和情感不断被侵蚀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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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过程必然是悲剧的，并且，托克维尔对于历史和历史知识先前的思索明确地将史学家的任务想象为新旧力量的调和。新的力量是呈现在他自己的现世视野中的征服性力量，旧的力量则是落伍的文化理想，它们因前者的上升而受到威胁。托克维尔生活在一个割裂的世界，他的目的是尽其所能照管它，如此，其结构中的裂痕和破缝如果不能完全愈合的话，至少也能加以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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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认为整个的西方文明史是他思考的更为宽广的语境，他把自己对其中的欧洲和美国样式变种的分析，作为相对单纯的可能性种类的例证。它们作为他身处时代可能的未来而包含在总体性之中。因此，他考察这两类历史的态度和叙述这些历史的腔调具有的含义是不同的。用来考察美国民主的观点是出于一个优越的观察者的角度，他比构成该社会类型的行为主体和行为方式处于更优越的位置。托克维尔有着一种温和反讽式的腔调，至少在《美国的民主》第一卷是如此，他这样是为了提醒此书的欧洲读者，作为一种可能的未来而在欧洲社会自身之中包含的这种潜在能力所具有的力量和缺陷。比起来，托克维尔的《旧制度》腔调和立场都朝《美国的民主》第二卷指示出的方向改变了。后者对美国制度、习俗和信仰进行了更尖锐的分析，并且更直接地批评了它们对欧洲文化生活中永恒价值成分所具有的威胁。这更像该历史过程中一位参与者的观点，他必定是想非常努力地摆脱这一过程，以便猜测出其普遍的变化与趋势，预想它的目的或方向，并警告那些涉身其中的人危险在哪里。相应地，其腔调为了与观点的变化相适应也变了。托克维尔的心情也更加忧郁，悲剧性主题更直露地控制了叙事形式。其主导的语言是转喻式的，就如同《美国的民主》第二卷中那样，但过程的意象更突出了，时间的流逝和发展的感觉也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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