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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历史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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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欧洲文明的戏剧而言，托克维尔相信，他正在经历第一幕或贵族制那幕的最后一场，而他在美国看到了正在拉开的第二幕或民主制那幕的一种可能后果。他的目的在于说明，这一幕如何可能在欧洲以喜剧结束，而不是一种悲剧结局。他研究美国民主的原意不仅仅是对下一个欧洲时代做出猜测性的描述，而是要帮助欧洲避免铁板一块式的民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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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托克维尔看到的那样，在他那个时代，欧洲文明是以一种割裂、分离的情形存在，也就是说，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是个庞然怪物；另一方面，欧洲在冲突的观念之间挣扎，无法做出选择，它自身的力量不能确定，对自身复兴的资源缺乏思考，优柔寡断、踌躇不前和缺少自信。在完成了对美国社会的诊断，以及预言美国即将堕落为一种暴民专制之后，托克维尔转而分析欧洲社会，想估计一下欧洲的千年传统哪些已经消逝了，哪些还活着，以便确定其未来的前景。他的《旧制度》是计划阐述大革命对欧洲社会影响的多卷本研究著作的第一部，它意在成为为贵族制文化理想辩护的著作。这部作品的策略与《美国的民主》中的一样，但其做法却多少有些不同。对美国民主的研究被当作解毒剂注入到了奥尔良派治下的法国的静态社会中，一方面，它平息了对民主的恐惧，另一方面冷却了不假思索投身民主的热情。它意在表明民主在何种程度上是欧洲历史中特有的，以此来缓和保守分子的恐惧，并且，同时也想通过揭示新大陆发展的那种纯粹民主具有的缺陷来缓和激进分子的热情。《旧制度》也有类似的双重目的。一方面，它表明民主人士自身珍视的革命传统本身为何就是一种贵族制社会的创造，并且，革命如何（反讽式地）恰好是它试图颠覆的这个社会制度的产物，由此而调和了民主人士的激情；然而，另一方面，它也（反讽式地）强调了新旧体制之间的连续性因素，尤其是在集权政府的成长中更是如此，这威胁到了革命者为之奋斗的自由的原则。托克维尔自始至终深信，历史的时钟不可能退回到以前的时刻，在他自己思想中，无论什么时候，使时光倒流的念头都是要根除的。但是，托克维尔冷静地评估了人们必须为平等主义付出的代价，并且，也意识到了人类文化在平等主义推动的社会进步中要受到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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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观点，保守主义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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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制度》导论中，托克维尔写道，他的著作意在“阐明在什么方面，［现在的社会制度］与在它之前的社会制度相似或不同；并且要确定，通过如此剧变，损失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第xi页）。因而，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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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从我们的祖先那里发现任何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但现在几乎绝迹的美德，如一种健康独立的精神、高远的抱负、自信、有理想，我都要将它们解救出来。同样地，只要我发现了任何罪恶的踪迹，在毁灭了旧秩序之后仍然对国家有影响，我就会着重强调它们；因为正是根据它们以前引起的罪恶，我们能够估量出它们至今可能带来的危害。［第xi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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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此再次可见，研究旧制度并非仅仅以实践一种历史重构作为其内在目的；它的意图在于，帮助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从一种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具有的毫无意义的愤怒中解救出来，同样也从一种毫无意义、不加批判的满足于它本身在现在取得的成就的心态中解救出来。这种观点明显是自由主义的，但语气却是保守主义的。语气虽然表面上客观公正，但实质内涵已经被调换了，它由一种对必然的悲剧式接受转变成一种对旧秩序的追随者反讽式的警告，让他们照看好自己的最大利益，并且做出相应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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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表现的革命既非某种不可逃避的元历史过程的产物，亦非一种针对未来的单一决定的可能性。相反，他强调，它是在自然和特定社会环境提供的可选择性事实中人类选择的产物。革命就像旧制度那样，是一个历史事件；它是一种有着特定外貌和生命形式的确定的过去，有可悲叹的恶行和可保存的美德。和旧制度一样，革命也有其发生的缘由，并且有终止的缘由，以及它采取了在时人心目中的那种形式的缘由。但是，托克维尔试图说明，在人类意识与其社会存在的条件变得彼此和谐的过程中，尽管参与这部转换戏剧的不同角色各自有其特殊的目的，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转换为什么不是以辩证的方式，而是以剧变的方式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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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旧制度》是一部旨在保存守护之作。托克维尔的目的并非要让欧洲回到从前或者在现在止步，而是要使得民主的未来更为自由、更为人道。但是，这种更为人道的未来根本上是以贵族方式来构想的。在对柏克的一段著名评论中，托克维尔使这种目的得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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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想要一改政府的弊端，”［柏克］对法兰西说道：“但你们为什么要创造一种新的事物呢？为什么不回到你们的旧传统中去呢？”……柏克没有看到，正在他眼前发生的是一场革命，其目的恰恰是要废除那种“古代欧洲的共同法”，让时间之轮倒转是不可能的。［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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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对“整个的社会制度”产生了怀疑；就法国人民而言，它是一种尝试，尝试着“结束过去，就好像要割裂他们的生活，并且在他们迄今已成和渴望将成的一切事物之间造成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第vii页）。但关键之处在于，这种尝试没有实现，并且研究将表明，“尽管它可能很激进，大革命带来的变化远比一般想象的要小得多”（第20页）。与此同时，尝试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失败并不能解释成反对大革命的论据。托克维尔说道，因为，即便大革命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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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社会结构在任何地方仍然迟早会被粉碎。惟一不同的是，它不是如此残酷地突然崩溃，而是将一点点地破碎。在一种没有预警、没有过渡也没有悔意的猛然倾覆中，大革命实现了无论如何一定会发生——即使是以缓慢的速度发生的事情。［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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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托克维尔而言，大革命作为历史中一种更高逻辑的显现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法国历史中尤其显著：“它是长时期酝酿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一个有着六代人断断续续参与其间的过程突然而剧烈的结束。”这样，托克维尔把大革命展现为旧制度中的“一种内在实在”，即一种“蓄势待发的存在”（同上）。大革命的领袖想要激进地与过去决裂，并且其敌人也相信会是这样，事实上，它远非如此，大革命实际上是“它如此急着要摧毁的社会秩序的自然结果”。这样想象后，大革命既非正，亦非邪，而本质上是一个历史事件，也就是说，是一种过去的产物、一种自我的呈现，以及任何关于欧洲的未来意向中的一种必然要素。这样，当大部分托克维尔的同时代人，如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开始达成一致，认为任何民众的放纵一律会造成邪恶效果，在大革命期间的放纵尤其如此，这时，托克维尔对大革命和民众都继续培养了一种现实主义的关注，这首先是因为它们存在（因而必须加以研究），其次是因为，它们对于一般的人、对于所有阶级的个体与创造出来服务于他们的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都有所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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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视野中的悲剧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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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中的主角是旧制度本身，它处于矛盾中，既有自己死气沉沉的过去，又意识到要想继续存在就必须改变。要说托克维尔实际上把旧制度人格化了，并且使之成了他的故事中的悲剧式英雄，这有点过分了，但是，就其困境而言，的确存在某种李尔王式的特质。托克维尔将君主政体及维系它的制度描述为陷入了一方面是由国家集权的逻辑，另一方面是由人类热切愿望的逻辑构成的进退两难之境。他显示出，旧制度如何尝试进行诸多改革以改善所有阶级不得不赖以生存的条件；但是，这制度对社会秩序的特殊部分又有矛盾的承诺，提议的这些改革一次次地与此相碰撞；并且，当一种既定的改革实施后，它仅仅是促进了对其他改革的要求，而并没有满足推行这项改革时想照顾的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在大革命前夕，法兰西交织着矛盾与谬论，就社会制度而言，它们在民众中促成了一种一致的敌对情绪，任何不能从整体上革新的尝试都无法减缓这种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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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国家，其中对财富和奢华的热爱日渐拓展；另一方面是政府，在不断煽动这种情绪，同时也令其受挫之时，政府正是通过这种致命的矛盾注定了它自身的厄运。［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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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写道，法兰西人民数百年来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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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根深蒂固的和不可控制的愿望，即彻底摧毁一切由中世纪留存下来的制度。在清除干净之后建立一个新社会，在其中，人们尽可能相同，并且地位尽可能平等，能够体谅个人之间先天的差异。另一种主要情绪是近来产生的，植根不深，它渴望不仅以平等的地位，也要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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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接近终结时，这两种情感都是相同的真实感受，并且看上去同样有效。当大革命开始后，它们彼此接触，联合成一种力量，相互加强，将民族的革命热情变成了烈火。［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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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表现的话，大革命便成了人类意识与社会制度相互冲突的产物；并且，就其最普遍的本质而言，它是在表述要在思想和情感与法律和政治制度之间重建和谐的一种合理尝试。它既不是纯粹精神的产物，亦非纯粹物质因素的产物；它也不是某种自主的和确定的超历史力量之显现。大革命的主要动机来自部分法国人的一种突然的感受，即他们理想中渴望的东西与过去两个世纪相当适合他们的社会制度不再和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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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写道，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意识与社会的分离是知识分子对旧制度进行批判的结果。他们乌托邦式的想象具有的效果便是使群众疏远了声称最适合他们的社会常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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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传统的和迷乱的、虽说不上混乱的社会制度边上，在人们的心灵中逐渐树立起一种假想的理想社会，就其最全面的意义而言，其中一切都是简单的、一致的、融贯的、公平的和合理的。正是这种对于完美国家的图景激发起群众的想象，并渐渐使他们与眼前的现实疏离了。他们厌恶身边的真实世界，迷恋梦想中的美好世界，并且，他们在精神上最终生活于作者们创造的理想世界中。［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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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乌托邦主义并没有多少理由。托克维尔认为，这并非因为旧制度还不是那么混乱（它确实是混乱），而是因为法国人民的客观处境在大革命之前的那些年中要比此后的数十年更好些。托克维尔写道：“比较的统计研究表明，紧接着大革命后的数十年中，国家的繁荣都不如大革命前二十年那样大踏步前进”（第174页）。这种处境的“矛盾”在于，真正增长的繁荣反映出了培育繁荣的旧制度的缺陷。这样，托克维尔用了一个特别的段落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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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伟大和力量只是其行政机构的产物，持这样的信念可以说至少是目光短浅的；无论这种机构多么完美，背后驱动它运作的动力才是真正重要的。我们只要看看英格兰，那里的宪政制度比现在法国的更为复杂、笨拙和古怪。然而，还有没有其他欧洲国家，其国家财力要比英国更强？私有制更广泛，其采取的形式多样却非常安全？个人的成功与稳定的社会体系又是如此完美地联合在一起？这并不是因为任何特殊法律具有的优点，而是使英国宪法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勃勃生机的精神。当政治实体的生命力具有这样的活力时，那些机构可能很少犯错。［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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