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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历史过程的“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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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说，他并非因为“仅仅满足于一种好奇心”而着手研究美国的民主，相反，他首先是想要构想一幅“民主本身，以及它的偏爱、特征和成见的图景，以便认识到在其过程中我们担心和希望的东西”（I，第14、17页）；其次，他要为“新的政治科学”打好基础，这是“新世界所需要的”（第7页）。托克维尔的真正主题是自由的理念，它从一开始就渗透在欧洲文化生活中，并且贵族制和民主制都以各自的方式为此做出过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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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托克维尔有关美国的民主观念是一种畸形的产物。在他看来，美国的民主表现出西方文明的构造中的一种断痕和分裂。自从16世纪封建社会的崩溃以来，这种片面而极端的发展倾向就在欧洲存在了。美国提供了一个单纯民主类型的例子；在此，“第一次……至今不为人知或认为是不可行的理论将展示出一幅新景象，而世界根据过去的历史还没有为它做好准备”（第26页）。美国丰富的自然财富，以及缺少任何原先存在的社会秩序，使得仍然潜在于欧洲的某种思想和行为传统有可能成长、繁荣，并且在自由的理想中表现出它所有的创造和破坏的潜能。这样，美国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一种温室环境，而这种系统只是最初形成于欧洲，后者“仍然因在腐朽中衰落的世界残余而被拖累”（II，第349页）。但是，恰恰是这些旧社会的历史残余的存在，为在欧洲创造一种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可能性，它要优于在美国形成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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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克维尔正写作《美国的民主》第二卷时，美国社会开始显示出他所认为的某些潜在的致命缺陷。其中最明显的是其变化而无发展。托克维尔在美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发现一种沉闷的阻滞现象，它阻碍创新，无力将变化转变成进步。这样，他认为，美国人民将自己呈现给同时代观察者，其处境与两个世纪之前人们从欧洲抵达美国时本质上是相同的（第7页）。托克维尔也为美国生活中盛行的物质主义而感到沮丧。在许多地方，他表示出对美国将形成富豪统治的担忧，这种统治在动摇平等理想的同时，将不可能替代健康独立的思想和行为，后者正是欧洲贵族制在其早期和富有创造性的阶段中具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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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声称，美国的民主中并没有什么本质上是“美国的”东西，这就表明，欧洲也潜在地受到类似危险的威胁。他认为，美国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其欧洲源起。因此，他写道：“如果我们在研究了美国的历史之后，仔细核查一下它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我们仍然会深信，没有哪种记录在案的观点、习俗、律法，甚至事件是人们不能说明其［欧洲的］源起的”（I，第29页）。托克维尔将美国生活的静态性大部分归因于缺少一种“民主革命”的传统，在那种传统中，确立的社会制度才能够接受周期性的批判和评价，并保存它的进步性变革的动力（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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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缺少这种革命传统，才使得美国和欧洲的社会生活真正区分开了。在美国，民主的理想仅仅是被确立了，而在欧洲，这种理想必须确立自身以应对贵族制的反抗，以及抵制中央集权政府，它是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共同敌人。这种反抗使得贵族制文化的某些片断去拥抱民主制的理想，它导致平等原则和革命性动力融为一体，并因此创造出那种民主革命的传统。有了这种传统，欧洲就被赋予了一种进步性变革的潜能，这是美国的民主所没有的。这样，对于理解美国历史而言，只要考虑两个因素（令人鼓舞的社会理想和它赖以发展的自然环境），理解欧洲历史却有四个因素需要研究。它们是贵族制社会理想、民主制社会理想、集权国家和革命的传统。并且，在最后的分析中，美国的剧情表现为人类只是为了确立平等原则而与自然的斗争，因而是可怜的；欧洲的剧情则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政治斗争，牵涉到社会观念的冲突、凌驾和反对这些观念并用它们为自身服务的国家力量，以及一种革命传统，它反过来对抗国家权力，并且在忠于自由理想的过程中周期性地消解它。这也就是说，欧洲与美国比起来，是一部包含了一切真正的悲剧成分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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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的“语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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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在《美国的民主》第二卷开头几章中勾勒出来了。在此，托克维尔将美国和欧洲民主思想的主要原则追溯到16世纪宗教改革者那里。但他指出，在欧洲，独立判断与批判精神从路德经由笛卡尔到伏尔泰得到继续发展，而在美国，这种精神堕落为对公共观点的接受。这样，在欧洲有着一种民主的哲学传统，它在文化、政治和宗教中支持并援助了革命传统；而在美国，哲学传统几乎完全不存在，甚至对哲学毫无兴趣。美国社会是宗教虔信的产物，它“从不怀疑”地接受那些信念，并且“不得不同样接受其中产生并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大量道德真理”（II，第7页）。相比之下，在欧洲，贵族阶级和国家集权对平等原则的抵抗促进了哲学和革命的发展。相应地，思辨的自我批判传统和通过革命行动进行批判的传统在此都鲜活地保存下来了。它们提供了创造一种新社会的可能，这个社会在原则上平等的同时，在思想和行动上仍然倡导一种个体性，这是美国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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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最后，美国表现出来的只是二分之一的欧洲自由传统的一种奇异发展。欧洲文明的发展源自于两种社会理想（贵族制和民主制）和两种政治趋势（国家集权和革命）之间的对抗。相比之下，美国文明缺少贵族制社会理想来充当民主理想的制衡物，也缺乏革命传统来充当国家集权的制衡物。这样，在美国，未来对于自由的主要威胁在于国家集权与民主社会理想的可能联合，它将创造一种多数人的专制（第13页）。在欧洲，贵族制独立的传统以及革命传统将制衡可能利弊俱在的民主理想的发展，这有赖于它们如何运用。如此，托克维尔便向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同胞指出：“我们时代的国家不能阻止人们的处境变得平等”，但是，“平等原则将他们引向奴役还是自由、引向文明还是野蛮、引向繁荣还是恶劣”，这仍然有赖于“他们自己”（第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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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对美国的反思很少可以视为绝对赞许，多数可看作批评。他对美国的态度是极富反讽的。他置身于美国之上，并从各个方面做出判断，把美国看成各种条件和过程的联合体。这些条件和过程很少提供什么理由让人们希望美国能够产生任何对普遍的人性而言有价值的东西。托克维尔认为，美国历史的情节不像任何浪漫主义式的上升，甚至不像通过其主角遭受苦难而在意识中获得提升的悲剧性兴衰。美利坚形式的民主，也就是说，对其倾向专制的内在冲动不存在任何限制的民主，最后只能得出一种可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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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托克维尔提醒我们，国家并非完全受制于“由先前的事件、这些国家的人种，或者土壤和气候中产生的一些不可超越的和不可理喻的力量”。他批判信仰这些决定论的原则是“错误的和胆怯的”；它产生的只能是“虚弱的人类和怯懦的国家”。虽然神意并没有为人类创造全面的独立或完美的自由，但想象一种每个人都能主宰自己的自由之境还是有可能的。史学家的任务在于表明，虽然“在每个人周围画出了他无法跨越的命运之圆”，但是，“在这个圆圈的广阔范围内，他是强大的，也是自由的。”并且，“对人是如此，对社会也是如此”（同上）。但托克维尔很少劝说人们对美国的未来及其民主抱有更多的希望，这有可能说明为什么美国在19世纪后半叶对他的著作没有多少兴趣。穆勒认识到了托克维尔在思想中对民主的这种敌意；并且，尽管他称赞托克维尔的历史见识与社会学考察的深刻性，针对美国和欧洲民主的未来，他却否认由这位法国贵族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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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历史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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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欧洲文明的戏剧而言，托克维尔相信，他正在经历第一幕或贵族制那幕的最后一场，而他在美国看到了正在拉开的第二幕或民主制那幕的一种可能后果。他的目的在于说明，这一幕如何可能在欧洲以喜剧结束，而不是一种悲剧结局。他研究美国民主的原意不仅仅是对下一个欧洲时代做出猜测性的描述，而是要帮助欧洲避免铁板一块式的民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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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托克维尔看到的那样，在他那个时代，欧洲文明是以一种割裂、分离的情形存在，也就是说，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是个庞然怪物；另一方面，欧洲在冲突的观念之间挣扎，无法做出选择，它自身的力量不能确定，对自身复兴的资源缺乏思考，优柔寡断、踌躇不前和缺少自信。在完成了对美国社会的诊断，以及预言美国即将堕落为一种暴民专制之后，托克维尔转而分析欧洲社会，想估计一下欧洲的千年传统哪些已经消逝了，哪些还活着，以便确定其未来的前景。他的《旧制度》是计划阐述大革命对欧洲社会影响的多卷本研究著作的第一部，它意在成为为贵族制文化理想辩护的著作。这部作品的策略与《美国的民主》中的一样，但其做法却多少有些不同。对美国民主的研究被当作解毒剂注入到了奥尔良派治下的法国的静态社会中，一方面，它平息了对民主的恐惧，另一方面冷却了不假思索投身民主的热情。它意在表明民主在何种程度上是欧洲历史中特有的，以此来缓和保守分子的恐惧，并且，同时也想通过揭示新大陆发展的那种纯粹民主具有的缺陷来缓和激进分子的热情。《旧制度》也有类似的双重目的。一方面，它表明民主人士自身珍视的革命传统本身为何就是一种贵族制社会的创造，并且，革命如何（反讽式地）恰好是它试图颠覆的这个社会制度的产物，由此而调和了民主人士的激情；然而，另一方面，它也（反讽式地）强调了新旧体制之间的连续性因素，尤其是在集权政府的成长中更是如此，这威胁到了革命者为之奋斗的自由的原则。托克维尔自始至终深信，历史的时钟不可能退回到以前的时刻，在他自己思想中，无论什么时候，使时光倒流的念头都是要根除的。但是，托克维尔冷静地评估了人们必须为平等主义付出的代价，并且，也意识到了人类文化在平等主义推动的社会进步中要受到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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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观点，保守主义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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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制度》导论中，托克维尔写道，他的著作意在“阐明在什么方面，［现在的社会制度］与在它之前的社会制度相似或不同；并且要确定，通过如此剧变，损失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第xi页）。因而，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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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从我们的祖先那里发现任何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但现在几乎绝迹的美德，如一种健康独立的精神、高远的抱负、自信、有理想，我都要将它们解救出来。同样地，只要我发现了任何罪恶的踪迹，在毁灭了旧秩序之后仍然对国家有影响，我就会着重强调它们；因为正是根据它们以前引起的罪恶，我们能够估量出它们至今可能带来的危害。［第xi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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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此再次可见，研究旧制度并非仅仅以实践一种历史重构作为其内在目的；它的意图在于，帮助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从一种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具有的毫无意义的愤怒中解救出来，同样也从一种毫无意义、不加批判的满足于它本身在现在取得的成就的心态中解救出来。这种观点明显是自由主义的，但语气却是保守主义的。语气虽然表面上客观公正，但实质内涵已经被调换了，它由一种对必然的悲剧式接受转变成一种对旧秩序的追随者反讽式的警告，让他们照看好自己的最大利益，并且做出相应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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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表现的革命既非某种不可逃避的元历史过程的产物，亦非一种针对未来的单一决定的可能性。相反，他强调，它是在自然和特定社会环境提供的可选择性事实中人类选择的产物。革命就像旧制度那样，是一个历史事件；它是一种有着特定外貌和生命形式的确定的过去，有可悲叹的恶行和可保存的美德。和旧制度一样，革命也有其发生的缘由，并且有终止的缘由，以及它采取了在时人心目中的那种形式的缘由。但是，托克维尔试图说明，在人类意识与其社会存在的条件变得彼此和谐的过程中，尽管参与这部转换戏剧的不同角色各自有其特殊的目的，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转换为什么不是以辩证的方式，而是以剧变的方式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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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旧制度》是一部旨在保存守护之作。托克维尔的目的并非要让欧洲回到从前或者在现在止步，而是要使得民主的未来更为自由、更为人道。但是，这种更为人道的未来根本上是以贵族方式来构想的。在对柏克的一段著名评论中，托克维尔使这种目的得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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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想要一改政府的弊端，”［柏克］对法兰西说道：“但你们为什么要创造一种新的事物呢？为什么不回到你们的旧传统中去呢？”……柏克没有看到，正在他眼前发生的是一场革命，其目的恰恰是要废除那种“古代欧洲的共同法”，让时间之轮倒转是不可能的。［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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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对“整个的社会制度”产生了怀疑；就法国人民而言，它是一种尝试，尝试着“结束过去，就好像要割裂他们的生活，并且在他们迄今已成和渴望将成的一切事物之间造成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第vii页）。但关键之处在于，这种尝试没有实现，并且研究将表明，“尽管它可能很激进，大革命带来的变化远比一般想象的要小得多”（第20页）。与此同时，尝试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失败并不能解释成反对大革命的论据。托克维尔说道，因为，即便大革命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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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社会结构在任何地方仍然迟早会被粉碎。惟一不同的是，它不是如此残酷地突然崩溃，而是将一点点地破碎。在一种没有预警、没有过渡也没有悔意的猛然倾覆中，大革命实现了无论如何一定会发生——即使是以缓慢的速度发生的事情。［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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