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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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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什莱史学思想的连贯性，源自他始终不懈地对自己在历史领域中看到的个人和过程这两者进行隐喻式描述。米什莱对于充斥着历史领域的对象所进行的形式主义的领会得到了浪漫主义神话的支持，他用这样的神话把在1789年大革命达到高潮的事件序列情节化了。在其思想中，主要矛盾在于从一种根本上是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历史过程概念中得出了确定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蕴涵。兰克的思想和作品中不存在这样的矛盾。他的知识理论是有机论的，情节化模式是喜剧式的，意识形态立场是保守主义的。因此，当我们阅读兰克的作品时，无论我们对其学识以及作为一位叙事者的能力有多深的印象，我们意识到，在他写的任何东西中，都缺少那种我们往往和伟大的诗歌、文学、哲学，甚至伟大的史学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张力。这或许是为什么人们有时会对米什莱这样的史学家再感兴趣的原因，某种程度上，这几乎不可能出现在兰克这样的史学家身上。我们钦佩兰克的成就，但是，我们会直接地和感同身受地就米什莱的斗争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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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转向以大尺度来描绘人类和社会的历史时，可能不会允许任何人怀有看上去激活了兰克著作的那种确信。知识是一种斗争的产物，不仅是与“事实”的斗争，还是与自己的斗争。在有关实在可供选择的景象并不存在真正可能性的地方，思想的产物倾向平淡与不相称的自信。我们对兰克做出的反应相当于我们倾向于对歌德做出的，两位思想家都没有被驱使去尝试任何他内心中确实还不知道自己能够完成的东西。在兰克的意识当中我们直觉到的那种平静是一致性的作用，即他的想象和他作为一名史学家将这种想象运用到作品中这两者之间的一致。米什莱试图从他的历史想象转移到他自觉承诺的意识形态立场，而后者与该想象本身是矛盾的。在这个层面上，米什莱缺少的正是这种一致性。因此，米什莱的作品对我们而言更为动荡，更充满激情，也更直接。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其中道德自信倘若不是不可能的，至少看上去它的危险与价值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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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米什莱那里感悟到的那种激荡，类似的也存在于他同时代的一位伟大同胞的作品中心，此人便是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这种激荡来源于托克维尔与米什莱共有的两种情感，即以超乎一切的容纳力同情与他自己不同的人，以及担心他认为过去或现在最有价值的那些事物遭到破坏。至少在米什莱看来，理想的民族统一在1789年的喜悦中已然实现，当法国政治生活远离了这样一些情形时，我们注意到了米什莱是怎样倾向于那种与日俱增的反讽式一般历史概念。当法国历史的高潮消退而成为历史，米什莱习惯于表达和形容的迄至1789年法国历史的浪漫主义神话便逐步被理想化、被抑制，并被当成了一种暗示。这种暗示指的是，倘若史学家能够成功地实践其重构和复苏过去的工作，使过去恢复完整性、多姿多彩、生动性和生命，它终究会是法国历史的成果。在托克维尔史学思想的演变中，当我们从《美国的民主》（1835）到《回忆录》（他1859年去世前几年所著），循着他关于历史以及一般性法国史的思想发展，我们看到一种类似的反讽指向。但是，托克维尔走上这条道路的起点与米什莱不同。米什莱的思想开始是浪漫主义的，历经对背叛他史学家奋斗理想的各种命运的悲剧式理解，之后，他的思想停止在一种混合状态，即理想化的浪漫主义与明显的反讽相混合的状态，以此看待1789年以后法国历史；托克维尔不同，他一开始努力保留一种特定的悲剧式历史图景，然后逐渐弱化，最后面对那种令他感觉到解放的前景迟早会落空的情形，他落入一种反讽而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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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对于托克维尔的学术研究全面揭示了其思想的学术和情感基础，他的前辈和同时代思想家对他产生的“影响”，以及他在奥尔良派治下的法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位置。这些研究也奠定了他作为近代社会思想主要先驱的地位，并且，他对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这两者的贡献现在都得到了承认。我在此并不是想要增进读者对于托克维尔的思想、工作和生活这些方面的了解，令我感兴趣的是分析他那种作为历史反思特定风格模式的历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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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某种给定的意识形态标签（如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或者某种特定的学科标签（如“社会学的”），这种风格并不能描述得详尽无遗。事实上，我的观点是，托克维尔作为一名史学家，其作品真正的逻辑蕴涵是激进主义的。由于他研究历史是为了确定支配着历史过程的因果律，托克维尔隐约承认这样一种概念，它以其现代的唯物主义的形式来看待我们将其与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对于社会过程的操纵。这种暗含着的激进主义表现在悲剧性主题中，该主题为托克维尔两部主要著作《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下文简称《旧制度》）提供了宏观历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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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部作品中，社会实在的知识采用的明显是类型学的形式，它可能暗示了，托克维尔的目的最终是对以实际建构起来的类型辨识出来的那些过程和力量或者是进行形式主义的条分缕析，或者是进行有机主义的统一。但托克维尔既不像米什莱，也不像兰克，他既不喜欢沉迷于形式，也不愿综合那些彼此竞争的力量，以此作为欧洲的未来真正具有的可能性。在他看来，未来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和解的前景渺茫。历史是无法逃避的冲突的舞台，其中起作用的力量无法调和，无论是在社会中，还是在人的内心之中都是如此。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人们留连于“两道深渊的边缘”，一道是由社会秩序构成，少了它，人将不人；另一道则是由他内心中阻止他成为完人的魔鬼本性构成。人总是在每一次努力之后返回到这种存在于“两道深渊边缘”的意识，虽然他努力是要促使自己超越动物性，使栖息在他内心中被压抑、束缚、无法在万物间处于优势的“神性”兴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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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所有思想的根本是理解一种原始混乱，他明白在历史、社会和文化中发现的秩序就像神恩那样是个谜。托克维尔就像其同时代的伟大小说家巴尔扎克，他对于人们“具有”一种历史这一神秘事实狂喜不已；但是，他关于黑暗深渊的观念，认为人们由之而生，并且与之相对而把“社会”作为一种阻挡总体混乱的屏障，这观念除了有时让托克维尔适当地得到一点与最终支配世界行程的力量相关的知识外，并不担保他能期望到任何其他东西。因为对他而言（和马克思不一样），存在本身是一种神秘之物，托克维尔无法使其思想陷入那种有关真正历史科学的沉思，而他关于历史现象的分类组织形式看上去是允许他这样做的。这种神秘的无法消化的残渣阻止他将过程规律概念化，这些规律本来有可能准许他说明为何历史本身看上去分解成了相互排斥的，不过也是循环的社会现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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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启蒙时代那些早于他以及19世纪后期那些紧随其后的纯粹反讽论者不同，托克维尔不允许自己相信历史根本不存在普遍的意义。悲剧性冲突一次次揭示出，历史的奥秘无他，不过是人类永无休止地与自身争斗并返回自身。这样，历史的神秘性时而可以用一种埃斯库罗斯式的方式，时而用一种索福克勒斯式的方式来设想，它首先支撑着一种代表着更美好未来而作用于现在的自信行为，然后提示危险，这危险来自于过早排斥可能性，或者突然执行不完全了解的社会或个人计划。这种对于历史的双重看法是托克维尔自由主义的基础。只是在其晚期，他反思历史的风格和情绪才流于欧里庇得斯式或莎士比亚后期那样的反讽式确信，即确信生活本来毫无意义。当这种信念出现时，托克维尔出于道德理由而压抑它，因为他害怕这种信念使得那些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劳作，从而使其生命摆脱由命运赋予的邪恶本质的人们变得软弱。他甚至抨击他的朋友戈比诺，因为他以真实性为名，自行其事地传播那样一种只会有助于增加恐惧的历史观，而消除这种恐惧却是哲学家和史学家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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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托克维尔要么声称历史根本毫无意义，而且也不为希望提供任何基础，要么反之而声称历史有意义，并且这种意义能够被人们充分认识到，那么，他便会趋向于或者具有类似于其后继者布克哈特那样的反动立场，或者具有类似于他的同时代人马克思那样的激进立场。然而，他既想相信历史有意义，又想相信这种意义要到人们自身中的神秘本质中去寻找。正是托克维尔赋予该神秘之物的价值，使得他成了所谓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的代言人——纵使他对于历史过程的规律性本质的观念有可能导致他在那时的大多数重要社会问题上采用一种激进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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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科学”研究历史的结果是把历史事件排列到各种类型、种类、部属、式样等等之中。当材料陈列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现象的限定类型中，并受到影响，它们便转变成了知识。例如，托克维尔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社会：民主制社会和贵族制社会。而他关于上迄中世纪晚期下至他所处时代的这种近代西方文明史概念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两种社会是如何在该文明之中产生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的本质如何，以及它们未来各自的前景大致如何。托克维尔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是：这两个根本上没有变化的社会的产生、相互作用并互相冲突，这一过程的实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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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并没有真正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他意在辨明具有政治、社会和历史文化性质的长期趋势，这种趋势通过托克维尔的角度指示出一种社会类型（贵族制的）的衰落和另一种（民主制的）的兴起。并且，他指出，贵族制类型的衰落正是民主制兴起的作用，这意味着他把整个历史过程看作一个闭合系统，它包含了有限的可资利用的能量，在任何成长的过程中无论获得了什么，系统其他部分都要失去些东西来补偿。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也被视为一个过程，因此它是按机械论的方式来认识的，而部分之间的关系则是以机械式因果关系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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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托克维尔是一位唯心论（或有机论）思想家，他本应该努力把这种能量交换看作人类意识总体上积极成长的场合。这种成长本来是可以感觉到的。在他身处的时代中，就黑格尔和兰克而论，思想和表述日趋复杂远胜于以前任何时代。但是，托克维尔于该过程中看到的成长与其说是在意识的总体发展中，不如说是在单单受益于贵族制衰落与民主制兴盛的诸种力量的势力中，这种势力一方面是集权国家的，一方面是群众的。并且，在他看来，这两种力量聚合的方式将不仅对他认识的文明和文化，亦对人性本身造成一种严重的威胁。此外，这些力量的增长在他看来并不是一个零星的或偶然的过程，而是宝贵的人性资源，即智慧、道德和情感不断被侵蚀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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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过程必然是悲剧的，并且，托克维尔对于历史和历史知识先前的思索明确地将史学家的任务想象为新旧力量的调和。新的力量是呈现在他自己的现世视野中的征服性力量，旧的力量则是落伍的文化理想，它们因前者的上升而受到威胁。托克维尔生活在一个割裂的世界，他的目的是尽其所能照管它，如此，其结构中的裂痕和破缝如果不能完全愈合的话，至少也能加以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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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认为整个的西方文明史是他思考的更为宽广的语境，他把自己对其中的欧洲和美国样式变种的分析，作为相对单纯的可能性种类的例证。它们作为他身处时代可能的未来而包含在总体性之中。因此，他考察这两类历史的态度和叙述这些历史的腔调具有的含义是不同的。用来考察美国民主的观点是出于一个优越的观察者的角度，他比构成该社会类型的行为主体和行为方式处于更优越的位置。托克维尔有着一种温和反讽式的腔调，至少在《美国的民主》第一卷是如此，他这样是为了提醒此书的欧洲读者，作为一种可能的未来而在欧洲社会自身之中包含的这种潜在能力所具有的力量和缺陷。比起来，托克维尔的《旧制度》腔调和立场都朝《美国的民主》第二卷指示出的方向改变了。后者对美国制度、习俗和信仰进行了更尖锐的分析，并且更直接地批评了它们对欧洲文化生活中永恒价值成分所具有的威胁。这更像该历史过程中一位参与者的观点，他必定是想非常努力地摆脱这一过程，以便猜测出其普遍的变化与趋势，预想它的目的或方向，并警告那些涉身其中的人危险在哪里。相应地，其腔调为了与观点的变化相适应也变了。托克维尔的心情也更加忧郁，悲剧性主题更直露地控制了叙事形式。其主导的语言是转喻式的，就如同《美国的民主》第二卷中那样，但过程的意象更突出了，时间的流逝和发展的感觉也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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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民主》第一卷和《旧制度》之间，存在一个根本的重点转变，即从思考结构转变到思考过程，结果在后一部著作中，意义感受的分量更加公开地施加在表现的叙事层面上。从宗教改革至大约1830年，西欧历史的过程被简单地假设为前书中分析美国民主结构的语境。这个过程中，美国民主看起来像一个僵化的结构，其惟一的运动或成长正是在对其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清晰表述中。相比之下，《旧制度》中，过程与结构的区别几乎消除了，其效果相应地更文学化，意识形态倾向相比之下也更富于进取心。但是，两部作品的意义在一个单一停滞、确定、挫败、压抑、非人性的图景中聚合了。在整个托克维尔著作的背后，主导力量是困惑的挫败和绝望的图景，它启发了每一处呈现的反讽性主题。托克维尔仅仅是通过意志行为而幸免于落入这种绝望之中。在他就历史写的所有东西本应促使他要么产生一种激进的反叛，要么产生一种反动的虚无主义时，正是这种意志行为使他自始至终能够像自由主义者那样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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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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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的著作与兰克的不同，它很少认识到有关历史领域的辩证转换；其主导看法是从某个优越位置持续不断地堕落，并且无力利用特定的可能性。历史性力量的二元论，这种兰克视为在他所处时代真正实现了的社会妥协的前提，在托克维尔看来却是对文明本身的主要威胁。事实上，托克维尔整个的历史成就正是这样一种努力的产物，他想确定是否能够从他看来像是矛盾的各种冲突性力量中挽回什么东西，而不致是总体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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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托克维尔用来描述历史过程的二元论也表现在（或反映在）他有关人性本身的概念中，正如1836年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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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无法阻止人们拥有一副躯体和灵魂……你知道，在我心中，动物性被征服的程度并不比大多数人更强，［但是］我崇拜神性，并且愿付出一切令它居于主导。因此，我一直努力发现人们可能遵循而不致成为赫利奥盖巴勒斯[11] 和圣哲罗姆[12]的门徒的中庸之道；我深信，大多数人不会听信劝说去模仿其中任一位，无论是那位圣徒还是那位皇帝。［《回忆录》，I，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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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二元论也表现在托克维尔的政治学中，并且也导致他追求一种类似的“中庸之道”。就其政治立场，他曾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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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我交替地持有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偏见……但我的出身恰好使我更容易对这两者保持距离……当我步入生活之际，贵族制已经逝去，而民主制尚未诞生。因而，我的本能不可能盲目引导我追随这一种或那一种……我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寻求平衡，对两者都没有天生本能的吸引力，这样我无须努力便能静心地考虑问题的每一个方面。［同上，II，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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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与马基雅维里相似，他深信自己的时代正面临在可供选择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理念之间无力选择的困境。他认为，自从拿破仑失败以后，欧洲被搁在了旧的贵族体制和新的民主体制之间；它既没有完全抛弃前者，也没有彻底地接受后者，它忍受着两者的缺陷，而它们的好处一点也没有享受到。正如托克维尔看到的，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权衡这两个系统的利弊，如何面向未来而评价它们的前途，并且鼓励人们就那些看起来不可避免，但能够最有效地促进人类自由和创造性事业的方式做出选择。这种探索有一部分必定是历史的，但传统的历史考查无法充分满足时代的要求。这个时代需要一种本质上既非“贵族式的”又非“民主式的”历史图景，但对两个体系做出客观判断却有可能，另外，也有可能将它们中有利于未来的东西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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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托克维尔认为，他所处时代的文化也在旧贵族制时期的唯心主义和新兴民主时代的唯物主义之间摇摆。启蒙运动批判了贵族式的唯心主义，并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真实而可见的世界”，将它视为研究的真正对象。一开始，思想和艺术都全部集中于物质世界，即“外在于人”的世界。但是，这种对自然的迷恋既非这个时代可能有的惟一兴趣，亦非真正与之相适应；托克维尔说，它“仅仅属于过渡时期”。他在《美国的民主》中预言，即将来临的这个时代中，思想和想象将“只和人”联系在一起，并更加确定地和人类的未来相关联（II，第7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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